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友农:我说通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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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友农

  某日,路过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新村。在居民区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舞台,悬挂着横幅,上面写着“××××通剧团”十分醒目。旁边还置放了许多香火、炮竹……附近的男女老幼,扛着凳子,搬着椅子,还呼唤着“看僮子戏了,看通剧去呀……”纷纷前来抢座,随着“咚咚哐,咚咚哐1的锣鼓声,“戏”就开演了……
  这样的场景我遇到过好多回。这种活动,据说在周边农村乡镇很普遍。
  通剧作为地域文化,我把它称之为“戏剧现象”。它确实演一些戏,如《王清明合同记》、《陈英卖水》等,同时也做一些祭祀活动。通剧的本身源于僮子戏,而僮子戏的前身,源于“僮子会”——一种“驱邪纳吉、祈求太平”的古老傩仪,其演化过程漫长而复杂。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这方面,南通市张自强、杨问春、施汉如、曹琳等人已作了艰苦努力,或深入探究,或著书立论,成果累累。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而我客居南通虽有30余年,但毕竟是外乡人,又不涉猎其研究,知之甚少,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所以在这里妄说通剧,是因为有一段工作关系的接触,任务式的参与,出于对地域文化的热爱,利于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把一些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回忆起来,很可能是鲜为人知的。
  上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刘光同志指示以市文化馆为阵地,组建一个包括新音乐工作者邱轶,老通剧音乐工作者李少麟在内的三人小组,并拨款8000元。我是责任人,尝试通剧进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改革。
  建国初,民间盛行的“上童子”确有很浓的封建迷信色彩,即使其中的“戏剧”部分,也不乏糟粕,而把它其中的“戏剧”拿来上演(有的说“童子书”可视为曲艺,有的说“童子戏”可视为戏曲),也难避宣扬封建迷信之嫌,因而反反复复被下令禁演。但群众却非常喜爱,偶有演出,盛况空前。作为一个地域的民间文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禁不是个办法,也禁不了,不是吗?50年来,经过多少政治运动,经过多少起起伏伏,如今依然“猖獗”。我们应该正视它、改造它,不应该忽视“合乎民心,顺乎民意”。通过救活、改造、革新、发展,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地方剧种,这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州大地诸多的戏剧现象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常听人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由此看来,我想当年市委领导刘光同志的想法,是符合当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提倡先进文化,鼓励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精神的。
  当时,三人“通剧改革小组”也作了一些调查、摸底工作,向一直关注“通剧”的文化部门的老领导、当事人了解情况。其实建国初就有试图把“童子戏”改造成地方剧种的初衷,反封建迷信是主要的,故曾一度改过一字,叫“侗子戏”,后来又觉这个“侗”,会被人误为是“侗族”少数民族的戏,再改由“僮”字替代。1958年,由南通市人民委员会文化科于10份批准成立了“南通市僮子戏实验剧团”。
  最近,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会议间与曹琳先生有所交流,还求教过直接参与当年其事的文化部门的季茂之老领导,说到一些当时的情况:1960年春,上海来了两位电影界的大家,作曲家瞿白音和导演汤晓丹,由时任市委书记的刘光、市长沙衡、副市长曹从坡等陪同,季老也在场,观看了僮子戏。沪上艺术家很感兴趣。沙市长说:这是南通的乡土戏曲,就叫一个大众化的名字“通剧”吧!1960年5月更名为“南通市实验通剧团”。“通剧”之名由此而来。直至今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常愿把“童子戏”冠名为“通剧”,主要出于避封建迷信之考虑。
  南通市实验通剧团的出现,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人们企盼的,也好像终于有了南通人自己的剧种,这时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迈出了一些改革的步伐。为了改变过去男女老幼不分角色同腔同调,而可用之调又很有限,且悲腔居多,不用乐队伴奏,仅靠锣鼓单调的“咚咚哐”等弊端,作了一些改变。剧目方面有创作的、移植的、改编的;内容上有传统的、有现代的,而且以现代题材为主;在伴奏形式方面有了丝弦、弹拨乐等文武场面;唱腔方面引入了民间山歌、小调、号子,还借鉴了其他剧种的音乐素材,并开始向板腔体过渡;角色方面也分了行当等等。最初的路子不能说不对,似乎一个新型的地方剧种初见端倪。不料,情况出现转折:1961年下旬,通剧以一出当时颇具影响的《好书记》赴省城演出。虽然当时的省委领导给予关注,给予鼓励,但观众却对通剧比较陌生,特别是专家们对唱腔、曲调、伴奏音乐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新歌剧,不是地方戏曲,尤其建议声腔改革要慎重。回到南通以后,虽经各方努力,也作了分析、研究、探讨,但一直举步维艰,加上“三年困难”的影响,1964年9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南通市实验通剧团。至此,人们对自己地方剧种的企盼,何时再有自己的通剧团有些渺茫了。尽管我认为直至今日,僮子戏仍在城镇乡野大行其道,僮子戏录音仍在大街小巷热播;尽管通剧已作为剧种入“典”、入“卷”,但这个“剧种”的现状和未来实在令人担忧,难道“剧种”梦就这样被灭了吗?
  当年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认定一个剧种是要由官方批准的。那么通剧“不是戏曲”,不被认定为剧种的原因何在?接手改革通剧任务后,带着这些问题,我等曾几次赴宁,找到了省文化部门“文革”后又重新复出的相关领导,他们都是当年评论《好书记》的当事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说:认定一个剧种须具备3个条件。一、要有该剧种的代表剧目,京剧就不屑说了,像昆剧有《十五贯》,黄梅戏有《天仙配》等等;二、要有该剧种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例子就很多了;三、最重要的是要有该剧种自己独特的成套唱腔。这是我国众多戏曲剧种的重要区别所在。通剧的最大弱项是唱腔,况且还没有成套、成熟的板腔体系,这可能就是与当年否定通剧作为剧种的主要缘由。
  回来以后,人们一面向领导汇报,一面着手以唱腔为重点的改革试验。复排了重新整理的当年通剧团上演过且反映较好的对子戏《上河工》,又从江苏省昆剧团移植了《喜搬家》等两个独幕剧。因都是现代戏,我们尝试用板腔体,从人物、角度、剧情出发,揉合一些“童子调”来设计唱腔,效果不错。在当时市文化馆小剧场首演,市委主要领导和文化界人士看了以后给予肯定、鼓励。之后又在“东风剧潮(新新影院)公演,可能由于“文革”闹“看戏荒”的原因,居然出现剧场门前等退票的情景。
  我们的这种稚嫩、初步的改革,因各种原因只进行了不到两年,应该说是迈开了第一步,领导这一工作的刘光、陶应衍老同志早已作古,与我一起参与改革的李少麟、邱轶也先后去世,让我十分怀念,更让我遗憾的是,从僮子戏到通剧已经爬涉过来了,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据说现在有二、三十个称为通剧团队的班子活跃在市郊、乡镇,不时还在做“会”。虽然打着“通剧”的牌子,仍旧是“咚咚哐、咚咚哐”,想必“通剧”与“僮子戏”已合二为一了。

作者简介:

杜友农(1941-2014),生于湖南湘潭,1961年8月参军入伍。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南通,和南通曲艺工作者共同组建了曲艺创作组。他不满足于当时南通曲艺单一的相声表演,尝试以快板、评弹等形式呈现曲艺作品,掀起了地方曲艺表演的阶段性高潮,《将心比心》《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大一批来源于生活的南通方言小品受到了百姓的喜爱。

杜友农是南通市曲艺界元老,开创了用南通方言表演小品的先河,被誉为“南通的赵本山”,在他的影响、指导下,很多人走上了戏剧、曲艺的道路。杜友农多才多艺,曾担任过市文联组联部主任,市曲协、民协、音协3个协会的副主席,并为南通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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