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国学——国学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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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学概论》是章太炎先生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先生精辟论述了国学的内涵以及研治国学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诸子学)、文学的流变,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

甲 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乙 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甲 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做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急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分。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子一般,这样愚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因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

乙 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

(一)《吴子》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他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

(二)《文子》、《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他是两晋六朝人做的。

(三)《列子》,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做得不坏,很可动人的原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哪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他,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

(四)《关尹子》这书无足论。

(五)《孔丛子》这部书是三国时王肃所造。《孔子家语》一书也是他所造。

(六)《黄石公三略》唐人所造。又《太公阴符经》一书,出现在《黄石公三略》之后,系唐人李筌所造。

经、史、子三部中的伪书很多,以上不过举个大略。此外,更有原书是真而后人参加一部分进去的,这却不能疑他是假。《四子书》中有已被参入的。《史记》中也有,如《史记》中曾说及扬雄,扬在太史公以后,显系后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记》是伪书。

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徬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

二、通小学

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章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到了现代,虽研究到六七十岁,还有不能尽通的。何以古易今难至于如此呢?这全是因古今语言变迁的缘故。现在的小学,是可以专门研究的,但我所说的“通小学”,却和专门研究不同,因为一方面要研究国学,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

《尚书》中《盘庚》、《洛诰》,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诰》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话,所以比较地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于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

研究小学有三法:

(一)通音韵 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的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的音韵。

(二)明训诂 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伸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

(三)辨形体 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子》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工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按名奇龄)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见的新境域,着实不少!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桐城派也懂得小学,但比较地少用工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这是消极的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的。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学(宋之理学即哲学),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议。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又释“敬”为“主一无適”之谓(这原是程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把“適”训作“至”,不知古时“適”与“敵”通,《淮南子》中的主“无適”,所谓“无適”实是“无敵”之谓,“无適”乃“无敵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

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

三、明地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和后来楚汉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为的比较地难以研究。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在《水道提纲》以前,原有《水经注》一书,这书是北魏人所著,事实上已用不着,只文采丰富,可当古董看罢了。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民国代兴,废府留县,新置的县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截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势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还可以明白,最难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一州,侨置的地方,大都在现在镇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产生。我们研究南史,对于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混错。元人灭宋,统一中国,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关于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志,《元史》也有阐入,因此使我们读者发生困难。关于《元史》地志有《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因著者博证海外,故大致不错。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南北朝时南北很隔绝。北魏人著《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南宋时对于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也错得很多。——这是臆测的谬误。中国土地寥阔,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纠缠不清。——这是纠缠的错误。古书中称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诸实际,相距却是甚远。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泸水就是现今金沙江,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其实相去千里,岂非大错吗?——这是意会的错误。至于河阴、河阳当在黄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还是仍旧,也容易舛错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哪一朝史知道哪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如若不明白这变迁的理,要产生两种谬误的观念。

(一)道学先生看做道德是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做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

(二)近代矫枉过正的青年,以为古代的道德是野蛮道德。原来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随着环境变更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古今人情的变迁,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这是比较而说的。《大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语,《传》第九章里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语,这明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且看唐太宗的历史,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这岂不是把《大学》的话根本打破吗?要知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以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种制度之下,《大学》里的话自然不错,那不能治理一县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对于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都很恭维。史家论事,对于那人因为犯事而灭家,不问他所做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一句褒奖。《左传》里已是如此,后来《史》、《汉》也是如此。晁错创议灭七国,对于汉确是尽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对他生怪了。大概古代爱家和现代爱国的概念一样,那亡家也和亡国一样,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这种观念,到汉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复盛了。

第三,贵族制度和现在土司差不多,只比较地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本身一样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的时候都有承袭的权利。我们看《尚书》到周公代成王摄政,觉得很可怪。他在摄政时代,也俨然称王。在《康诰》里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这王明是指周公。后来成王年长亲政,他又可以把王号取消。《春秋》记隐公、桓公的事,也是如此。这种摄政可称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后世便不行。后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掳,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权几年,却不许称王,既称王却不许取消的。宋人解释《尚书》,对于这些,没有注意到,所以强为解释,反而愈释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一样,凡是家臣对于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制度,西汉已是衰落一些,东汉又复兴盛起来。功曹、别驾都是州郡的属官。这种属官,既要奔丧,还要服丧三年,俨有君臣之分。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虽未称王,但他属下的官对于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忧去官一件事在汉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的风在那时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到明代把他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总之,道德本无所谓是非,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在那时如此便够了。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自从韩退之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按即阮元)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在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用骈体,《仪礼》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譬如我讲演“国学”,列举各项子目,也便是骈体。秦汉以后,若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的骈文,了然可明白。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的确是不错。后来诏诰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间,有《龙筋凤髓判》),这真是太无谓了。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原故。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按即江声)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按即陆九渊)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所纪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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