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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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姚白莞

南京算苏北还是安徽?启东、海门人为何总是强调自己是苏南?被称为苏北人又为何会令很多人不悦?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发了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事件: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前,上海知名解说员周亮介绍出场球员,将江苏舜天队员统统介绍为“苏北狗”。

 

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最终导致周亮被供职单位开除。

“苏北狗”一词,针对的并非舜天球员们的籍贯出身,连外援都被周亮介绍为“来自巴西的苏北狗”。周的歧视对象,是舜天主场所在的南京。

除“苏北”外,上海话中的“江北”也可用来歧视南京。

这种歧视用词似乎并不“准确”,如果参考江苏省官方的划分标准,则南京根本就不属于苏北,而是正宗的苏南城市。江北一词更是显得地理没学好:南京位于长江以南,这个“北”字从何说起?

苏南苏北到底应该怎么区分?为什么被称为苏北人、江北人,会令很多人不悦?

五花八门的苏北标准

在吴语区的歧视用语中,无论是周亮的“苏北狗”,还是吴语区常说的“刚波宁”(江北人),都将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一网打尽。

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官方划分。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在“真正的苏南人”眼中,并没有什么“苏中”,无非是不那么穷的苏北罢了。 图表来源:2000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认为应该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人认为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苏北地域不但能跨省,还能跨国跨种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妇在采访中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说他们是苏北人,“这样不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知识分子的划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感情,把一个地区挪出或归入苏北。

海门出身的晚清状元张謇,对老乡被称为“江北人”颇有微词。据《张謇传记》一书记载,张謇认为盐城、阜宁、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门、启东,乃至整个南通、泰州地区,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官员易君左作客扬州,在其散文集《闲话扬州》中公然宣称;“江北人的个性是剽悍,而扬州人非常文静···他们早就‘江南化’了。从隋朝开始,他们就代表纯粹的江南风格了。说扬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绝顶荒唐!”

▍看似“抬高”扬州人的《闲话扬州》,却曾因为涉嫌轻侮扬州妇女而被扬州人告上法庭,后和解不再刊印

与这些人相比,当代上海学者就不客气多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上海帮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对这些所谓苏北特征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韩起澜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书中一则采访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品,只能小量上菜,八个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如此不讲究,一定是苏北人,这婚结不得。

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

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据韩起澜记载,上海某历史学家与他闲聊时曾说:“苏北方言真难听···‘哪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但苏北说‘哪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话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193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上海人力车夫大部分来源于上述方言区,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话”地区。图片来源: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半月刊》,1934

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屌开头屄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至于比江淮官话区更北的徐州地区,就更不说通常意义上的“江北话”,而是操与河南洛阳类似的中原官话洛徐片方言,与吴、淮一起形成省内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为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分界线,图片来源:《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

如长江以北南通地区的海门和启东,历史上曾是长江出海口的沙洲,后逐渐淤积扩大,与大陆相连。这两地居民多为江南各地垦荒农民的后代,保留了各自的吴语方言。

而说江淮官话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杂了吴语成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骞那种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启东、海门挪出江北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认同者。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有这么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经下滑的清代,苏南地区在科举中表现抢眼,进士辈出,也主要是依托他们的人口优势。按雍正、嘉庆两朝江苏各府人口数量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各府进士产率,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跟镇江、江宁、扬州、通州都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很难据此分辨谁是江南谁是江北,唯独淮安和徐州显得特别弱势。

▍数据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而且,即使是吴语区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坚持吴音不改。读书人在正式一点的场合都要说官话,而江淮官话与明清官话关系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们歧视。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镇扬州出产的学者质量也异常显著。有人研究过朴学大师的地区分布,扬州有 44 名,居江苏省之首,全省朴学大师有 28.8%在扬州,全国朴学大师也差不多是 9 个中间就有一个扬州人。

▍江苏省朴学大师地区分布表,图片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不过到了民国,扬州颓势难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扬州人》,在文中哀叹:“扬州……衰落了,经济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来,江北之所以为江北,不受待见,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衰落。

但是,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地区,苏北相比之下远不算差,为啥偏偏是苏北人受歧视?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迅速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 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 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不同年代上海市区居民的来源组成,图片来源:上海移民研究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

长期的打压排斥,使苏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贱民。抗战期间,苏北人即被广泛怀疑为汉奸胚子。在工厂里,江南人占据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苦活累活则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多为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报》临时专刊,标题直接是:江北汉奸可杀。江南内部互称诸如宁波人、无锡人的具体籍贯,唯独对同样拥有具体籍贯的苏北人统称“江北”,无疑具有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意味。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总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认同首先体现为户籍,体现为身份证头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户口,哪怕满口陕北腔,也能在住、行、学等多方面体味到现代化大城市的温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昆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无时不刻地劝你回去建设家乡,不要贴到人满为患的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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