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南通话与不纠结的南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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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毛雨森新浪博客

   

        走进南通这片江海大地,你其实已经在一片方言的丛林里穿行。用“十里不同音”来形容南通的方言分布,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这种奇特的方言布局从何而来?它对南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南通话“进化史”

       第一类 南通话:以江淮方言为基础,同时受吴语很大影响
      【听起来像日语,南方人不懂,北方人也不懂】
       
网上有个《全国十大最难懂方言》的贴子,南通话被排在首位。尽管有人认为这样的排名依据不足,但南通话难懂却是事实。

        初到南通的外地人,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南通话听起来婉转悠扬,听完了却是一头雾水。他们忍不住要瞪大疑问的眼睛:南通人怎么说的都是日语?也难怪,“裤子也瓦,裤多西瓦,哈子也瓦,哈多西瓦”,这样的南通话听起来不是日语是什么?可这样的“日语”日本人也听不懂,因为这句话说的是“裤子要坏,裤带先坏,鞋子要坏,鞋带先坏”。
        当然,听不懂没关系,最要不得的是不能自以为听懂了,实际上却听错了。你到小饭馆去买菜,本想节约点只买一份汤,但卖菜的师傅微笑着问你:阿要麻油?你点点头,觉得菜汤里加点麻油还是不错的,可你的头还没点完,一大勺猪肉已经扣在你的菜盆里。得,掏钱吧,人家问你要不要买肉,你点头干什么呢。
        其实,听起来像日语的南通话,在南通仅分布在南通市的崇川区、港闸区和通州区的一小部分地方,会讲这种方言的南通人,还不到全市人口的七分之一。但这种南通话,却是南通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因为它是在结合江淮方言和吴方言基础上土生土长的当地语言。这种南北交融的“杂烩”式语言,南方人听起来是北方话,北方人听起来有是南方话,南通话难懂,也就不足为怪了。
        成因:泰州话+扬州话+常州话+……
        由于狼山等五山对江水的阻拦,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人们称之为胡逗洲(壶豆洲),这就是今天南通市城区的前身。隋朝时,胡逗洲属海陵(今泰州市)。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这里设置盐官,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时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又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
        有文献记载,早在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胡逗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流人,就是流放的人犯。初期的流人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多来自江南常州。这样的行政区划和人口流入,决定了当时胡逗洲上江淮方言与江南吴语并存的局面。
        江水奔流,沙洲在长,终于有一天,胡逗洲(后改叫静海洲)与大陆完全涨接在一起。后周五年(958年),周世宗攻克静海,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海陵是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江淮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对静海方言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其后漫长的数百年间,大量从江南过来的移民,也将他们的吴语不断向静海方言渗透,并最终导致静海方言的形成,也就是今天南通话的最初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南通话是一种深受吴语影响的江淮方言,也可以说它是被江淮方言改变了的吴语。但本质上,南通话是一种具有吴语因素的江淮方言。

        第二类 北部官话:带有明显江淮方言特点,包括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
       【土掉渣的海安话,能从《诗经》《易经》里找到源头】
      “釜冠是个什的杲昃”,这句海安方言如果换成现代汉语,就是“锅盖是个什么东西”。用方言说,听起来似乎土得掉渣,可实际上文雅得很,文雅得可以到《诗经》和《易经》里找到源头。《诗•卫风•伯兮》有“杲杲日出”之句,《文心雕龙》解释说:“杲杲为日出之容。”《易•半》云“日中则昃”,《说文》解释说:“昃,日在西方时侧也。”太阳东升西落,“杲昃”因此被用来借指东西方位,再引申为泛指任何物事的“东西”。至于“釜冠”,也是有说法的, “釜”就是锅,项羽当年破釜沉舟,其实就是把煮饭的锅全砸了;“冠”是帽子,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釜冠”就是锅的帽子,这是一个带比喻意味的形象化说法,锅当然无须戴什么帽子,它的帽子,就是一顶锅盖。
        如果一个海安人跑到启东去问人家“釜冠是个什的杲昃”,很可能会招来一顿白眼,因为这是海安话,启东人听不懂。但如果跑到如皋或者如东的西部去说,人家多半会笑他:连釜冠是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是个傻子吧?因为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都属于南通方言中的北部官话,属于一个方言区。
        之所以用海安方言作为例子,是因为在南通北部官话中,海安方言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比较正宗的江淮官话,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虽然也属江淮官话,但受吴语影响相对要多一些。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如皋和如东在地理位置上与吴语区更接近,最主要的远原因,与历史上该地区几次规模较大的人口变迁有关。
        探源:曹操一度让海安成“无人区”
        考古研究证明,海安西部和如皋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在西周、春秋时,这一带属邗国。春秋时,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破郢城(今湖北江陵县东),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安一带,他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吴语色彩的方言。也就是说,古代海安人说的也是吴语。
        然而,三国时期曹操为加强对江滨郡县的统治,强行将今海安一带居民往内地迁移,这里几乎成为无人区,最早在海安一带产生的吴语方言,也随之消亡。
        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如皋人吕岱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其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海安。晋时陆续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这里。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避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等地。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江淮官话。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的海安话里,才有着较多的古汉语残留。
        从行政区划上看,今天海安县的大部分地区曾属于海陵。因此,海安方言与姜堰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对它的影响比较小,而如皋方言受吴语的影响要大得多。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燕王靖难之乱,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些江南商贾及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经商或避难定居,这才导致如皋方言受吴语影响较大。

         第三类 南部吴语:带有浓郁吴语色彩,包括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
        【地处江北的南通,怎么会出现吴语】
         南通市是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除了南通方话与海安话、如皋话和如东话3种江淮官话方言外,还有3种吴语,即通东话、金沙话和海启话。
        通东方言是通东地区的土著方言,主要通行于通东地区。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海门市北部、通州区东部地区。
        金沙方言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的过渡方言,通行于通州金沙镇大部分地区、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五甲镇西北和十总镇,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
        海启方言或称启海话,又称沙地话,主要通行于启东、海门、通州区南部 。海安县东北角斜镇一带,也有人说海启方言。
        3种吴语中,海启话分布最广,使用人口最多,是南通最大的方言,也最具吴方言色彩。
         探源:沙地先民陈朝玉是崇明人
        大约公元7世纪初,胡逗洲(壶豆洲)以东和东南长江口黃海上相继出现了南布洲、布洲、东洲等几个较大的沙洲。这些沙洲,就是今天的海门、启东一带。由于沙洲多为岛状分布,相对闭塞,岛上人口也多是江南来的流放人员,吴语便成为这里的主要方言。
        14世纪中叶,海门曾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县。公元14-15世纪间,由于地球气候一度转暖,海面上升,引起长江入海口北岸大坍削。元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海门县开始坍削,明洪武八年间,大潮泛滥,吕四场被淹,三万余盐丁淹死,盐灶被迫停火,国库收入减少,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百姓强迁至海门吕四,以补盐丁之不足。这些被迁的江南百姓于常熟白茆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人口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成为通州的一个乡。因此,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因距通州城较远,方言受通州方言的影响相对地比较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
        古海门地坍塌最终废县并入通州后,到了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江流回向南泓,长江北岸开始涨积。公元1706年前后,崇明人陈朝玉(1688-1761)与妻刘氏来到这里垦殖,带动了一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久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启方言地区的先民。以后200多年间,续有崇明人来到海门,崇明话自此称为海门话。而今天的启东市南部大部分地区,曾是崇明属地,1928年始析置启东县,自此,那里的方言称之为启东话。海门话和启东话合称海启话或启海话,俗称沙地话。

        B.方言视角下的南通习俗
        方言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南通种类繁多的方言,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折射着南通的历史变迁,也是我们了解南通的重要文化符号。
         生活习俗:“捡澡”“夜饭”“挑鲜”“撂街”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人们起居方式、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南通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热冬冷,这种气候因素也体现在了南通方言词语之中了。比如在南通,除了“洗澡”一词外,还有“捡澡”一词,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南通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它既不像北方那样严寒,人们较长时间才需要通过洗澡来去除身上的污垢;它也不像广东、海南一带,天气炎热,空气湿度大,洗澡频繁。在南通,人们一般在夏季才会天天洗澡,到了冬春秋季,要是不怎么出汗,三五天洗一次澡,平常用温水擦擦身子即可,也就是“捡澡”。
        在南通,晚上的正餐称为“夜饭”,它与“晚饭”有着区别。“晚饭”表示下午三四点左右的餐前小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晚餐。夏季五六月份正是南通的农忙季节,此时白日较长,人们下午干活饿了就吃点“晚饭”,再到田里干活。“晚饭”一般没有什么讲究,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南通人的生活来源除了农业生产外,过去,黄海一带因其独道的地理条件,盛产海鲜。由于交通因素,海里捞上来的鱼虾贝类等,需要用牛车拉到岸边,再由挑夫用鲜篮挑到集镇市场出售。这种挑夫的工作有个形象的称谓叫作“挑鲜”。再比如“撂街”,春夏季节,天气炎热,渔民没有任何的冷冻设备保鲜,挑鲜者就只好与八鲜行掌秤的沿街叫卖,有人需要就卖,没人买的话,他们就抓起一两条金闪闪、黄灿灿的黄鱼往临街店里一撂,不报斤两不说价钱,这种沿街挨户丢鱼卖的海边习俗就俗称“撂街”。
         饮食习俗:大事小事都用“吃”命名
         过去的南通,生产水平低,经济不发达,“吃”是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人们只求吃得饱,而不讲究吃什么,但“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倍受重视,所以“吃”字在南通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搭配对象较广。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一般问“你果曾吃嘎?”,聊天时也常问“今叨吃的什呢?”。除此,“喝茶”南通方言叫作“吃茶”;“喝酒”叫“吃酒”;抽烟叫“吃烟”;吃饭不花钱叫“吃白搭”;赴婚宴叫作“吃喜酒”;人家有白事叫作“吃米饭”,人家有斋事就称“吃斋饭”;形容要吃好的叫作“吃好食”;信教叫作“吃教”。
        “茶”在南通方言里也被泛化使用,姑娘“订了亲”都称作“吃了茶”;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喝茶称作“富贵茶”;旧时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城隍老爷”被抬着上街巡行,也要“喝茶”,称作“奠茶”。
         生产习俗:过年盼着老天刮东北风
        南通人很重视自己的农业生产,希望自己年年有个好收成,这种愿望体现在了特有的民间习俗上,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特有的方言词语。
        比如在除夕夜,吃过晚饭后,农家要用芝麻秸系上黄纸“元宝”和“红绿招财”,燃上两柱香,埋在田角头的泥土中,名曰“封田”,寓意为无论“土地爷”或是什么“野神”,不能再到田里搅乱。南通因其土壤肥沃,种棉的历史相当悠久,种棉是人们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人们都希望在棉花种植期间除尽害虫,盼望来年丰收,在元宵节,南通就有“放烧火”的习俗,放烧火俗称“照毛虫”,也称照田财。
        沿海渔民还有“看风”的习俗。南通有“今年过年西北风,家家缸空瓮也空”,“今年过年东北风,陈债旧财还得通”的谚语,因为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对风的动向特别关注,在除夕后半夜,老大早早起床,点上香烛,站到高墩上看风向,前一句谚语的意思即是西北风,就意味着会发生海荒,生计会很艰难,后一句意味海上要旺发鱼群,丰收有望。
         节日习俗:过年吃“荠菜”意在聚财
         在过春节时,北方人吃的是饺子,而我们南通人过年吃的则是“团圆”,用米屑搓成的圆圆的糕点,也称作 “元宵”,因为它的形状与读音代表着团团圆圆的意思,所以正月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早上除了吃“团圆饭”外,桌上还放一碗鱼,但是不吃的,寓意“年年有鱼”。在南通的农村,过年还要吃一种野菜叫做“荠菜”,因为在南通话里,它与“聚财”同音,所以过年前,大家都要去田里挑这种代表着“聚财”的野菜。
        南通人在砌房子上梁时有一种特别的习俗,即上梁“说歌子”的旧俗。运用到的一系列的词语都反映了人们对吉利的向往,比如“斧头”称作“代富”(代代富贵);“梯子”称为“步步高”;“草绳”叫作“牵金”,意为牵住金银财宝;“下雨”叫作“涨水”,寓意财产像雨水一样向上涨。
        在祭祀时,祭菜中离不开豆腐和鱼,而鱼的选择颇有讲究:忌用鲢鱼,因为它别号“苦鲢”,谐音“苦连”,最好是鳜鱼,因为“鳜”音同“贵”,意为富贵生财。但是鳜鱼价格高,所以多用鲫鱼,因为“鲫”音同“敬”,“敬”又谐“金”音,意为吉祥语。   
         方言词的禁忌:煤饼叫“兴旺”,粮食吃完叫“满了”
         南通方言中,禁忌的词还有很多,比如“死”,人死了一般都是称为“过首”,老人死了称为“老了人”;小孩死了称为“跑去特”。启海方言中将人死了说为“人老了”,还可以说成“人喜了”、“翘辫子”。办丧事则成为“白马肉”。此外,称呼姓“史”的人往往用“喜”或“吏”,因为南通方言中“史”与“死”同音。
        南通方言对“蚀”是相当忌讳的,因为它的意思是做生意亏本,赚不了钱。所以如下词语的称法或读音有了改变。
        比如,“猪舌头”的“舌”因与“蚀”、“折”谐音,人们往往将“猪舌头”叫作“猪赚头”,因为“赚”都是人人所向往的吉利词。连“海蛰”也说成“响菜”。
        “霉”也是人们所避讳的一个字,在南通话中,如果家里物品变质发“霉”,人们往往都会说物品上“旺”子了。在启海话中,“霉”的避讳现象就更多了,比如日常生活中把煤炭、煤饼都叫做“兴旺”;遇到物品生霉叫做“出兴旺”;平时烧饭就叫“旺饭”;烧菜就叫“旺菜”。

         对“少”的避讳在启海方言中也很有特色,家中存放的米面等食物完了就说是“满了”;锅子里的饭不多了,叫做“巧饭”;在过年或操办婚丧大事时最忌讳说“少”,也不能扫地,因为“扫”与“少”同音,一定得扫地时,只能从外面往里扫,这样叫做“囤”;连叫花子讨饭若嫌少,他们也不说“少”,而说“涨涨”、“再涨点”,这里既有伸手再要之意,又有祝愿主家发财的含义。

        C.南通性格:敢尝天下“先”
        说起南通,很多人会立刻想到“精明”这个词。因为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南通是第一批试图华丽转身,抽身传统农业,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南通百多年前的胆识,令大多数兄弟城市只有仰慕与艳羡的份儿。“精明”的另一层含义,还隐约有对南通人的揶揄,常常有外地人,会把“精打细算”甚至“斤斤计较”与南通人挂钩。
        南通到底是怎样一个城市?南通人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十里不同音”,让外地人、甚至本地人都颇为纠结的南通方言,藏着这个城市的性格密码。

        频繁的北来南往,不仅让南通“十里不同音”,而且造就了南通人包容、新潮的思想观念。过去以煮盐和垦荒为主的艰苦生活方式,又在南通人的性格中,融入了不怕苦、能吃苦的元素。于是,100多年前,敢尝天下先的南通顺理成章地在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带领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当时的南通,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而且形成了一套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相互衔接配套的教育体系。南通的市政建设和工业设施,也曾经走在时代最前沿: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气象台……南通人一直津津乐道。
        当兄弟城市都还沉浸于传统农业社会时,南通就已经与众不同地在奔向工业化和商业化了。两相比较,“精明”“斤斤计较”“小气”的标签不由分说贴在了南通人身上。南通人不恼,笑眯眯照单全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趁别人说话的功夫忙着做事,这何止是精明,更是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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