南通明清以来绘画概说—康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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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东南文化》 2000年05期
明末至清初的中国画坛,呈现了少有的纷繁复杂、多彩多姿的艺术格局,涌现了许多影响后来画坛的旷世奇才。比如河南的王铎,云南的普荷,山西有傅山、傅眉,江西则出了朱耷、罗枚,安徽有程邃、程正揆。尤其是徽州还以它丰厚的人文资源、山水资源,孕育了以弘仁、查士标为首的新安画派;以石涛、戴本孝、梅清、梅庚组成的“黄山画派”。在南京,“金陵八家”的重要人物龚贤、樊圻更以他们的笔墨惊动着画坛。就在这样的艺术氛中,生活在南通的顾聪、包壮行、冒襄、郜连等人也从容地叩响了画坛的大门。
冒襄在南通美术史上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所具有的“明末四公子”、“复社中坚”这样有着全国性影响的显赫名声,还由于他曾有不少作品行世,有些作品还不是画给一般人的,冒襄于27岁那年就曾为同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作《茅亭秋思图》。清朝顺治五年,又有《秋兴诗意图》问世。
斗转星移,冒襄的绘画今已罕见,有的恐怕已经流入异邦,比如刚才提到的《秋兴诗意图》就赫然印在日本版《支那名画集》上。我们虽有幸为冒襄的家乡人,也只能从韩芡为冒襄所作墓志上去了解冒襄绘画的本来面目:“先生十岁能赋诗,书法特妙。间作山水、花卉。书卷之气盎然”。看来冒襄的绘画也没脱出文人画的规范,是那种薄、抑、孤、骚、清、冷、疏、峻的逸品画。
冒襄对南通画坛的一大贡献,还在于因为他的活动与声望而使得南通与外界的交流多了起来,多交流的结果是使书画、印章藏品的增多成为现实,有了书画印章藏品,才有可能启迪后学。在没有照相影印术的当时,能形成上述那样的“良性循环”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如果说自冒襄以前,就有人曾就南通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作过努力,那么,这样的努力和冒襄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与联系相比,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随便举出几位就足以让人瞪目,如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萧云从、恽寿平、程邃、戴本孝等,俱是第一流的画家。至于同名流雅士的交往,也可开一长串名单:倪元璐、宋荦、周亮工、钱谦益、张潮、陈维崧、孔尚任、方以智等等,都是一流书家、作家、诗人、收藏家。
与冒襄差不多时间活跃于南通的文人画家还有保甸、黄希宪、郜连、戴慎、王永先、黄经、许容,前二人与顾聪的艺术经历为会稽(今绍兴)人徐沁所著《明画录》所著述,在南通仅录此三人,后二人中,一方面为著名的“东皋印派”创始人,另一方面又都擅长绘画,山水、蕉、竹都画得萧散、雅逸,黄经的书画还深得名士周亮工的赞许,称为“兼神逸二妙”。
满清贵族挥师南下,定鼎北京后,为巩固其统治,笼络人心,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是礼葬明朝崇祯皇帝,迁明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另一方面,又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开科取士。
天下太平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贾而好儒的徽款商人称雄扬州,在取得扬州的市场份额后,又以扬州为中心向外辐射。如皋–白蒲–通州成为他们经营东南一线的必然选择。而南通在清雍正二年以前,还是扬州府辖下的一个散州,于扬州的联系当是千丝万缕的,“通州风土与扬州并盛”(《州乘一览》)。南来北往、东来西去,南通的经济环境日渐起色,南通的文化气息也日趋浓郁。与知名人士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lfy历史上的很多情节,就象戏曲和小说中的开场一样,紧锣密鼓,铺垫再三是为了让幕后的人物登场。终于,一位在南通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出场了,他就是被美术史家列入“扬州八怪”之一的大画家李方膺。
李方膺是位比较多能的画家。花鸟、走兽、游鱼、人物到了他的笔下,都能饶有生意。但他画的最多、着力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梅花。今藏于南通博物苑的李方膺的《墨梅图卷》堪为水墨写意梅花的经典之作。此作在大的结构上充分调动开、合、藏、露等艺术手法,使得画面起伏跌宕,老干新枝纷披。中锋侧锋互用,下笔迅捷挺健,纵横不拘。整个画面充满了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真挚之情。这幅在南京“借园”画的“墨梅图卷”,是李方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画的众多不朽作品中的一幅,可谁也没料到,这竟是李方膺在生命最后岁月呕心呱血的结晶。一年之后李方膺就因病不幸去世。
还有许多优秀的画家诸如郑松、郑慧父子,李泰、李升兄弟,姜任修、姜藜寿、姜利川、保秩南、保万卷、保学灏等人,因限于篇幅故不能一一介绍。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南通画坛,人才迭出,作品迭出。画家们虽然在把握总体文化的能力上略逊于前朝的先贤,但在具体处理画面、营造气氛,乃至造型能力方面都超过了前代,也一直领先于之后的嘉庆–光绪诸朝的画家们。
还有许多一专多能的南通画家于康乾盛世一显身手。画兰竹名家有汤密、周拨、姜宜师生三人。现今南通的字画收藏爱好者,都以拥有汤密、周拨画的兰竹为荣。画荷名家有李敩漠,时人称为“李荷花”。日本人特别喜爱他画的荷花。保逢泰长于画蝴蝶,黄彤章善于画云龙。侯加相专攻画鱼,黄松轩善于写花卉。画牛名家有范墨湖,画马名家有沙声远,陈鹄的画以蔬果见长、偶画山水,也颇有古意。
嘉庆朝励精图治,国运颇盛。然与此相悖,当时的画坛,再也没了康、雍、干时的高度,整体水平呈下滑之势,幸而有赖戴熙、钱杜、张夕庵、汤贻汾的出现,才在有限的范围内滞缓了江河日下的颓势。
在南通,也幸而有了“三钱”,才使彼时的画坛有了可资谈论的话题。“三钱”为钱球、钱莹、钱恕,前二人是兄弟,钱恕是钱球的儿子。
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张謇推行地方自治,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翰墨林书局”等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事业。南通与外界的距离正在不断缩小,并第一次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融会了四面八方的清风,而这八面来风中,又以黄浦江的来风为甚,在画坛尤为如此。
当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及十里洋场以来,寓居上海的画家们就在为使自己的画风既适应商家、买家的口味,又不失中国画传统意蕴的方面作过努力,如果说任伯年的艺术活动为“海派”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话,那么吴昌硕的出现则为“海派”的艺术活动落下一个重重的惊叹号,与上海相距不远的南通画家对吴昌硕一派的艺术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吴昌硕笔力扛鼎,曾让他的教师任伯年也为之吃惊,在得到任伯年的帮助指教后,吴昌硕的天才与勤奋终获正果。
吴昌硕在南通的弟子也身手不凡,这些弟子中,又以李苦李、王个簃为突出,而在光大吴派门庭,奖掖后学方面,则以李苦李的作用更为重要。
据王个簃先生回忆:“苦李先生与吴昌硕先生的交往,要比别人更深一层。昌硕先生八十岁上丧妻,他把画给妻子施季仙的一幅画终日挂在墙上。后来,昌硕先生见苦李先生十分喜爱这幅画,就拿了下来赠予苦李先生。由此可见这师生之间的交往多么深,情谊多么长。”
李苦李善于画松柏,笔意态纵,自然、不假装饰。他画的蔬果也很有特点,并不完全象吴昌硕,而有自己的风格。可惜他只活了52岁,否则,他的成就是难以预料的。
王个簃先生在承传吴派艺术的道路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初学时甚至到了破釜沉舟、断了退路的境地。
为了能跟吴昌硕先生学画,他辞去了有稳定收入的小学教师职务,在上海靠借债度日,达五、六年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吴昌硕想为孙子吴志源找家庭教师时,幸运的天平倾向了王个簃,王个簃因此进了吴家,得以每日陪伴在吴昌硕先生身边,从此画艺大进,深得吴昌硕先生器重,有时还让他代笔做诗、作画。
与吴昌硕老辣、浑朴、古艳的画风相比,王个簃先生的画风更趋于隽秀、清润、明丽,晚年之作则随心所欲,颇具返朴归真之态。
在王个簃先生的早期作品里有一幅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素材的画,上款题:“曙亭老弟督画。”这里提的“曙亭”就是字曙亭,名叫陈陶,被朝鲜学者金沧江称为才子的陈曙亭。
陈曙亭轻于得失、淡泊名利,是位具有良好心态的画家。陈曙亭临终前遗嘱,不开个人画展,不发表作品,遇有喜欢他作品的人,可送两幅画作为纪念。
还有一位深受吴派画风感染的葛竹溪先生。葛竹溪,字懋修,南通陆洪闸人,是王个簃先生的同事画友,并曾任南通城北高等小学副校长。
葛竹溪的画,用笔劲挺、爽利,设色鲜丽可人。南通文物商店曾藏有他的水墨芭蕉,异常文秀清雅。南通博物苑也藏有他的作品。
在山水画方面,刘声怀、戴谷荪、顾永惍堪为代表人物。三人当中,又以顾永惍较为突出。
顾永惍是个早熟的画家,笔墨流畅、湿润,如行云流水。但略失之柔弱、不够刚猛,不到40岁即早逝,甚为可惜。
“五四”运动之后,西风东渐、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深入人心,各地兴办的学校中大都设有美术专业。南通学子纷纷外出求学。为数不少,如陈琦就学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与吕凤子、姜丹书同学。赵丹、顾永惍、史白(施春瘦)、黄幼松及现还健在的尤无曲等人皆求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惊百就学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史白和徐惊百还加入了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南通木刻艺术爱好者走上革命道路。
史白、徐惊百不仅搞木刻还都擅油画,他们和一些现已佚名的画家一道,让“油画”这一新名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艺术上的多元化,使绘画事业得到繁荣,并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通历代画家们聪慧、勤奋。今天,无论是在古代绘画艺术拍卖会上,还是在南通历代绘画陈列室内,在他们作品前留连观赏的人群,就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最好承认与褒奖。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在向人们昭示,什么才是真正的不朽。

(按:本文作者康戎,1957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东。现为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南通市美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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