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与《南通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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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好家园

文/郁钧剑

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神州大舞台》栏目,在拍南通专场的时候请我去翻唱了一首旧歌《南通好家园》。词作者叫曹勇,曲作者叫雷远生,虽然他们都不是南通人,但却把这首歌词写得很南通。一开口的词就是“下通江海上通天,我家就在濠河边,小楼窗前听春雨……”

这就是我1968年时住在南通濠河边的景象,那时候我就是常常在河边的桃坞路上的小楼窗前,听着春雨……

前几天南通市政府邀请我作为故乡人回去参加了“2010中国南通港口经济洽谈会”开幕式的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南通好家园》。因为开幕式是在上午演出,所以我就得在头一天下午回到南通。当天晚上一帮南通的好友宏林、小陶、婷婷等请我去吃了一顿南通的家常菜,有毛豆炒药禾、大灶鹅,有红烧江支鱼,有海门羊肉,还喝了一点地道的家乡老酒,海门的“颐生”酒。酒足饭饱后我看时间尚早,正好下榻的“有斐”饭店就在桃坞路旁边,我就说去桃坞路看看吧,看看留过我童年身影的地方。

我们是步行而去的,走到濠河边,不尽的童年往事立刻像无声电影一样闪现在眼前。河对岸的工人文化宫在四周闪烁的霓虹包围下显得又旧又小,一片黑暗。但它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却是又高又大,光彩夺目的。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曾多次重又到过工人文化宫家属区,去给著名演员陶玉玲的亲戚送陶玉玲让我从北京带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今她的亲戚是否还住在那片没有灯火的黑暗里。再往前走,河边也有一座没有灯火的像庭院似的小楼建筑,在1968的那个年代里,此建筑的声名同样显赫。至今老南通都知道,当年刘少奇就下榻过这里。那时候这里好像是政府的一个宾馆,如今同行的好友告诉我,该小楼已经被一个老板买去了,不知为何如今落在老板手中的、昔日辉煌的小楼今晚竟也是一片黑暗。

小时候的濠河,令南通人引以自豪的是河边的树木,南通人栽一棵柳,再栽一棵桃。桃红柳绿的间隔,构成了濠河春天的一道风景。如今当年的桃柳似乎都没有了,其实恢复这一景观并不难,难的是没有人去恢复。

再往前走就到了桃坞路口了,当年我住过的家就在这路口颇为西式的两层小楼上。这幢小楼据说是清末状元张謇的旧物,此时是南通地委公安局的宿舍。准确的说,我在这里的家是我二姨妈的家,我二姨夫当年就在公安局供职。小楼临街是一个西式的大拱门,穿过拱门就是上二楼的楼梯,二姨家就在二楼上。楼上一共有四户人家,其中两户是当时的公安局领导。有一个当局长的领导当时落难了,好像是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了,常年不许回家,家里有两个跟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孩子,他们终日少言寡语,其忧伤的面容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偶尔我也会想起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在何方。他们的母亲我印象也很深,有一次她从苏北的洪泽湖回来,好像是去探望她丈夫了,说在路上竟走了两天两夜,她还很谦卑地给我二姨捎带了点湖里的水产,礼物虽少,但情义很重。使我从小对落难人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我也第一次知道江苏除了太湖还有洪泽湖这样的大湖,而且觉得洪泽湖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苍凉。

穿过拱门往前,是一幢新修的公安局家属楼,印象中住着几十户人家。在那幢家属楼里,我也有好几个儿时伙伴。其中有一对姐弟是远近闻名的“坏孩子”,我二姨就坚决不让我跟他们玩,因为二姨经常能听到他们打架骂人、惹是生非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姐弟俩告诉我,说一个少年转为成人要经过“发体”,“发体”的时候,其乳头会有变化,会结成一个硬块,说着说着他俩就捏了我乳头一把,还真别说,从他们那,我还真学到了当年在课堂上、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在这幢楼的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共厕所,当时也是整个南通城里为数不多的街头公共厕所。我对它记忆深刻是因为它有蹲坑,因为从小生活在桂林的我,坐不惯马桶。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大凡我给南通的朋友提到这座公共厕所,几乎他们都知道。可见当时南通城之小,一座公共厕所也可以与桃坞路齐名。

那天晚上我惊讶地看见,在原来那幢小楼的地方,拔地而起了参天的浦发银行。当年马路两边绿荫如盖的梧桐大树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最有特点的是桃坞路的路面,是用石子铺成的,如今也被柏油路替代了。记得当时有许多路边的铺面都是立地的玻璃门窗,门窗后面的柜台里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布匹,忙碌着衣冠楚楚的裁缝师傅,像这样的景象,印象中只有上海的南京路上才有。可见“开先河”同样是南通的特点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开先河”的鼻祖就是清末状元张謇,不光我住的那幢小楼和这条桃坞路是他修建的,而且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批纺织产业、第一间育婴堂,养老院、第一座剧场等等第一都是张謇所建。桃坞路上建于1919年的“更俗剧场”就是为了南北两大戏剧泰斗梅兰芳与欧阳予倩相会、合作于南通的“梅欧阁”。这许许多多的第一在中国的实业史上、教育史上、文化史上、慈善史上、城市建设史上都写下了不可抹灭的一笔。那天晚上在经过“更俗剧场”时,好友告诉我如今的“更俗剧场”早就“新颜换旧貌”了,新的就是一座水泥盒子。看到这一切,失落的心情就像是初秋的飞雨。

提到张謇,他可是我真正的南通的海门老乡,我们都属于当今的海门平山乡人。我的父母和所有的海门人一样都称张謇为张状元。说到张状元都是一副由然起敬的表情。我与张状元的孙子,曾做过江苏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张绪武先生可以说是忘年交,相识相熟已经二十多年了。在他没退休前,我们隔三差五都会聚聚,说说家乡事,叙叙家乡旧。他六十岁生日大寿的时候,正赶上他从江苏到北京来参加“人大、政协两会”,自己拎了一只蛋糕就到我家来了,事前也不跟我们说,弄得我和夫人有点措手不及,但却让我们感受到真挚的情感。屈指算算他今年也该八十五、六了,出门自然也就少了,不过每年的春节,或是南通的或是海门的或是平山乡的在北京举办的“乡梓茶话会”上,我们倒是能见着。前几天为家乡的事与他通过电话,电话里的他声音依旧硬朗,和蔼可亲。我的母亲与张绪武先生的哥哥曾经是在海门读书时的同学,母亲说这位张同学幼时调皮淘气,常常喜欢抄她的作业。我们郁家在长兴镇的祖居与张謇在常乐镇的故里也就是相隔数里地。

旧社会我们郁家在平山乡一带是个大户,祖父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众多,但如今在故乡却一个后裔也没留下。除了在上海、济南有极少的郁家骨亲之外,其余的全部都在欧美、台湾。我的大叔公叫郁鼎勋,解放前做过某航空学校的校长,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化的仪器,常常要凭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来判断机械的是否正常。我父亲曾告诉我,当时蒋介石的出行就时有要大叔公去听过发动机的运转后才决定是否起飞。后来大叔公带着他四个弟弟一同去到了台湾和美国,繁衍了子孙后代几十人,在事业上多有建树。其中有一个抗战时生在重庆的堂叔叔还是台湾“经国号”系列飞机的设计师。

重视传统的中国人都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情结,所以九十高龄后的大叔公经常挂念着他的故乡,他常写信来对我说,他唯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想把他父母的坟茔重新修建起来,以弥补少小离家的愧疚。于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不断地给南通市委统战部写信,并希望我,我们郁家在大陆年纪最小的嫡系,在他有生之年帮助他了了这一牵挂。

后来祖坟还真的修建起来了,是南通和海门特批的。平山乡政府帮我们在长兴镇郁家宅前面的田地里,将两、三个郁家的祖坟归集在一起了。遗憾的是当祖坟修好了以后,我祖父辈的那一代老人都先后过世了。他们那些出生在大陆、而在1949年时随他们去国的孩子们都曾先后的回来扫过墓,但出生在海外的那些孩子却一个也没有回来过。他们是典型的“香蕉人”,内心是白的,仅披着一张黄皮。前些年我去美国见到过他们,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客客气气,似乎见不到什么真情实感,以后我再去美国也就懒得见他们了。因此,将来指望我的这些堂兄堂弟、堂姐堂妹们回到故里来扫墓祭祖、彰显孝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年年扫墓的重任终将落在我的头上。说实在的,现在每到清明我都在想该上坟了,一个是去桂林的坟上看望我的父母,一个就是到海门的坟上拜祭我的祖宗。在海门的祖坟前,每当我看见碑文上“鼎”字辈的祖父们的名字时,就会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悲凉和压抑。我在想,此祖坟因我而有香火,但等我百年后呢,此香火靠谁延续?

祖坟旁的郁家宅分西宅子和东宅子。解放后,郁家人走空了的西宅子后来是平山乡小学。前几年回去扫墓时平山乡小学的院落还在,甚至我父母当年结婚的“新房”都还在。这两年回去,整个西宅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在已经停办了的校园里,盖起了好几栋私人的小楼,我在年前到祖坟祭奠时曾遇到过一位私人小楼的主人,陪同我去的海门老乡开玩笑的对他说,你盖房子的这块地啊,按理说就是人家郁钧剑的,赶紧掏钱吧,那主人还真有一丝尴尬。当然这是玩笑话。西宅子没有了,但东宅子居然还残留着部分。按海门人说,过去大户人家的宅子叫做“四厅宅沟”,西宅子、东宅子都是这样的宅子,之所以叫“四厅宅沟”,是因为这种宅子的四周都有河沟环绕,要用吊桥才能进入宅门,这吊桥我没见过,估计有点像电影里的鬼子进炮楼的那种吧。而“四厅”是指其院落,即东西南北四方都有房子。残留到现在的东宅子尚存有三面河沟,依然芦蒿茂盛,流水潺潺。更没有料到的是,正北面含有三、四间房屋的“一厅”,居然没有倒塌。像东宅子这样的在海门独有的大屋顶独梁的百年民居,据说现在整个海门都找不着了。东宅子历经解放后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至今还平安无事,主要是因为当时郁家没有人再在家乡了,房产就变成了农会的产物,他们拿来办公自然也是对房屋的一种保护。尤其是这些年来,这种民居的居住条件日显简陋,附近的农户仅用它来堆放柴草,因此损害也小。也是在年前回家扫墓时,小帅哥乡长张华看见东宅子残留的部分尚好,灵机一动,想借数里外的张謇故居为由头,顺便修复它做为海门地区民居的代表,还可做一日游。同时也可做为一种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我觉得这的确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当然我们这个宅子与张謇的那个宅子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现在任何人一进入平山乡常乐镇,就可以看见一个高大的青石牌坊,上面镌刻着“张謇故里”四个大字,这是文人余秋雨的手书。能拿到余先生的手书,还是张华乡长托我帮的忙。我与余秋雨相识多年,尤其在央视青歌赛上,一同当过多届评委,也多有来往。

我曾在南通小住的那个年份里,也回过海门。那时候我的外祖父也住在平山乡的常乐镇,因为我来的时候正是讲究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外祖父不让年幼的我到市面上乱跑,还吓唬我说,你要是被人看见了,就会有人说你是大地主的孝子贤孙回来了,就会把你抓起来。吓得我每天都蜗居在外祖父的三尺小院里,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实,那个年代里的人都被“阶级斗争”弄怕了,自己吓唬自己是寻常事。

前两年我还有幸在央视“魅力城市”的评选中做过南通的形象代言人。接触过以丁大卫市长为首的一行南通人,使我那几天完全沉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作为一个歌者,也就自然而然的想为这乡亲乡情唱点什么,于是在偶然拿到这首能勾起我许多童年回忆的《南通好家园》后,真有点爱不释手。每唱一回,就让我一释情怀一回。

这次回南通,在“港洽会”上再次演唱了《南通好家园》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在我的歌声中,南通人感受到了我对家乡的真挚情感,南通文广局就想为我、这位南通的赤子拍摄一部歌唱南通的音乐电视。他们与我商量,如果我嫌弃《南通好家园》是首别人唱过的旧歌,就可以专门为我创作一首新歌。我说没有必要了,这首歌虽然是别人唱过的一首旧歌,但是我认为不断地有人翻唱它,就会赋予它新的生命。像许许多多的红歌老歌,之所以成为经典流传于世,就是因为不断有歌者在为它进行翻唱。我甚至希望在我的后面还有更多更年轻的歌手接着翻唱《南通好家园》,能让它插上翅膀飞向全国,好让南通人也一释情怀。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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