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国良与《南通方言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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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通州区老干部局网站 , 作者:施玉平,刊登时间:08-02-28

近日,由通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陶国良编写的《南通方言词典》隆重发行,标志着江苏南通历史上第一部方言词典的诞生。
《南通方言词典》是南通的一本小百科全书。南通的人文景观、历史沿革、生产生活和民风民俗,在词目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是南通人的一部语言工具书。南通人学习普通话及外地人要弄懂南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对应的条目和解释;它将南通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语言“活化石”,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作者陶国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整整奋斗了5年。
主动请缨担重任
1942年11月 18日,陶国良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农村一个农民家里。从小受到家乡民风民俗熏陶的他,铸就了朴实善良、坚毅执著的品格。1963年,陶国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于语言专业。大学生活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南通从事行政工作,历任公社管委会主任、区委书记、通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这些工作与所学的挚爱专业大相径庭,今天回忆起来,他仍有些遗憾。
据考证,隋朝以前,南通一带在黄海中逐渐成洲,称胡逗洲。唐代时,胡逗洲与陆地逐渐连接,先民们从四面八方流入,以开荒种地、烧盐织布、打猎捕鱼为生。南通人用无数双力量遒劲之手,在创造经济建设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南通话。南通话音韵多变,词汇丰富,是江苏省乃至全国方言中最为复杂的方言之一。上个世纪初,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了将南通话词汇记录下来,专门请自己的私塾老师孙锦标花费6年多时间,编写了《南通方言疏证》一书,开创了南通人研究自己母语的先河。事过百年后,经方言界专家重新审视,认为《南通方言疏证》虽对部分南通话词汇作了记录和诠释,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没有用国际音标注音,所收词汇的领域还不够宽,这些都影响了对南通话的深入研究。
1989年,热衷于南通方言研究的南通市语言学会会长陆文蔚教授举办方言培训班,专门邀请时任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鲍明炜、国家语委副主任王均等专家来南通讲学,传授方言基础知识。陶国良作为18个有志于研究南通方言的人员之一,参加了学习,并参与完成了《南通地区方言研究》的部分编写任务。通过学习和编写实践,陶国良提高了研究和编写方言辞书的能力。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部署编写全国部分地级市方言词典。至 2002年,全国首批方言词典已有42个地级市编写完毕。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扬州、徐州4市,也早在1998年前就完成了编写任务。陶国良为南通没有能列入编写范围而感到遗憾。他深知,南通是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次方言区通泰方言片中最东端的一个方言点。处在北方方言与吴方言交会处的南通方言,在方言学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陶国良萌生了自己来写南通方言词典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学过方言专业,曾参与过编写方言的实践,又懂南通方言极其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是写好方言的有利条件,只要努力,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2001年3月,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陶国良带着论文很幸运地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大会主持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方言大师许宝华先生专门到住地看望了几位与会的南通老乡。陶国良乘机说出了想编写南通方言词典的想法,许先生听后非常欣赏。许先生回到上海后立即给陶国良寄来了自己编纂的《上海方言词典》,并打电话勉励他要广泛调查、深入研究,早日写出一部质量高、词目全、能体现南通特色的方言词典。许先生真心的支持,给了陶国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撰写一个地区的方言,属于当地政府的行为。2002年初,时任通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陶国良即将退休。决心已定的他先后找到南通市政协和南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详尽汇报了退休后无偿收集、整理南通方言词汇的想法,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赏。陶国良更坚定了编写好南通方言词典的信心。
历经艰辛结硕果
写词典难,写方言词典更难!这是撰写过方言词典的专家们常常发出的一番感慨。
南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具有南通个性特点的方言词汇比比皆是。要将收集到的具有南通特色的词汇和短语,经过用国际音标注音、用普通话解释、用南通话举例3道工序,形成一个词目,再把一个个词目按照音序组合起来,对于一些生僻字、疑难字,还要从其他辞书中找到出处。可想而知,编写任务是多么的繁重和艰巨!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2002年8月,陶国良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编写南通方言词典的艰辛之路。
收集与普通话所不同的南通话中的词汇和短语,是陶国良迈出的第一步。南通市区及周边几个镇,是方言调查的主要地区。几年来,他一趟趟从30公里以外的通州来到南通,跑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深入工厂、学校和世居市区的市民家中听话记音,收集到大量南通方言词汇和短语。如:在背后挑拨,说别人坏话的“戳壁脚”;比喻办事有胆略、有策略的人为“恶脚色”;形容下雨时气候潮湿或不干净的“落雨搭煞”等。殊不知,这些原汁原味的南通话,已经在民间流传一千多年了。
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陶国良经常到农贸市尝菜馆饭店、田间地头、寺庙道观,甚至吵架闹事人多话杂的地方,注意捕捉任何有价值的方言信息。2003年的正月初一,陶国良来到有大量游人的南通狼山风景区,簇拥着人群漫游。这时,一个年长的老者望着眼前人山人海的人流,情不自禁地对身旁的人说:“今朝到狼山戏的人野埃”陶国良听后一振:这个“野”字是指特别多的意思,不正是纯正的南通方言吗,于是,他迅速地把它记录下来。2004年深秋的一天,陶国良在南通市城郊的农村收集方言。烈日下,看到一个老农正在收获黄豆,就上前攀谈起来:“老人家,天气这么热,你要注意休息呀。”老农回答:“大热的天,要是不及时收起来,黄豆要‘笑’在田里的。”这个“笑”不是人张开嘴巴的笑,而是豆荚裂开的意思。正是南通词汇中特有的义项。于是,他赶紧收其囊中。
陶国良在收集南通方言中,全身心地投入,有时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2003年5月的一天,他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转悠,当他听到一对老人交谈中,说了一句没有听过的南通方言时,他就立即下车,掏出笔记本作记录,以致差点儿被后面急驰而来的汽车撞倒。陶国良的举动,有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误解。一次,在南通乘车返回通州的1个多小时旅途中,陶国良手里拿着笔和纸,始终专心致志地听话记音,嘴里还叨念着词汇的声韵调的发音方法。站在他身旁的旅客小声议论起来:这个人写的和画的看不懂,行为很反常,精神上可能有问题呀。每当发生这些误解,陶国良心里不免有几分委屈。
陶国良深知,要把流传在民间的方言词汇尽可能地挖掘出来,除了自身收集外,还必须借助外力。于是,他利用在职时从事工作多、接触面广的优势,经常邀请老同学、老朋友座谈,让他们提供有鲜明个性的南通话。通过这种形式,陶国良不仅掌握了大量比较生疏、不太流行的方言,如指处于末端、属于最小一个的“落地巴巴”,到别人家去、吃了闭门羹的“摸门搭子”;还掌握了现代新形成的方言,如指机器加工大米叫“机稻”或“机米”等。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陶国良的精心整理、鉴别,使南通方言词典得到了充实。
2002年8月至2004年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陶国良调查收录的南通方言资料,满满地记了50余个本子,并制作了两万多张卡片。与此同时,在词目用字、注音、释义和举例方面,严格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规范进行编写,力求做到科学准确。为了理清词目的古今演变、词性变化,陶国良反复查阅了《南通方言疏证》,以及大量反映南通历史、文化、民俗民风的小说、传记等资料,弄清楚了一些特殊词目的来源、演变和用字、表意等情况。他还数次奔波于上海、南京、扬州等地,虚心请教、求取真谛。早年的老师、方言界的专家,以及有些在南通工作过的同志,都给予无私帮助,这让陶国良受益匪浅。
功夫不负有心人。陶国良历尽五年艰辛,在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语言资料中推敲斟酌,含英咀华,撰写出了录有1.1万多条词目、66万字的《南通方言词典》。南通人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陶国良在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始终爱岗敬业,勤奋努力,曾10余次受到表彰和奖励。陶国良用心编写《南通方言词典》的举动,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几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直默默地承担起所有家务,让他安心工作。陶国良的女儿、女婿自觉地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父亲把收集来的资料录入电脑。他80 多岁高龄的老母,常常带病坐在堆满资料的书桌旁,欣慰地看着儿子伏案写作。陶国良曾动情地说:《南通方言词典》的问世,也有我母亲、妻子及孩子们的奉献和功劳。
《南通方言词典》付梓问世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赞誉。许多专家也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南通方言词典》在音序排列、词目设置、国际音标注音、普通话解释、常用字举例等方面,都很规范;在首推简化字、收录生僻字、方言俗字、例句中使用本地俗语方面,很有创新。因此,《南通方言词典》可以算得上一部质量高、容量大的规范词典。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陶国良没有陶醉。因为他知道,收集、整理南通方言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自己要在充实和完善《南通方言词典》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殷切地期盼着他有更多、更新、更好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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