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泰方言是古代北方方言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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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鲁国尧. (2003). 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下篇一:试说通泰方言为公元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p.85-94.

试说通泰方言为公元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鲁国尧

【摘要】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语北方话的“后裔”。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
【关键词】通泰方言 江淮方言 吴语底层 北方方言后裔

【作者简介】鲁国尧,男,1937年11月生,江苏泰县人。1964年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1989年获第一届、第三届王力语言学奖金。著有论文三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主要论著有《鲁国尧自选集》、《卢宗迈切韵法述评》、《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幅江苏省方言地图引起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在江淮之间的东南角,有一个范围不大的约一千万人口的通泰方言区,它处在江淮方言和吴方言之间,表现出一系列特点,它渊源何自?

官话方言(江淮方言是其一支)与吴方言基本上划江而守,然而长江天堑并不能把这两大方言截然分开,以扬中县为中心,于东,吴方言越江至靖江、海门、启东;于西,江淮方言在江南伸展出很大一块地区,南京、镇江、句容、江宁、丹徒的方言皆与吴方言迥异。这种局面是自古以来如此呢,还是经过角逐和斗争造成的呢?

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话北方话的“后裔”。

兹述管见如下。

(一)江淮之间和江南古为一体

通常谈到吴国的历史,就会提到太伯、仲雍的奔吴,以为吴最初活动在太湖流域。但是从考古学研究江苏历史,则有另说,曾昭橘、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4期)二文认为吴国主要是由湖熟文化的荆蛮族建立的,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西至马鞍山、皖中地区,东至丹徒,武进,南至句容、江宁,北至长江两岸,发现长江北岸遗址的有江浦、六合、仪征及扬州市的葫芦山等处。

1954年在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 ,从铭文可知,夨簋 最初封在畿内为虞侯,后改封于宜。唐兰先生《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2期)认为宜侯是吴国的最早的祖先,夨簋即《史记》所载的仲雍的孙子周章,“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侯”。学者们认为簋铭中的“宜”即在丹徒及其附近地区,那末吴最初本在长江南岸,而后向南发展至太湖地区,当然也就必然越江而北伸展其势力,江淮之间特别其南部最初的居民是吴人则是有较大可能的。(注:鲁国尧原文中“簋”写作“㿝殳”,“㿝殳”字较为生僻,为防止浏览器显示问题,暂用“簋”字代之)

再从史籍记载看江淮地区与吴国的关系。《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谷梁传》襄公五年:

仲孙蔑、卫孙林文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范宁集解:

善稻,吴地。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

显然,《左传》之“善道”即《谷梁传》之“善稻”。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吴善道也”。

《春秋》哀公十二年: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杜注:

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口。

注中的“海陵县”即今泰州、泰县。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今如皋县亦海陵地,县南十里有会盟原,相传为吴楚会盟处,考春秋之世,吴楚始终无盟会事,意必指此矣。”有意思的是《左传》哀公十二年: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齆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

卫侯在他的扣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竟学会了夷言即吴语,这为华夏的人所惊奇,故被记载下来。显然,江淮之间的语言与江南吴语是一致的。

《左传》哀公九年: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杜注:

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

邗城即今扬州,末口为淮安,皆吴地,邗约在春秋以前为吴所灭,地遂并入吴。

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沫若文集》17卷)云:“邗王是埜戈”的“邗王是埜”即吴王寿梦,吴王又称邗王,邗可作为吴国名的别称,可见江北对吴的重要性。

前482年,夫差率大军至黄池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是时越袭其后,夫差急欲退回。《国语·吴语》载王孙雒进策语,中有:

必设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间,乃能至于吴。这里的“吴”是狭义的,指吴都姑苏。

据上述,可见吴之国境北抵淮,后来扩张至淮北,灭徐、伐齐、侵鲁。吴国都虽在江南,而江淮之间一直为其所有,扬州、泰州、盱眙、淮安皆吴地。邗沟乃其国境内的运河。

(二)江淮之间在吴亡后的情况

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前473,越灭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勾践灭吴后,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地并吞,将吴所扩张地淮北地放弃。《楚世家》的“楚东侵,广地至泗上”与上引的“以淮上地与楚”正相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是年为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前333年。那末江淮之间为越所有,达一百四十年。此后则为楚地。

《楚国策·楚策》: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

“……楚地……东有夏州海阳。”

元吴师道重校鲍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

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刘氏(按,指刘伯庄)云,楚之东境。

海陵即今泰州。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知苏秦说燕是前334年,历说诸国,也许次年最后至楚,适楚灭越,拓地于江淮,占有海边的“海阳”。楚领土原不至海,如今灭越,疆域大拓而东至海,故苏秦以此迎合威王。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则是楚占有江淮之间达一百一十年之久。越早并于楚,但越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公元前三世纪前期的著作《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其中“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为扬州”,则是二州以淮为界。扬州即越地,以国名当州名。《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尔雅·释言》:“越,扬也。”皆可证(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所载顾颉刚先生说)。

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刘贾后为英布击杀,刘邦复立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即今扬州。景帝三年,吴王反,起兵广陵,其遗诸侯书中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七国之乱平息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按,汉高之分封诸王固然因袭前代的传统,然语言、风俗也是考虑的因素,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荀子之时,楚已灭越,但《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夏”三者并称,可见越之语言仍有特色。

扬雄《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林语堂《前汉方言区域考》据之分当时方言为十四系,其中吴扬越为一系,早已是汉语方言的一种。

此后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居民并无什么大变动,当仍是吴语区。东汉末战事频仍,《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

同书《吴主传》:

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 今扬州、泰州等地在西晋时仍为吴语区。

(三)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居民迁徙至江淮间

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崩溃,导致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晋书·王导传》:“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永嘉直到刘宋末一百六十年间,多次有居民大规模迁徙。这可从东晋、刘宋的侨州郡县考求出一个大致轮廓,现据沈约《宋书·州郡志》,参以《晋书·地理志》,看看长江下游的移民主要来自何处,重点放在江苏省范围内。司马睿建都今南京,因此今江苏地区成了北方移民的主要地区。《宋书·州郡志》序: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同书“南徐州”序: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

《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

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为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等郡,属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等郡,以属徐、兖二州。

晋陵郡在今常州及其附近;京口即今镇江;海虞,今常熟县东;曲阿,今丹阳;江乘在句容北,可见北方流民满布江南,深入至今丹阳,常州、常熟一带,当然北方话也随之而来。

从《宋书·州郡志》“扬州”序及“(南徐州)南琅琊太守”等条所述整个北方各州的世家大族及其部曲都有居住于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兹不赘言。

江苏的江淮之间如何呢,从上引宋志“南徐州”序及晋志“司州”后序可见,幽冀青并徐兖司七州皆曾侨置于今之扬州、高邮、泰州一带,其移民来源的复杂不下于长江南岸。据宋志“南兖州广陵太守”条,晋曾侨立辽西郡,统肥如(幽州)、真定、新市(冀州)、路(并州),宋以并广陵郡。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卷二“东晋广陵郡”下云:

既侨立兖青并及幽冀五州于江淮间,故广陵与晋陵互有五州之号。……安帝义熙……七年分立山阳、海陵二郡,又领临淮之高邮焉,而所侨之青并二州尚如故。……盖文帝永嘉八年竟割江淮间为南兖州境矣,所领山阳、海陵与本广陵三实郡外,仍侨立南沛……六郡。

再看今长江北岸西起扬州东至南通的情况。西晋时沿江北岸只有广陵(今扬州)、江都、舆(今仪征)、高邮、海阳(今泰州、泰县)五县,海阳是最东的一县。晋安帝义熙七年,将广陵郡分为三郡:山阳郡在淮南,广陵、海陵二郡在长江北岸。

宋时的海陵郡领县六: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临泽(宋明帝泰豫元年立),这六县皆在今泰州以东的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薄涛县在今南通境,如皋置县即从东晋始。建陵县乃侨县,旧县在东海附近,侨县在今泰州东北七十里,即东台县内。还有宋明帝泰始七年立的新平侨郡的海安县(即今海安),齐永明五年,罢新平郡,以海安县属海陵郡,永明元年又增设齐昌县,则至萧齐时海陵郡领八县。

据宋志,广陵郡(领广陵、海阳、高邮、江都四县,舆与江都并),人口有7744户,45613口,新置的海陵郡,领六县,人口有3626户,21660口。海陵郡虽只有广陵郡人口的一半,但须知西晋时只是海阳县的部分辖地,地广人稀。而永嘉后至东晋末一百年间人口陡增至此数,以致为之立郡、县,可见大批北方人徙居于此。宋末侨立的新平郡的外来户的数字尚未统计入内。

《晋书·毛璩传》:

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 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

据《嘉庆泰州志》,青蒲在泰州东北六十里,今属东台县,谓之青蒲角。此事发生在东晋孝武帝时,所云万户,未免夸张,但可见当时人口的激增程度。

宋末明帝时失淮北四州,再次发生北方流民南徙的高潮,在今高邮、扬州、泰州一带侨立了北淮郡等郡。《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

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5期)云:“宋志:‘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镇江武进一带),实查则又有司州之广平郡后省为县,豫州之南鲁郡立鲁县,并隶南徐州。五方杂处,无远勿至,盖以此州为最。”据《宋志》,南徐州有420640口,诸侨郡有248440口,可见侨郡人口所占比数之巨。

江淮间的南兖州的北方居民成分的复杂并不下于南徐州。据《宋志》,全州有159362口,三分之二为本土郡县。但有可怀疑者,海陵设置自西汉始,一直至西晋皆是江淮间的最东的都邑,海陵之东则是一片近海的荒地,而至东晋末,突然置郡,当是人口激增之故,除建陵县明确知道是侨置外,其余五县人口也当多是北方流民,因此海陵郡从居民成分说,当与侨郡一致。

总之,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北方人民纷纷迁徙南下,首都自是迁移的重点对象,淮河以南的吴语区涌进大量中原流民,在江南,自今南京而东,直深入至今丹阳、武进、常熟诸县内。江淮之间,本是渡江南迁的必由之地,因此同样有大量北方居民聚集,从此以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迫使吴语后撤到江南中部。后来两者当又反复斗争,吴语“反攻”,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然北方话则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

今日的官话方言与吴语基本上划江而峙的局面当奠基于4世纪时,江淮间也于是时由吴语区成了北方方言区。南京、扬州等地乃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历代争战的场所,所以语言变迁较快。通泰地处偏僻,故保存古老的成分为多。溯通泰方言之源,当自四世纪北方人民南迁于这一区域开始。

(四)通泰方言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现代通泰方言显然是官话方言的一支,但它和宁扬方言比较起来有若干显著特点,声调六至七个,都分阴阳入(泰州话有若干阳入字并入阴入,那是近现代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结果),都分阴阳去(泰州、如皋、泰兴阳去混同阴平),古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这一点与客方言、赣方言(它们也与四世纪永嘉之乱后的北方人民的语言有密切关系)一致,而与多数官话方言不同,通泰方言比一般官话方言复杂得多。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通泰方言和吴方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总认为它与吴方言是近邻,必然受吴方言的重大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拟提出这样的假说: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直至四世纪,北方方言将吴语逐退至江南武进、常熟一线。但这一带的官话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如韵母单元音化,阳声韵尾的丢落使元音鼻化,山咸摄的一等和二等元音有别,依古声母清浊为条件而分出较多的声调,入声有两个,通泰方言中保留了喻三和匣相混的痕迹,等等。

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现代苏南吴方言阴入高、阳入低,而通泰方言则反是,阴入低、阳入高。这是他们的重大区别区别之一,泰州方言也是阳入字调值(45)高于阴入字调值(43),可是在某些特定的词里,有些阳入字调值变为21,这就低于阴入了。

例子详见本文“上篇”关于入声韵消变的叙述(那里提出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变化不是连续变调。这种阳入字在某个别词里是低调的现象可不可以假设为吴语的“底层”?在如皋、泰州、东台、姜堰、溱潼的方言里也有类似的现象。

又,在苏南吴方言里,只有丹阳话阳入高(4),阴入低(3),独异于其他点,而同于通泰方言,可是丹阳与通泰距离甚远。这令我们想到丹阳一带在古代正是北方汉语与吴方言角逐的场所,北方方言曾深入到丹阳,后来退至镇江、丹徒。丹阳仍旧成为吴方言区,但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底层。

也许古代进入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的北方话浊声母有某种“遗传基因”,而这只在东隅的通泰方言里保存下来,使得它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又使得它的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丹阳方言在后一点上保留了这一底层特点。

通泰方言跟吴方言在词汇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是通泰方言区的学人都注意到的,此不赘论,这些相通处是长期为邻相互影响的结果呢,还是四世纪的吴方言的底层呢?当然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尚须从各方面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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