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为什么只有南通地区说“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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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高志晏/南通方言网

我最近跟名词后缀“子,儿”干上了。由于汉语句法/词法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一些论点不免失之偏颇。之所以盯住词法和句法不放,是因为我觉得南通话的语法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时候往往只局限在描述一些语言现象,而未能深入阐发这些现象的成因。作为晚生后辈,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恭请方家赐教。

前文我提到南通话的“筷儿”在江苏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这里我指出一个更特殊的存在:虫儿。

根据江苏语言与文化资源库的资料,江苏地区70几个地区的方言,只有南通、通州、如皋说“虫儿”,其他地区基本是说“虫”或“虫子”。下图中,红色区域为说“虫儿”的地区,我们看到,只有南通、通州、如皋这三个点。说“虫儿”的地方比说“筷儿”的地方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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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只有南通、如皋、通州这三地说“虫儿”?这个“虫儿”是哪里来的?我首先说,我没有答案。只能是提一些问题,供大家探讨。

虫儿和虫子,哪个是更古老?

前人的研究表明,“子”作为词缀产生于先秦,“儿”作为词缀产生于六朝。唐宋以来,“子”,“儿”进一步发展。现代汉语方言中,词缀“子”在从南到北的各个方言中都存在,“儿”主要是北方方言用得多。我手头资料有限,就“虫子”和“虫儿”来说,这两个词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虫子”见于《全唐诗》,“虫儿”见于《全宋诗》,所以可能“虫子”更“古”一些,当然我们还需要查询更多资料才能确定。

南通话的“虫儿”和北方方言中的“虫儿”一样吗?

我个人感觉,语义上是一样的,都是指小虫子,故而,这里的词缀“儿”是一个小称后缀(diminutive suffix)。“儿”有“小”的意思。但是,南通话“虫儿”的发音规则却与北方方言不一样。北方方言的“虫儿”符合“儿化”的一般规律:“虫”的鼻音韵尾脱了,主元音卷舌化。南通话的“虫儿”却涉及到音节的重组:“虫”字的鼻音韵尾没有脱落,且和“儿”字组成一个音节。具体发音规则如下。

普通话:虫(chong)+儿(er)–>虫儿(chor)
南通话:虫(cong)+儿(er)–>虫儿(con. nger)

所以说,南通话的“虫儿”在词法、语义上与北方方言的“虫儿”是一样的,但是鼻音后的儿化发音规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江苏的吴方言说“虫”,不用“儿”后缀?

首先,我们要再次强调,“虫儿”的“儿”是一个小称后缀。小称即是表示“小”、“可爱”或“诙谐”等等的意思。“儿”是一个典型的小称后缀。“子”不是。“子”后缀的语义已经很虚化了。我前文提到吴方言的名词后缀“儿”一般是已经音节化的/n/或/ŋ/。苏州话里的“筷儿”就是“筷”的后面加上/ŋ/。杭州话是个例外,杭州话的“儿”跟北方方言差不多,是/əl/。除了用“儿”,吴方言还可以通过改变声调、变主元音为鼻化音这两种形式来表示“小”、“诙谐”、“可爱”之义。

根据郑张尚芳、张敏、曹志耘等学者的研究,吴语的小称本应该是直接加“/n/或/ŋ/”,但是音节末尾的鼻音易脱落,有些方言只保留了由语流音变而产生的元音鼻化和声调变化,时间一长,鼻化韵元音和声调变化也逐渐消失了。换句话说,吴语小称的初始状态是在词尾加“儿”,但由于吴语的“儿”是鼻音,易在语流中脱落,故而,现在很多吴语已经没有“儿”后缀了,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苏的吴语区少用后缀“儿”。

虽然江苏地区的吴语不说“虫儿”,同为吴语的杭州话却说“虫儿”,不说“虫”(《杭州方言词典》)。杭州话的“儿”后缀得到了保留,而且具有很高能产性,主要是因为杭州话受过汴洛方言影响,杭州话的“儿”不是鼻音,而是一个类似于北方方言的流音/əl/(高玲芳《吴徽语小称研究》)。

南通话的“虫儿”来自哪里?

从石汝杰教授的《明清吴语词典》和冯梦龙的《山歌》,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北部吴语有丰富的“儿”尾词。石老师在《“山歌”中的吴语语法现象》中对后缀“儿”有如下观察:“儿:名词的后缀,使用频率颇高…..其基本含义是指小、表爱。”

然而,由于吴语的“儿”易脱落,近代丰富的吴语儿尾词只零星存在于现代吴语中。钱乃荣的《上海话语法》提到上海话本来说“虾儿、猫儿、麻雀儿”,但在现代上海话中,后缀“儿”脱落了。苏州、嘉定、崇明的情况与上海类似(例证参看《吴徽语小称研究》)。据此,我们是否可以猜测,近代吴方言本说“虫儿、筷儿”,但“儿”在现代吴语中脱落了。南通话的“虫儿、筷儿”或许就来自近代吴方言。讲述吴县才子佳人故事的清代小说《玉燕姻緣全传》就有“虫儿”一词(“睛里面犹如火萤虫儿乱飞,险些儿性命不保”)。《明清吴语词典》也收录了“快儿(筷儿)”这个义项。

吴语“虫”后的儿化比较特殊。“虫”字本身以鼻音收尾,大部分吴语的“儿”后缀又都是鼻音,如果直接将“儿”加在“虫”后面就违反了“必异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吴语阳声韵后儿化往往是把鼻音韵尾去掉,再改变主元音的调值(pitch)。吴语阳声韵后的儿化还有另外几种形式,包括彻底改变主元音或改阳声韵为促声韵。

以庆元方言为例:
“虫”字单念是/toŋ/,调值是52
“虫儿”是/toŋ/,调值是55,这里的/ŋ/代表了“儿”,“虫”字本身的鼻音韵尾被去除掉了。

从表面上看,庆元话的“虫儿”和“虫”只是声调的变化,但是细究起来这个声调变化是“虫”与“儿”结合过程中产生的语流音变。我们如果对此不熟悉,很有可能就指把庆元话的“虫”当做一个多音字来处理。

由于北方方言也存在“虫儿”这种说法,南通话的“虫儿”是不是从北方方言那儿来的。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南通以北的江淮官话通通说“虫子”,为什么北方方言跳过了苏北广大地区,独独影响了南通?这就很难解释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正因为南通话的“儿”也不是鼻音而是流音,所以很多南通话后缀“儿”仍然被广泛使用,比如“筷儿、虫儿”。
2)吴方言某些名词的深层结构有后缀“儿”,也是“筷儿、虫儿”,但是由于“儿”是鼻音,易脱落,故而在表层结构里“儿”消失了,变成了“筷、虫”。

换句话说,近代的南通话和吴语都是可以说“虫儿、筷儿”的,只是吴语的鼻音“儿”在语言发展中脱落了,南通话的“儿”由于是流音,得到了保存。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南通话的很多“儿”后缀是继承了近代吴语。比方说,“筷儿、猫儿、麻雀儿,虾儿”之类词汇本存在于近代吴语中,但已经基本从现代北部吴语中消失了,然而这些儿尾词仍然存在于南通话中。

为什么南通话不说“虫子”,而说“虫儿”?

我的理解是“儿”表“小”的意思更多一些,特别这里的“虫”是一种小的物体,所以要用“儿”。相反的,“子”的语义虚化了,表示不出“小”的意思。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大多数江苏方言用“虫子”?这我就说不清了。

尾声
名词词缀“儿”和“子”已经谈了好几回了,总是疑问比答案多。我希望通过最近的这几篇博文探讨一下南通话词法和词汇的问题。无奈我水平不高,不免常常错漏百出,偶有所得也往往是拾人牙慧。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儿,子”系列文章:

1. 南通话“儿,子”是否是语法性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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