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字学初探》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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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Orig的博客

文/水月

周有光先生在本书中给出了几个主要论断,这些论断都是基于对世界文字发展和类型分析的实际资料做出的:
1.人类文字的发展阶段总体经过表形兼表意(形意文字)、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和全面表音(表音文字)的发展过程。
2.文字的体制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决定于文字的传播,文字随文化(宗教)而传播。
3.文字制度的重大变化都是在文字传播到异民族以后才发生的。

从这些论断观照中国的文字改革,似乎结论很清楚,全面表音最科学,汉语特点不妨碍汉字拼音化,也就是说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唯一难办的就是汉字改革要在本民族实现非常困难,有文字传统的习惯势力,文字制度的重大变化都是在文字传播到异民族以后才发生的。

周先生做了很伟大而又细致的工作,搜集到这么多的实际文字资料并且提出了独到的“三相”文字分类方法。但是面对相同的资料,因各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思维结果,或许周先生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我对上述论断的一些思考:

1.文字之初,文字不依附或不完全依附于语言直接表意,比如图画文字可以跨语言。随着文字的发展,表意的精密性要求,文字必须跟语言挂钩对应了,因此出现特定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来对应语言的语词,对应语言的段位越细被认为发展水平越高。问题是一种文字一定需要反映出语言的音位段吗?文字的本质是什么?对汉字而言,能全面地书写语言不就是最高要求了吗?至于要分析语言的音位有音位学去管,用得着文字去操这个心吗?也就是说反映语言的音位并不是一种文字的必需选项,不能由此判定一种文字的优劣。英文使用音位字母,那是与其语言的特点相适应的。

2.文字的体制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决定于文字的传播。汉字被语系不同的日语和朝鲜语所使用,印度字母成为5个语系35种语言(包括跟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的藏语)的文字。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之间一定是达到了顺畅书写语言的要求的,否则一定需要改革。一种文字体制与一种语言结合无论是自源的还是引进的,必须相互适应。上述第二条论断跟第三条结合起来一起看就辩证了。汉字传到日本和朝鲜,经过使用发现跟各自的语言有不便表达的地方,从而产生和采用了假名和谚文,有限度地使用汉字。土耳其语言文字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放弃与土耳其语言不适应的阿拉伯字母,使用根据拉丁字母创制的土耳其新字母;清除旧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来词汇和语法规则,从而纯化并发展土耳其语;规范土耳其语法与正字法,消除口语与书面语的隔阂,使土耳其民族从愚昧中解放出来。可见土耳其的文字改革还牵动了语言改革,是同步进行的。这说明了文字的体制跟语言的特点是相关的,需要互相适应。我国对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进行拉丁字母化的改革,结果宣告失败。原因是维、哈民族传统上受伊斯兰教影响较深,对阿拉伯字母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没有觉得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有什么不好。

周先生从所掌握的资料得出“文字的体制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决定于文字的传播”表面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因为相同的文字体制确实在不同语系的语言中同样使用,但是周先生没有深究文字体制与各种语言结合的具体情况,相同语系的语言也会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不同语系的语言也可能有相同的特点,从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论断,这将更好地说明为什么汉字拉丁化不能成为现实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周先生的第二条论断可以表述为:文字的体制是随着文化(宗教)的传播而与各种语言结合的,不相适应的语言与文字体制终将发生变革。

至于中国的文字改革,汉字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在变,从字形字体的演变到简化字、规范字;从反切标音到注音字母再到汉语拼音方案,这些改革都是实实在在的,使汉字与汉语相适应。但汉字基本维持了意音文字的体制没有改变。随着汉语的发展,汉字从词字逐渐转化为词素字,在7000个现代汉字里词字与词素字的比例为1:2;早期形声字甲骨文里有20%,今天形声字在现代汉字里占比90%。汉字的这种功能结构的演变较好地适应了汉语的发展,又能贯穿古今,因而汉字拉丁化的努力终究无法结出果实。汉字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自源性文字,有着强大的文化支撑,加上汉字跟汉语的良好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别的文字体制是根本无法取代汉字的,除非汉字跟汉语产生无法匹配的情况而产生彻底改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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