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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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生纱厂民歌中的工人生活

穆 烜

  解放前大生纱厂的民歌,是民间文学的瑰丽花朵,曾经怒放于江海之滨。随着年月的推移,它凝聚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小小宝库,蕴藏在老工人的记忆中。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掘,经过长期努力,那些曾经在口头流传,而后来日趋湮灭的工人歌谣,终于有一大批被搜集起来,到现在,共得一百二十三首。
大生纱厂是我国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人张謇是清朝末年的状元。这个企业包括四个厂,大生一厂在南通市唐闸,建成于一八九八年,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有六千多工人;大生二厂在启东县久隆镇附近,建成于一九○七年,已于一九三五年倒闭;大生三厂在海门县三厂镇,建成于一九二一年,大生副厂在南通市南郊,建成于一九二四年。在旧社会,大生纱厂的工人同全国的工人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解放后,一厂,副厂、三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即现在的南通第一、第二、第三棉纺织厂。
南通、海门、启东紧相毗连,位于东滨黄海,南临长江的一片平原,这里是盛产棉花的地区。南通人讲的是一种外地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南通话。海门、启东人讲的是海门话,源自江南,属于吴语系。江海平原上的农民喜欢唱山歌,特别是讲吴语的海门、启东人,显然保存着唱吴歌的传统。解放后,在传统山歌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海门山歌剧。大生四个厂,就分布在这片富于民歌养分的土地上,厂址四周都是广阔的农村。
历来闭塞落后的乡野,有了工厂这个新事物,大批喜欢唱山歌的农民——大部分是妇女——变成了工人,她们把歌声带进了工厂。但是工厂生活与农村迥然不同。农村中流行的反映农民生活和田园风光的传统歌谣,同工厂这新的环境是不适应、不协调的。成了产业工人的农村妇女,她们对新的生活有新的感受。新的阶级地位使她们遭受了新的痛苦。这样,她们就有必要创作新的歌谣,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传统的山歌同现实的工人生活,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工厂民歌。
这些民歌采用了传统的形式,内容同形式结合得很自然,大部分能唱。其曲调,除了当地的山歌调,还采用流行的小调,如泗洲调、四季调、孟姜女调、无锡景,十杯茶、十二月探妹、十二月花名等。在二厂、三厂,把民歌统名为山歌;在一厂、副厂,称之为谣谣儿。
一厂的老工人说,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很兴唱谣谣儿。那时工人从家到厂,一般要步行几里至十几里。夜间上班,一路唱谣谣儿可以壮胆,往往唱成一条声。劳动时也唱,可以借此稍去疲劳。唱得最盛的是摇纱间,因为那里青年女工最多。三厂的老工人张来民、黄秀兰等说,她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农村不象现在有电影看,过年过节,夏天乘凉,就唱山歌“寻快活”。后来进了厂,清早拎着小饭篮上工,就哼哼唱唱。做夜班的时候,工头睡觉去了,小姑娘们便轮换休息,高一声、低一声地唱起山歌来,解解厌气。三厂民歌中有“小妹山歌顺口溜,口口声声兴自由”,“捻根纱来起个头,小妹山歌呒尽头”等句,反映了当年唱山歌的风气。
在劳动中产生的这些纱厂民歌,反映生活既广泛又深刻,抒发感情既强烈又深沉,形式多样,表现手法很高明,有的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般的传统民歌,往往是在长期的、广泛的口头传播中,不断地进行修改、磨炼而提高质量的。大生纱厂民歌流传的范围并不广(限于四个厂),时间并不长(几十年),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特别是在三厂一个厂里搜集到近百首民歌是很难得的,这是由于纱厂民歌有农村的传统民歌为基础,与生活结合得很密切,而歌手又比较集中的缘故。二厂的创办早于三厂,而且与三厂同处于盛行山歌的吴语地区,想必原来民歌蕴藏也很丰富,只是由于工厂早已闭歇,工人星散,搜集也就困难了。
这批民歌生动地反映了那些农村妇女成为工人之后,思想上、感情上的变化,和逐步觉醒、成长的过程;反映了工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的各个侧面,包括她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大生纱厂从开办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包括阶级斗争以至民族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工人群众以歌谣来倾吐自己的感情,以歌谣来控诉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罪行,以歌谣来对敌人进行斗争。歌谣记下了那些年代生活的变迁和工人的遭遇。歌谣告诉我们,老一辈的工人经历过多么痛苦的生活,进行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歌谣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胸襟,把前辈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传了下来。而歌谣本身也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它是民间文学,是艺术作品,同时也是社会史资料。它不仅有教育价值和欣赏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青年来说,则是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可以从中了解老一辈是怎样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大生纱厂民歌有如一部诗的工厂史。

张状元,造纱厂;
脱根人,来做厂。

上面这首短谣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张謇这个状元,不去做封建王朝的官,却热中于办厂,成了有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厂里来做工的,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把土地看作是根,所以自称“脱根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些农村妇女来到工厂之后,就用民歌来描绘和歌唱新的生活环境。一厂、二厂、三厂、副厂都各有一首民歌反映工厂生活的全貌:一厂是《十杯茶》,二厂是《十二月花名》,三厂是《十二月探妹》,副厂是《做工的姑娘》。这四首民歌,把从早到晚,从上工到放工,从春夏到秋冬的工厂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例如描写厂门口的情景:“陈头儿站在大门口,毛竹板子拿在手,不准闲人走。”这正是大生纱厂早期衙门化的封建色彩。“外国楼上机器灯,点起灯来不用人。”这是工人对厂房和电灯的新奇感。又形容厂里的气派:“四面玻璃门呀,好象北京城!”形容汽车是:“造条汽车路呀,两盏电灯火!”这些,反映了初进厂的工人对这个生活环境的新鲜印象,好比是工厂风俗画。
新鲜的感觉很快过去,痛苦接着而来。这痛苦在民歌中概括成三句语,就是:“吃饭当猪,做工当牛,走路当贼。”而具体诉说痛苦生活的歌谣,那就多了。那时工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所以是“六进六出,起早摸黑”,“早上上工看不到路,晚上放工分不清树”;“右手拗只小饭蓝,左手拎只洋油盏,上工放工提心又吊胆”。
在厂里是“腌荠冷饭汤淘淘,三扒两咽肚里倒”;“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而回到家里,又是“一家老小喝薄粥,眼睛一眨,眼泪簌簌落”。她们每天在愁衣愁食:“有柴有米也罢了,呒柴呒米怎得了”,“吃勿饱,饿勿煞,一日勿做呒办法”;“桃花朵朵满树红,青黄勿接肚里空,格个世界黑洞洞,勒一把裤带去上工”。
劳动是十分紧张的,三厂工人编了只《十二条弄堂》:“头条弄堂暗沉沉,小妹跨进弄堂门,绞煞细纱结勿清,就象踏进地狱门。”这是多么沉重的劳动!真是:“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可是,对于一户农民来说,每月固定的现金收入,毕竟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怎么苦,还是要去做工。年轻的姑娘,有家庭的压力:“我要停工爷娘骂,手拿淘箩呒米淘,脚踏灶前呒柴烧……眼泪汪汪厂里跑。”
已婚的妇女呢,她们还有繁重的家务牵累,起早上工,匆忙之中,还要安排好孩子,“啵罗响,要进厂,小官哭吵拉住娘。心肝宝贝勿要哭,厂里转来买块糖。”放工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等待着她:“日里忙做工,夜里赶缝穷,剪剪贴贴,补补缝缝,手忙脚乱,一点勿落空。”
连续十二个小时夜班的劳累,使挡车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做长日班、又在厂里有宿舍的男机工:“日班工人顶笃定,七点钟来才上班,日落西山早放工”;“八月里探妹桂花香,炉子间西面造工房;造拨啥人住呀?造拨加油郎”。由于机工都有一定的技术,有的来自上海,因此厂方不得不给他们略高于挡车女工的待遇。女工们“要想机匠油味道,要想厨师滋味好,要想先生生活好,妹子做工想勿到”。这些只能是幻想。在无可奈何之际,她们也流露出对土地的眷恋:“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
青年女工的怨恨心情,在一首《小妹洗海青》的山歌里,表达得最为动人。

水仙娘娘真开心,
自由自在游世景,
小妹河边洗海青,
眼圈红来泪盈盈。

勿是小妹眼泪多,
自家想想真苦命,
衣裳褴褛工头骂,
先生眼里象只钉。

小妹屋里人口多,
姊妹兄弟一大群,
一家勿得知一家苦,
呒钱人怎比有钱人。

轻轻搓来慢慢洗,
做件海青几年新,
思量思量呒办法,
口唱山歌散散心。

这首山歌以一种叫做水仙娘娘的水虫为兴,描写一位忙工的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时,看到水仙娘娘在水面上自由游动,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姑娘被束缚在机器旁的苦痛,同水虫的“自由自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姑娘虽然还不明白命运的真正原因,也还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里有一个纯朴的青年女工的生动形象。这首民歌取材新颖,构思好,富于感染力。
痛苦的遭遇,使工人产生了对命运的怀疑和探索,怨恨必然发展到愤怒。她们唱道:“梭子织得汪汪亮,身上穿得化子样”;“做工勿如狗,想想火来头;大亨一只狗,天天肉馒头”。她们控诉:“上天呒路走,入地呒门进,工人活路真难寻”;“叹口气,想勿通: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生活上表现出的阶级对立,使她们朴素地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被剥削去了:“拖进来格是花衣,运出去格是布纱;做工格工人瘦了,开厂格股东胖了。”从机器的转动,她们想到:“厂里越转越富,屋里越转越苦。”而资本家的榨取是永不满足的:“纺格纺来织格织,日日夜夜勿停歇,龙头细布汗血凑,厂长还是摇摇头。”她们问:“大生财,哪里来?”接着自己解答:“大生富,工人手里苦;大生发,工人头上括。”
压迫终于激起了斗争。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斗争是必然的。起初,她们只是把仇恨集中在工头之类直接跟工人为难的人身上。这方面的歌谣很多,甚至发出“只恨身边没把刀,剁他一记气才消”那样咬牙切齿的语言。后来,逐渐团结起来进行阶级间的斗争。她们提出:“锣鼓勿敲勿知音,说话勿讲勿知情,掀开天窗说亮话,明争暗斗要活命”;“大生厂,洋蜡烛,大家勿要怕,蜡烛勿点勿亮,一点蜡烛就哭”。蜡烛不点不亮这句谚语,在这里有了阶级内容,成了发动斗争的口号。“我俚一吆班,厂家蚀脱洋钿银子要论担;我俚一吆班,厂家单勿宁蹲勒地上爬。”于是有《野鸡声》那样描写罢工斗争场面的民歌:

一声野鸡声,
机器就勿灵;
工人心有数,
工头起疑心。

二声野鸡声,
机器马上停,
工头心里慌,
“饭桶”发楞怔。

三声野鸡声,
车间起风云,
工头抱头窜,
“饭桶”喊救命。

我们今天读了这些斗争性很强的歌谣,还可以想见当年动人的斗争场面。
三厂的老工人说:罢工的时候,大家编唱山歌,一边唱一边敲着筒管按节拍;领班工头也奈何不得,赶了这边,那边又起。有一首山歌唱道:

勿做生活造山歌,
铜钿罚脱两角多;
罚脱角子啥希奇,
唱只山歌出出气。

二十年代后期,南通地区掀起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斗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工会组织起来了,于是有关于工会的民歌,歌唱工会的力量,控诉资方对工会的破坏。斗争失败后被捕时,她们叹道:“罢工斗争闹风潮,流血吃苦坐监牢。唉!‘人之初,性本善’,为啥我俚要吃苦头?”这说明,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用上两句《三字经》,很为别致。
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民歌被有意识地用来动员群众,激励斗志。在大生三厂旧档案中,有一份一九二九年厂方《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全文引用了一首题为《大生三厂苦恼景致》的民歌,指责工人把这民歌印成传单散发,以此作为“罪证”。
就这样,工人逐步觉醒,走向斗争。而在这全过程中,都离不开民歌。民歌成了斗争的武器,工人用以讽刺和抨击资本家、领班、工头,以至门警、搜检妇。一厂老工人说:“上了谣谣儿的总不是好人。”
除了这些反映痛苦生活,开展阶级斗争的民歌之外,还有一些情歌,生动活泼,形象鲜明,而且也很有工厂特色。工厂毕竟是资本主义企业,在婚姻问题、男女关系方面,要比农村中自由一些。男工、女工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爱情,“榔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有的情歌描绘得很生动。当“断头多来结勿清,小妹急得泪盈盈”的时候,加油工赶来帮忙,问她“答应勿答应”。姑娘只好叹口气:“左右难煞我小妹,唉!格个冤家真要命。”还有一首四言的《加油郎》,绘声绘色,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在大生四个厂之间,因为工人常有转移,民歌是相互交流的。特别是一厂与副厂,二厂与三厂之间,厂址相近,方言相同,交流与影响更多。有的民歌已经相互融合,很难分辨。这也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何况大生厂工人本来就过着同样类型的被剥削生活,有着共同的命运,连工厂管理制度以至厂房布局结构都有许多共同处。研究其渊源,也是很有兴味的课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做工的姑娘》这首歌,它产生于副厂,后来流传到一厂,一厂工人称之为“八厂谣谣儿”。它和《十杯茶》同为一厂工人最爱唱的民歌。可是在最初,它却是一首带有侮辱性的小调。据副厂老工人焦益善说:这首小调中的孙秀英,是个漂亮而倔强的姑娘,小伙子都不敢跟她开玩笑。有一个守门的实警(实业警察之简称,厂方豢养的武装人员),仿了当时流行的《湖丝阿姐》,编成小调,调笑孙秀英。焦益善抄了六段给我,据他说是原词。其中有“做工的姑娘真时髦”,“左手拿的花露水,右手拿的雪花膏,美人镜照上几照”等。但在流传中,工人们却扬弃了不健康的成分,使之变成了描写工人一天生活的民歌。据一厂老工人范锁珍说,她年轻时学唱这首歌,前辈歌手对她说,最后三段不好,不能唱,因此大家都不唱。在采集时,我们曾请范锁珍把这三段也唱出来,她拒绝了。她态度很严肃地说:“不能唱,大家都不唱的。”由这一首民歌的演变,由工人群众对这首民歌的态度,我们感到:工人对文艺的态度是认真的,是有鉴别能力的,也是善于运用民歌的。
解放以后,传统民歌在大生纱厂不再流行,山歌、谣谣儿,已只是保存在老工人记忆中的遗产。也不再“造山歌”了。只有“大跃进”年代,在“大搞群众运动”中产生了不少诗歌、快板,那可以称之为“群众创作”,与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实际是不同的。
这种变化,有它社会的时代的因素。社会变革了,工人的地位和生活变化了。唱山歌、造山歌以壮壮胆、散散心、出出气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工人群众的文化生活,则有音乐、歌曲、戏剧、电影和各种文娱活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还可以拿起笔来创作。因此,他们不再唱山歌、小调了。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基本上退出了工人的日常文化生活领域。这是不是一项客观规律?口头文学在文化普及并逐步提高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会复兴?将怎样加以培植、引导,使之发展,那是有待于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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