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普通话最丰富的源泉—石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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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汝杰,男,1947年生。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大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课程指导教授。

方言是普通话最丰富的源泉

苏周刊:方言与我们现在推广的普通话是怎样的关系?

石汝杰:现代方言学一般把汉语方言分为7个大区,按使用人口排列,最大的方言区是北方话(又叫官话,所占区域也最大),其次就是吴方言区(一般叫吴语)。其余几个分别是: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等。

从历史来看,普通话本来就是经过许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长期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反复议论、甚至导致大闹会场的话题之一,就是“决定”汉字的读音。当时的做法是,每省一票,对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一字一字地表决!现在,有学术界长期深入的研究,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汉语的规范化,普通话的推广,都有很大进步。

应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一个“标准语”,并有适当的规范,是好事,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语言自身的发展的。

苏周刊:语言学上所讲的“官话”与普通话的基础都是北方话,它们之间似应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石汝杰:是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和历史上的官话之间有继承的关系,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应该说,官话就是普通话的前身,它们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由各种方言接触、融合而成的。其基本目的也一样,都是为了方便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不同的是,官话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一定的语言“规范”(如发音、用词以至语法的规则),肯定带有明显的各地方言的特色,所以有称为“蓝青官话”的。而普通话则拥有官方规定的“标准语”的特殊地位,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对它进行人为的“规范化”工作,并公布了种种带强制性的语言法规。现在,方言学上,把北方方言又叫“官话”。

苏周刊:普通话的推广,有利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保护地方方言的口号,你怎么看?

石汝杰:普通话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语言没有成熟的标准语、没有成熟的书面语,是不能算发达的语言的。前面已经说过,普通话是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并丰富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就是书面的语言。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更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其中包括采用方言里的有用成分),以便更好地、更精细地反映现实生活,满足记录和表达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内容的要求。

大家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热爱自己的方言。但是,也有义务来共同丰富普通话,那是不可缺少的。借口要规范化而否定方言是不可取的,但是单纯地批评普通话不够细腻,无法表达你的所有情感,也是过于武断。所以,在主张保护方言的同时,也要大力鼓吹学好普通话,教好普通话。这不是空话,要付诸行动。

完好的方言体系就是一部活历史

苏周刊:作为交流的工具,方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

石汝杰:在方言泛滥、教育落后的时代,有必要强调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但是事情往往过犹不及。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对于方言,就往往采取极端的态度,不但不说保护方言,反而视为“祸害”,千方百计地排斥,企图消灭之。这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其“副作用”(应该说并非其本意)是,全面地否认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大革命”则走到了其极致。

推广普通话,无可置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结果,就是把方言置于对立面的位置,否定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们知道,方言保存了各地的历史、戏曲、民俗等各种文化要素,语言和这些要素是无法分割开来的。各地方言是真正的口语,能全面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如果这些真的口语消灭了,普通话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普通话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成了空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方言被消灭了,地方文化也就肯定会随之消失,这是毫无疑义的。

苏周刊:许多学者和专家也表示,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摒弃方言,除了方言给普通话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外,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石汝杰:方言是地方文化的第一载体,是地方文化、地方风俗的直接、细致的记录。很多民俗习惯,都有特殊的方言词语来表示,保留完好的方言体系便是一部活的历史。如清人顾禄的《清嘉录》是记录吴地风俗的专著,其中有好些方言词语,如“木犀蒸”指秋季桂花开放时的燠热天气,“请客风”指农历二月八日前后必有的风雨,反映了本地气候的特征。“烧十庙香”(“年初皆往烧香,必经历十庙而止”)、“烧松盆”(除夕“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呈井字形齐屋,举火焚之,烟焰烛天,烂如霞布”)则记录了当时的民俗和迷信活动。

很多民间曲艺,也是借助于方言产生和发展的。一些著名的艺术形式,现在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危险境地。著名的评弹理论家周良先生担忧苏州评弹会消亡,但是我觉得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其艺术语言和现在的苏州方言基本相同,还拥有大量的忠实听众。一些著名的曲目,如《珍珠塔》、《玉蜻蜓》等,即使是反复演出,照样能引人入胜百听不厌。而如昆曲那样典雅细腻,曲调婉转的剧种,却听众寥寥。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音乐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冲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语言和现代的方言口语差别太大,以至于听众无法理解。如果我们能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注意给方言留下适当的空间,这些值得保留的地方戏曲的生存,还不至于出现危机。

比方说,巴米扬大佛被炸了,不可能再“原样恢复”,新造的就是伪古董,但是多少还能让人看到“原貌”。但是,语言(包括方言)呢?毁了就毁了,再也不可能恢复了。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在做好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同时保护方言,不要让汉语的宝库轻易地“瓦斯爆炸”,发生“矿难”。

苏周刊:苏州方言的语言宝库里就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比如歌谣、俗语、谚语等,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同时它也是吴地人民智慧的结晶。

石汝杰:是的,以“山歌”为例,虽然苏州地区山不多,也不高,但是民众把劳动、生活中的歌谣叫做“山歌”。现存最古的是南朝民歌,其中产生于吴地的叫做“吴声歌曲”,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但是和后世的吴歌很不相同。从冯梦龙编的《山歌》开始,真正记录了近代吴歌的实态。从民国初年顾颉刚编的《吴歌甲集》和王翼之编的《吴歌乙集》等到当代学者和研究员现代收集到的各种民歌、儿歌,这些都是吴语的珍宝。如下面是最著名的一首,把等待爱人的焦急心情写到了极致:

约郎约到月上时,冉阝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得早,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山歌卷一月上)

学校要重视“双语”教学

苏周刊:从你多年来对方言的研究来看,目前我国包括苏州在内的各地方言的生存状况如何?

石汝杰:方言不但是地方文化的负载者,更是汉语历史的活化石,是语言的宝库。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大中城市,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许多年轻人,包括中小学生,却不会熟练地说自己的方言了,比如我的家乡苏州,许多土生土长的苏州年轻人,都不太会说地道的苏州话了。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应该要求学生同时把普通话和方言都学习好,而且分清两者的异同,不要学成“洋泾浜”的汉语。现在我们常见到学生说着混杂的话(大多是说方言时混着普通话,或者说普通话时夹杂着方言),这是最可怕的,就像我们在国外常见到的那些满嘴夹杂着洋文的中国人一样(他们说的可是“汉语”!)。可以说,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真的就没有母语了。

苏周刊:世界各国对方言研究的状况如何?

石汝杰:俄罗斯研究外国语言很厉害,世界上各国的语言都有人研究,我记得我读书时期,就知道他们编了一套外国语言研究丛书,研究了全世界100多种语言。中国没有人做过这种工作。

在日本,研究汉语方言的人也有,总数不多,我认识的大概十几二十个,但是他们可以吃饭,能生存。他们在大学里边教汉语,边研究中国的方言。我们国内的英语老师就没有这个条件去研究英国的方言。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有没有人做这种“闲事”也是一个标志。

5月份我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清代和民国汉语文献资料研究”会议,大概有20多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日本人,四分之一是韩国人,与会的中国学者很少,他们的研究方向基本是汉语,但是还有人又懂满文、蒙语言等其它语言,日本人很厉害,就有年轻人在做“满语里的汉语材料”这样的研究,在中国都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

苏周刊:中国有没有人研究外国的方言?

石汝杰:不敢说没有,但我不知道有没有。

苏周刊:目前,你在研究什么课题?

石汝杰:日本很重视方言的科学研究,政府和各个大学等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经费。目前我做的课题是关于无锡、常熟、苏州这一地域的方言研究,这么小的距离三地之间各只有几十公里,而且没有大江大山的阻隔,但三地的方言却很不相同,这样的特征是在哪里变化的,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主要从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考察,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这属于方言地理学的范畴,今年秋季在北京有个学术会议,我准备在那里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苏周刊:怎么样保护我们的方言?

石汝杰:一是要加强对方言的研究、记录,另一方面,我们在重视普通话的推广,特别是发音标准、用词准确、语法无误的普通话(现在这些做得还很不够)的同时,也要培养孩子们具有普通话和方言“双语”能力,这比学一些英语更为重要。

这样做,比以后呼吁“抢救”更实际,更有效。小孩的学习能力比我们想像的强得多,你不让他学,他就不会,这个能力他就不具备了,你让他学,两个语言他都能掌握,这是不矛盾的。

在日本,设置了国语研究所,做一些规范的工作,比如规定哪些汉字可以用在日语里,对于他们来说,汉字非常难。一个笑话:一个日本人看到我的书,惊叹地说“你的学问真好”!他的根据就是我的书里全是汉字!我觉得日本教育的失败在哪里呢?他们把看起来对小孩很困难的东西都免了,小孩就不会。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位学生,日本的大学生,他不敢去兼职送外卖,原因是不会算账找零,比如一个匹萨饼1280日元,人家给了2000日元,他就不会算了。原因就是日本很多年来实行“轻松教育”,课本薄了,上课少了,甚至许多日本的大学生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现在日本人醒了,从去年开始增加课时了。

所以,不要低估孩子的学习能力,“双语”教育应在学校里试行推广。

苏周刊:保护方言,你有何建议?

石汝杰:首先要改变说方言是不好的、只有说普通话才是好的这种观念。我建议,作为定例,在公共场合(尤其是有外地人时)要说普通话,而且要尽量说得合乎标准;作为学校教学的一环,无疑也要重视普通话的教授。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正确了解方言的重要性,而不是轻易地放弃、排斥,更不能用贬低方言的方式来强调学习普通话的重要。

我还要呼吁,在各地的中小学里,要适当地开设本地方言的课程。当然,我不是主张要开成语言专业的方言理论课,可以把这一部分作为乡土教材的内容,介绍方言的特点和优点,说明方言和普通话的分歧(这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普通话),教授正确使用方言的方法,并介绍本地的方言文化和风俗等。

但是,我不赞成提方言的“规范化”(即使是统一用字),因为这是极其困难的,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我这么多年接触种种吴语的文献,各种写法洋洋洒洒,应有尽有,基本原因是历来没有人企图建立一种方言的“共同书面语”。在当今的时代,方言的书面语是不必要的,也无法真正“升格”,进入实用阶段。

节选自:石汝杰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第一载体》,全文刊于《苏州日报》2010年7月9日c01-c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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