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江苏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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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江苏语言学家

鲁国尧

因为语言学文章精严有余而文采不足,所以尝试写成随笔体。冠以“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罕闻则长,周知则短。“说”得短的,“说”不到的,未必是不重要的,也许是很重要的。故厚古薄今,详老略少,“史”“论”非是,“全”“备”不能。敬希博稚君子,原谅则个。

话说,话说,话要从头说。1993年10月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回国讲学,返乡探亲,29日应邀来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次日我陪丁太夫人、丁先生和丁太太游夫子庙。以夫子庙为中心的秦淮风光带一律是明清风格的建筑,“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古色古香。晋时的桃叶渡、乌衣巷遗迹,明末李香君的故居都还在,历来文人学士、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题咏,著名的如刘禹锡的“淮水东边旧时月”、杜牧的“夜泊秦淮近酒家”等诗句,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总之,这是一处使得文人流连忘返的所在。

这里单表我们一行四人进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江南贡院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场,能同时容两万多考生,如今只保存了明远楼和很少的几排号舍。西边的三排号舍里安放了十几个考生蜡像,有振笔迅书的年轻士子,有凝神憔悴的老书生,壁上的配诗并不高明,但是丁先生兴致勃勃地逐首念给老母听。展览厅内陈列了考篮、试卷、作弊用的夹带等实物,还有常熟翁同献家的状元匾等,最令丁先生、丁太太感兴趣的是正壁上的清代状元、榜眼、探花统计表,兹录于下:

状元 探花 榜眼
江苏 49 42 26
浙江 20 29 27
安徽 9 7 4
直隶(含顺天府) 5 7 9
山东 6 5 3

 

丁先生是如皋人,丁太太是江阴人,离乡四十余年方始由美国回到省城,自然带着强烈的感情在这统计表前议论起来。江苏被誉为人文荟萃之地,盖有年矣。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接着又谈起江苏语
言学的传统,我们历数了好几位江苏籍的现代语言学家的大名,……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部份是追记当日的欢谈,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充实”与“续话”,若有谬误,责任概由我负。

先秦两汉时期,中原是“发达地区”,今江苏地区在那时还是“发展中地区”(这是我类推时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生造出来的词语)。《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注引袁淮劝曹爽捐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上;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对抗。”可见当时人的观点。三世纪时孙吴在淮南、江南立国,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发展。最早的江苏语言学家大概是吴的韦昭(204-276)9《三国志》卷六五本传载其狱中上孙皓书云:“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
一卷,欲表上之。”《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汉书音义》一七卷,颜师古注《汉书》收录韦昭注若千条,韦昭是云阳(今丹阳)人,墓在今金坛境内。李步嘉《韦昭<汉书音义>辑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辑得韦注近八百条,煞费苦心,诚堪敬佩。

南北朝时,江南迅猛发展,梁武帝时达到顶峰,超过北方。《梁书·武帝纪》:“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梁陈时代江苏地区出了好几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著《玉篇》的顾野王,吴(今苏州)人;著《经典释文》的陆德明,也是吴人。顾.、陆及其名著,可参见各种专著和工具书,毋庸我多一言。我在这里要着重讲的两位是颜之推和萧该。颜之推的大名对语言学人来说,该是“如雷贯耳”,萧该则可能陌生些。其实论音韵学的造诣和成就,二人是齐名的。

众所周知,音韵学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切韵》,这是隋文帝开皇六年(586)长安论韵的结晶。论韵的十人都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有北人,也有南人,都是南北朝后期至隋时的文化精英。这次长安论韵不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分裂近三百年后南北文化汇流的里程碑,是大统一的先声。美国语言学家J. H. Greenberg在七十年代初提出“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我国语言学理论家北师大的伍铁平教授也倡言“语言学是领先的学科”,而在中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里,在名称上“语言”踞于“文学”之前,实际上处境艰难,依我看,中国从古至今,就只有公元586年长安论韵这一次语言学算是“领”了“先”。《切韵序》载,十人“夜永酒阑,论及音韵”,最后“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此据王仁响((刊谬补缺切韵》,《广韵》卷首所载则为“萧、颜多所决定”)。颜之推的著作以《颜氏家训》为最
著,其中的“音辞篇”脍炙人口。特别要指出的是,颜之推是建康(今南京)人。之推九世祖颜含是琅邪人,永嘉丧乱时渡江,之推本人虽生于江陵,但他一直视建康为故乡,他的《观我生赋》云:“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祀梓于水乡。”“经长干以掩抑(自注: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莹皆在白下)。”

本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西北狮子山附近考古发掘,发现了南朝时颜家的一座古坟。因此颜之推该是南京籍
的大语言学家。萧该的祖先也是北人,永嘉后渡江居南兰陵(今丹阳)。《隋书》卷七五:“萧该者,梁都阳王恢之孙也。”萧恢是梁武帝的九弟,其墓在南京东郊栖霞山附近,石兽辟邪保存完好。1983年我陪李方桂先生访南朝石刻时说:“这就是萧该祖父之墓。”李先生注目久之。萧该是江苏人,毋庸置疑。若进一步,可以说他是南京人。萧该著《汉书音义》十二卷,《范汉音》三卷及《文选音义》,是位音义专家。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萧该汉书音义”:“予曾见萧该《汉书音义》若于篇,时有异议,然本书十二篇,今无全本,颜监集诸家汉书注独遗此不收,疑颜当时不见此书云,今略记于后。”考颜师古《汉书叙例》列举二十只家旧注,其中汉至晋二十二家,北魏一家。大概是“厚古薄今”,颜师古不独未录萧该《汉书音义》,梁刘显《汉书音》、夏侯咏《汉书音》、隋包恺《汉书音》并未录。萧该著作未能流传,以致今人知之者甚少。总之,在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区的语言学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跟苏州一样,扬州自古以来也是出人才的地方。承南朝余绪,隋代扬州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曹宪,注《广雅》(其中的《博雅音》近来好几位语言学家作了研究),著《尔雅音义》、《文选音义》。其高足唐初的李善注《文选》,那是名著,李善的音切成了音韵学人争相研究的对象。由南唐而人宋的徐铱、徐错兄弟,也是扬州人,以说文学而名垂中国语言学史。

明人空疏,似成共识。上比两宋,下较清代,在学术史上明朝确是低谷。在明代江苏也有若干语言学家,如《韵学集成》的编者章f 1711)是嘉定人,嘉定在明代系苏州属县,隶南京,清代、民国直至本世纪五
十年代均属江苏省,1955年方划归上海市。《声韵会通》的著者王应电是昆山人,《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六书指南》的作者李登是上元(今南京)人,《韵谱本义》的作者茅傣是丹徒(今镇江)人,等等。最有识见的当推江宁人焦兹(1540-1620),南京至今还有焦状元巷的地名。《焦氏笔乘》中有若千条论及诗经音,抨击叶音说不遗余力。陈第著《毛诗古音考》,焦兹全力支持,并为之作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初,第作此书,自焦兹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

语言学的勃兴必须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作为温床。南朝经济、文化一度十分发达,但隋南下火陈,统一中国,历唐五代而至北宋,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近读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53年),这是一本好书!该书第20页云:“很明显的,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中心已趋向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江南。”明清江南经济、文化突飞猛进。陈正祥说:“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_1616),先后245年之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南方计215人,占88%;北方仅29人,只占12%a”按南直隶66人,占27%0
陈氏又说:“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先后选举者267人;其中江苏占78人。”江苏是文化大省,毫无疑义。有如此发达的文化为基础,加上整个学术的繁荣,江苏语言学终于在清代臻于大盛。

众所周知,《康熙字典》是字典辞书史上的里程碑,卷首列纂修官的名单,共三十位,其中江苏15人,浙江4人,直隶3人,山西2人,湖北2人,安徽、江西、贵州、陕西各1人。江苏人中,苏北6人,苏南9人;
若以府统计:扬州府5人(泰州2人,高邮2人,宝应1人),江宁府1人(江浦1人),镇江府4人(丹徒2人,漂阳2人),常州府2人(武进1人,无锡1人),苏州府3人(常熟2人,吴县1人)。笔者上述统计的根据是邵荣芬先生对《字典》编纂官里籍的考证,见其《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声母部分》。(载于《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清代迄今近四百年,江苏语言学大师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国语言学.史。顾炎武(1613-1682),昆山人,是位伟大的学者,淹贯经史百家,著作等身,语言文字之学只是他治学的一个方面,其《音学五书》开启了一代音韵学。乾嘉时代的钱大听(1728-1804)是嘉定人,段玉裁(1735-1815)金坛人,王念孙(1744-1832)高邮人,他们在漫长的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应该属于最卓越人物的行列,是真正的大师。(可笑的是现在“大师”帽子成批量生产,满天乱套。)段玉裁以文字学显,其实王念孙于文字之学也有极深的造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其中“篆隶分校官”二人,首为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最杰出的两部著作,因此世称“段王之学”。语言学是科学,所以语言学人冷静、宽厚,不扬彼抑此,不厚此薄彼,文学史家则不然,外国有歌德、席勒优劣之辩,中国有李白、杜甫高下之争,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笼”的《李白与杜甫》褒李贬杜,登峰造极,语言学界至今倒还没有段王优劣论的文章或著作出现。

在清代,江苏的语言学家可谓车载斗量,说文四大家两位是江苏人,另一位朱骏声(1788-1858)是苏州人。江声、江沉祖孙也是苏州人,钱大昭、钱绎父子嘉定人,王念孙、工引之父子高邮人,形成了传统。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学者大多治学面很广,“小学”只是他们的“特长”之一,如阮元(1764-1849),仪征人,一生亨达,历任高官,但倡导学术,厥功甚伟,主编《经籍纂话》,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经室集》,后者收有多篇训话学、词源学的文章。又如刘宝楠(1791-1855,宝应人)的《论语正义》、焦循(1763-1820,甘泉今扬州人)的《孟子正义》都汇聚了他们时代的小学研究成果。焦循是位多方面有成就的名学者,《雕孤楼易学三书》是哲学名著,他还有《剧说》、《花部农谭》,在戏曲史上,难能可贵,他还有《里堂学算记》。

话要说到现代。那天丁邦新先生和我历数的现代江苏语言学家,第一位是马建忠(t845-1900),丹徒(今镇江)人。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开山著作,杨树达说:“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其功之伟大,不侯论矣。”对《马氏文通》的推崇和研究历久不衰,可参见蒋文野先生《马建忠编年事辑》及《<马氏文通>论集》。郭锡良先生《1992年的古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建设》1993年12期):“八十年代以来,语法学界对《马氏文通》的研究一直很重视,总的评论倾向是提倡对《马氏文通》进行科学的再认识,有的文章从语言共性的理论高度肯定了《马氏文通》采用拉丁语法框架的合理性,有的文章论证了《马氏文通》与传统语文学的关系,并驳斥了文化断层说。”我们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是,《马氏文通》的出版开辟了中国语言学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再过两年,我们应该隆重庆祝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期颐之寿。

年龄次于马建忠的有孙锦标(1856-1927),南通人,《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的著者。刘鹦(1857-1909),镇江人,这位蜚声近代文学史的《老残游记》的作者还著有《铁云藏龟》,对甲骨文的传布其功匪浅。徐昂(1877-1953),南通人,其《徐氏全书》中有《诗经声韵谱》、《石鼓文释音》、《说文音释》、《律吕纳音旨法》、《等韵通转图证》等音韵学论文十余篇和《马氏文通订误》等语法学论文。汪荣宝(1878-1933),吴县人,他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开辟了古音研究的新途径。朱文熊(1883-19607昆山人,提倡汉字改革,著《江苏新字母》,“普通话”一词似乎最早见于此书(此承陈曼同志告我)。刘师培(1884-1919),仪征人,《刘申叔先生遗书》收书七十四种,内有小学论著。

这里特别要提到刘复(1891-1934),江阴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赴西欧留学,是早期的洋博士之一。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著述说明他是新学营垒中的杰出学人,他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鼻祖,在语法、文字、敦煌学诸方面都有建树,他在二十年代中期推广国际音标,提倡“调查各地的方言”,“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见魏建功《黔县方音调查录》,《国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5)。前几年其故乡建成“三刘纪念馆”,但是南京的《扬子晚报》报道时,居然写出“老大刘复”、“老二刘天华”、“老三刘北茂”这样的文字,不文若此,可发一噱。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其近百年的光辉历史中,涌现出许多名家,其中首推赵元任(1892-1982),常州人。他在多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尽人皆知,毋庸赘言(以后仿此)。他被称为汉语学之父,我看,应尊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天下翁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呜呼,何其盛也。”(借用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语)赵元任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
的,是在国际语言学坛上最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亚洲学者。

我们再接着介绍若干老一辈江苏籍语言学家,其中有些在别的学科有更突出的成就。

郭绍虞(1893-1986),苏州人,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他在抗战前即发表关于汉语言文字的论文多篇,后结集为《语文通论》及续编,“文革”结束后不久即出版了《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

叶圣陶(1894-1988),苏州人,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语文学家,著有《文章例话》、《文心》,编《开明国语课本》等,为文谨严不苟,学高德高。

陈邦怀(1897-1986),原籍丹徒,生于东台,早年在东台、无锡任教,1954年任天津文史馆馆员,1979年任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问,著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嗣朴斋金文跋》等。

朱自清(1898-1948),扬州人,杰出的散文家,诗人,文学史家,他在语文教学与写作方面的著论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论著是《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论白话》,《语文拾零》等。1943年为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写的长篇序言《中国语法的特征在那里》就收在《语文拾零))内。

张弓(1899-1983),灌云人,长期在北方的大学任教,其《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修辞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黄淬伯(1899-1970),南通人,年轻时以《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名噪一时,晚景凄凉,死于“文革”中,他的一部隋唐音的遗著至今未能出版。

闻有(1901-1985),松江(1958年方划归上海市)人,一生颇为坎坷,他是研究汉藏系语文及少数民族古器物的名家。

魏建功(1901-1980),海安县西场镇人,西场原属如皋,所以在《古音系研究》里,他自称如皋人。《古音系研究》是本世纪的音韵名著,至今还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台湾自甲午战后沦为日本殖民地,光复时魏建功为推行国语委员会主任,“民到于今受其赐”,于统一大业,功昭青史。

袁家弊(1903-1980),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人,他在汉藏语和汉语方言学方面都有高度成就,《汉语方言概要》是汉语方一言学的经典著作,泽施几代方言学者,夫人钱晋华(江阴人)翻译了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这一名著。

吕叔湘(1904-),丹阳人,当今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语言学家()江苏出了三位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先生是第一位。丹阳吕氏出了好几位文化名人:画家吕凤子;佛学专家吕微,其五卷佛学论著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语言学家兼英语专家吕叔湘,《吕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部文
集几乎同时问世。

周有光((1906-),常州人,献身于语文现代化事业,年过九旬犹自笔耕不辍。

葛毅卿(1906-1977),无锡人,著名音韵学家,“文革”前曾灌国际音标唱片。

高明(1909-1993),高邮人,在台湾出版多种著作,影响巨大。

朱星(1911-1982)1宜兴人,认为《中原音韵》和《广韵》代表不同的音系,现代汉语通语溯源于古燕方言。

董同龢(1911-1963)1音韵学、方言学、南岛语的名著至今仍为学人研读。关于他的籍贯,《董同龢先生小传》(《史语所集刊》第36本,1965年)、《绚丽的文化世界—南通人文科学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页177),《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都说他是如皋人。这次我请教了丁邦新先生,丁先生说,应是武进人。他生于昆明,长在如皋。

叶籁士(1911-1994),吴县人,青年时代即投身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解放后是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

胡乔木(1912-1992)l盐城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卓越的政论文作家,对语言文字也有很深的造诣,是解放后语言文字工作的决策者。据云,五十年代的“普通话”一词由他提出,或因他而定。上海《咬文嚼字》杂志1996年2期第7页载国家语委党委书记某公透露,“普通话”将改为“通用语”,确实不宜再用1949年前的“国语”,然而“普通话”、“通用语”这两个专名皆欠雅。若容小民置喙,不如用“通语”为宜,“通语”一词出自扬雄《方言》,于古有征,当今妇孺亦不难知晓。

殷焕先(1913-1994),六合人,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书法精妙。

管燮初(1914-),无锡人,上古汉语语法专家。继甲、金文语法专著后,最近又推出《左传句法研究》。

邢公碗(1914),高淳人,生于安庆,知名的侗台语专家。

周法高(1915-1994),东台人,于音韵、文字、语法、古籍整理等皆有杰出成就,著作等身。去世前一年眼疾严重时还口述给我的信(师母笔录,先生签名),引魏武名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要我复印一篇大陆学人写的关于古汉语系词的文章,准备手术后写论文。

朱德熙(1920-1992),苏州人,为国为民为学术贵志以段,1993年初我写了悼念文章《上以为天下愉,而下以哭其私》,本拟倒用李白句“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为题,以后还要写缅怀朱先生的文章,要用这题目。

李成蹊(1921),靖江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词汇学、训话学,著有《中国训话学史》(待刊)。

王均(1922-),南通人,著名的汉藏语专家,三十岁时任广西壮文制订组副组长,现正主编《南通方言志》,官话方言中最特殊、最有学术价值的当推南通方言。

蒋希文((1922-)赣偷人,贵州大学教授,于赣偷方言、贵州方言、汉语近代音、南北朝音皆有突出贡献。

至于七十岁以下的学者为数更多,不一一缕述。江苏籍的老语言学家在江苏执教的以钱玄和徐复“最为老师”。钱玄(1910一)吴江人,著有金文语法的系列论文,毫墓之年数载足不出宿舍大院门,成《三礼辞典》;越三载,于1995年末巨著《二礼学》成,而目疾重矣乙三礼之学,绝学也。数年前我去拜年,先生指着面前的一本线装书说:“人是活的,搞不过他;书是死的,对付得了。”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十六字记在我的学术札记本上。徐复(1912)武进人,当今著名的训话学家、文献学家,《秦会要订补》、《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后读书杂志》、即将出版的《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馗书校注》均为名山之著。主编之《广雅话林》堪称尽善尽美,功德无量。年登八五,身无一病,自朝至夕,伏案著述,孜孜不倦。

自清代以来,江苏语言学界可谓人才济济,但从地域分布看,不可一概而论。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巨著《江苏省艺文志》,苏州、无锡、扬州几卷皆千页以上,徐州、淮阴则相信见拙。在清
代,语言学家以苏南(尤其是苏南东一中部)人居多。还有苏北的扬州府学者,乾嘉时期形成扬州学派,张舜徽为之著《清代扬州学记》,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六谈“扬学”,何等推祟!赵航著《扬州
学派新论》,对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黄承吉、刘台拱诸人的成就都有透彻的述论。在苏北,扬州府外只有少数学者,如著《别雅》的吴玉摺是淮安人,著《音学考源》的吴振勃和著《许氏说音》的许桂林是东海人。至现代,苏北语言学家为数渐多,如赣榆的蒋希文(前已述);那县的薛凤生,关于近代语音史和现代普通话的专著影响深广;宝应的刘坚,著名的语法史专家,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多年。

最后要谈一下长江北岸西起泰州东至南通的通泰方言区,清代也出过几位语言学家,如兴化任大椿著《字林考逸》、辑《小学钩沉》,刘熙载《古桐书屋六种》中有小学数种,泰州田宝臣著《小学骄支》,泰兴何首著《韵.史》,如皋姜日章著《天然穷源字韵》,其后还有南通的孙锦标、徐昂。本世纪所出的学者则远胜前代,如海安魏建功、东台周法高,南通黄淬伯、王均,还有长在如皋的董同龢,皆见前述。还有泰兴李人鉴,语法学者;泰州马汉麟,古汉语专家;如皋任铭善著《汉语语音史要略》。本文最末以丁邦新压轴,《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说他是杭州人,应为如皋人,其成就和职衔众所周知,不赘。

总之,文化的发达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孙吴在江淮立国,江苏地区始出语言学家。在江苏的两千年的语言学史上,三个时期为最盛:一为南北朝时。一为清代,康熙帝在二十三年(1684)南巡时作《示江南大小诸吏》,诗有“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句,本文上面所述的清代语言学家乃其“荦荦大者”,限于篇幅,不得不从略。一为现代语言学时期,在全中国的地位如何?中国人有避嫌的习惯,我不便饶舌。还是让我抄一段古人的话吧,宋代江西吉水人曾敏行著《独醒杂志》,永嘉人陈傅良跋曰:“余尝次本朝学问多出江西,至欧公遂以议论文章师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后鲁直且以诗擅一代,盛矣!”

主要参考文献

纪峋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行本。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通行本。
季羡林、周祖漠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陈海洋等《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曹述敬《音韵学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一至五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1-1986年。
吉常宏、王佩增《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蹼之珍《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按,诸书皆有可增补者,如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收人近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种,可见有相当价值。沈系托苏武进人。又如《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于汪荣宝不载生卒年,而置于王照(生于1859)之前。

1993年11月初稿
1994年冬二稿
1996年元旦修订

此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6年4期(总第226期)。

1996年7月底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的语法专家戴浩一先生和语音学家陈洁雯教授访问南京,8月2日他们去苏州,卞觉非教授和我去火车站送行,在月台上,我们说:“此行也,镇江—马建忠,丹阳—吕叔湘,常州—赵元任,苏州—朱德熙。”宾主无不兴奋拊掌。

1996年11月徐州杨亦鸣教授专函赐教,建议我补上几位“很重要的”语言学家,今遵命增补。又加上了一段《康熙字典》江苏籍纂修官地域分布的统计,这与笔者以前所做的江苏语言学家地理分布的分析很为符合。

199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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