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鲁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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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鲁国尧. (1994). 鲁国尧自选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二)

【提要】本文论述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准地区即原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200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客家方言导源于南朝通语。本文继而考证现代江准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是南朝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通泰、贛等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源。本文还建议从现代客、赣、通泰方言对南朝通语语音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

关于客家及其语言的研究.据文献记载,实自清代嘉庆(1796一1820年)初年徐旭曾、黄钊起,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将这一研究推上了高峰。 ①

罗常培在其1942年所作《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写道:“我尝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的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从事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移的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若是用现在的术语说,罗常培在这儿既强调了研究客家及其语言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论、近50年来,中外的后续者们多是按照这一“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③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客家迁移运动的五期说己为学界所公认,其源始于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时北方汉人的大迁徙。公元220一280年的魏蜀吴三国分裂时期结束后,中国统一于西晋王朝。公元291年,爆发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长达16年,生灵涂炭,引起了农民的起义,也使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纷纷起事。公元304年,匈奴族刘在今山西离石举兵,从此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1年(晋怀帝水嘉五年)4月,羯人石勒追击晋军于东郡 “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④六月,刘璀攻人晋都洛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⑤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状态,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17个政权。中原大乱,黄河流域的汉人如潮水般南逃,《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公元317年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南逃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东晋,此为南朝之始。经刘宋、南齐、梁、陈·历273年,直至隋王朝统一中国。4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云“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也生”。⑥

何止建康及其周围?当时长江中下游两岸遍布北人。罗香林云:“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准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客家先民虽未尽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客家先民第一次迁移运动的途径,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黄河,依颍水,顺流南下,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颍平原达长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迁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这是可从该地自然地理推证出来的。”⑦为了安置自北方南迁的士民,东晋及其后的刘宋大量设侨州郡,罗香林根据侨州郡的历史记载及客家家谱,指出客家先民流徙的足迹,“东起今日安徽当涂,西达今日江西九江,南达吉安以至赣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南山西移民也有不少进人今江苏地区,或迁至武汉、黄梅甚至襄阳地区。⑧陈寅恪《述东王导之功业》也论及北方士族集团的南迁路线及新居留地间,兹不赞述。

可以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当然也包括“客家先民”在内“实际上就是北方的汉人逃到吴地、楚地,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特别是梁时,南方的经济、文化远胜北方。对我们研究语言史的学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至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晋韩每元帝纪赞》:“经略区区,仅全吴楚。”从方言学来说,淮河以南、长江下游本为吴语区,长江中游本为楚语区。南朝时期“扬州”的建康原是三国时期的吴都,另一重镇号称“西府”的荆州的江陵则是先秦时期的楚都。楚文化和楚语的影响绵亘之久世所周知,此不赘言。

现在着重讨论吴语区的范围。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指出,水嘉之乱前今南京地区本操吴语。此己成定谳。但吴语范围究竟如何?有的专家如张琨先生只泛言吴语范围比现在大,而未确指。⑨根据鲁国尧的研究,吴语区原北抵准河。⑩《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准上”乃吴地,“当在临淮、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年〉:“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严盱眙本昊善道也《春秋》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公会卫侯、宋皇瑗干郧。”杜预注:“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具东南有发繇口。”海陵即今江北淮南的泰州市、泰县。《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出公竟在拘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学会了“夷言”即吴语。

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灭吴,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领土并吞,将吴所扩张的淮北地放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勾践所以只取吴地,正如《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所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灭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语: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元吴师道重校鮑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按,即今之泰州、泰具)。虽并于楚,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楚”、“越〈含故吴〉”、“夏”鼎立,可见三者的文化及语言各具特色。

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推东”。贾死,复立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今场州)。景帝时平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气从国名、都城皆可见淮之南为吴地。扬雄《方言》中“吴扬越”连言,这地区的方言早已该是汉语方言的一支了。《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曹操祉令江北居民内移,“民转相惊”,广陵户“皆东渡江”,因为他们是吴人。《宋书·州郡志》“扬州剌史淮南太守”条:“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可见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

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永嘉之乱后的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汉语的主要三支一一通语、吴语、楚语——长期三足立的稳定局面被打乱了。北方汉语地广袤,使用人口最多,文化发达,具有标准语的地位,我们借用扬堆的术语,谓之“通语”,吴语、楚语乃是南方的两支汉语方言。由于战乱,成干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喧宾夺主”,历南朝近300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两岸成了通语的“占领区”。

汉语北方方言在跨进江淮新区以前,其内部就没有地域性的差异吗?《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西起雍凉,东至海,这么一大片地区肯定有方言的差异,但大同超过小异。自东周以来,洛阳长期是中国的政冶、文化中心,洛阳话具有权威地位,而使其他方言臣服。若说永嘉之乱前的一段时期,各方言的相互稳定状态己由于内乱而受到一定冲击.那么水嘉之乱则是高强度的冲击力,成百万的北方流民在混乱的逃亡过程中,必然相互“交流”方言;渡过淮河或长江以后,固然有的是同乡居,因而南朝政府设置侨州郡,但是这些侨州、侨郡、侨县都是混杂交错的,尤其是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和以扬州为中心的南兖州。《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载永明元年(483年)柳世隆语:“凡诸流寓,本无定憇,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衅,东届海隅。”显然这是普遍情况。流民们在犬牙交错式的新居留地,既要接触土著居民的方言,也要与先后到达的其他北方人交际,这都促进了新区的北方方言的融合,如同一只筛子的平面上各色豆子原本各居一区,经外力的激烈颠簸,各色豆子就要混处杂陈了。

近300载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531一597年)《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元帝渡江,至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作用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南方通语。即以颜氏家族而言,九世祖南渡后一直居于金陵,颜之推父亲颜协晚年居于江陵,他本人生于江陵,长期随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居江陵,只在551年为侯军俘至金陵,约一年左右,此后再也未至金陵,但他十分坚持、强调金陵话的正宗地位。又如沈约(441一513年),吴兴武康人,是吴地士族,但他与北方士族的后裔陈郡谢朓、琅伢王融、汝南周颙共同提倡四声论,这“四声”肯定不是就吴语而言的。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杰出学者,556年他奔北齐都城邺,577年周武帝平齐。他入北周都城长安,此后仕隋,这一特殊经历成就了他的名著《颜氏家训》,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比较了北朝和南朝的思想、礼俗、文学、书法等等,持论公允,实事求是。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南朝语和北朝通语的论述:“南方水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饨,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在邺二十余年,只见崔氏叔侄、李氏兄弟语音标准,他指责北方学者李季节、阳休之的音韵学著作的失误。他认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就是说南朝通语优于北朝通语。另一位南北朝末期的学者陆德明(550一630年)在其《经典释文》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千沉浊。”也指出两个通语的差异。

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唐末黄巢大起义,迫使客家人作第二次迁移运动,罗香林云:“当时全国云扰,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所属各县)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侥幸未受灾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派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盖他们前此已分处大江南北,易入鄱阳湖平原、溯赣江而至赣南,更折东,经石城而至闽西南如宁化等。”⑪ 他们进人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的原有的古老的物质;但是“即使是自花授粉的植物,近亲繁殖的动物和克隆化的微生物,在长期生活和繁殖过程中,也会累积自然的突变”。⑫ 语言也是这样,即使在颇为封闭的地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惟移,本身也会缓慢地变化。与留在长江流域的姐昧方言(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分道扬镳以后,客家人的语言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客家话。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二)
【附注】
①张卫东、王洪友《客家研究·前言》,《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山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③吴玉章《<语言与文化>题词》,上书书首。
④⑤《晋书·怀帝纪》。
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页。
⑦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39页。
⑧谭其骧《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⑨张琨《论吴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1985年,台北。
⑩鲁国尧《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ヵ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1988年。
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19页。
⑫沈大稜《传学学基础》(化工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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