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步千:我是濠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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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步千
江海晚报文化周刊之江海文化名人群英谱,2015年10月26日

成长濠河畔 作品自此起
以前,出了西城门沿吊桥东岸往南,有一片河滩。河滩上有一棵杨树。杨树下,可以听到西吊桥、木牌巷、日杂铺、大新池,河西沿河的店面递来的喧闹;可以远眺静静卧在绿波上的长长的跃龙桥,桥下是节次鳞枇的木船、木牌;可以“飘”出一片瓦爿,让它在水面上,跳出一串水花;可以把脚伸到濠河里,一边攂水,一边听那从荷丛深处飘来的鸟鸣……
吴大生南货店在南通越做越大,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建了一座有三级台阶、有石狮左右护卫的石库门的栈房,又用石头驳了一条12级的私家货运码头,这河滩一下子风光了,于是有了一个名字叫:小码头。1943年深秋,我就出生在小码头十六号门堂里。
我是喝濠河水长大的。因为穷,我们时常吃的,是奶奶到邻居们淘米洗菜的“水跳”下用一只长柄广勺,撇了人家漏落在河底上的米,煮的一大锅粥。夏天,我们兄弟几个,哪个不是泡在濠河里比倚在母亲怀里的时间长;夏夜,热得无法睡,跳到河里泡泡,连做梦都是凉快的。
我是濠河的儿子。我的第一篇小说《濠河人家》,就是在濠河边上的小码头,写的濠河边上的靠濠河生活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总之,没有濠河,哪来《濠河人家》《哑陆》《西门三侯》《九香》《麻老三》等作品的问世!
我娘后来跟我说:“你呀,生下来像只小猫儿,连哭都不如猫儿叫。后来生了病,只有出气没了进气,你外公一看,就抱着你到南大街找了陈鸿宾,陈鸿宾不等外公开口,在你身上挖了11刀,下了11个纸捻儿,才捞到你一条小命。吃了11刀,大人也熬不过这痛,何况是你呢?一上床,你就哭,别人也睡不成。只有你外公把你托在手上踱来踱去,你才能安顿!”
小时候,外公特别喜欢我。身上有两个钱,就把我往肩头上一掮,带我上十字街“四合陞”酒店,他弄一斤“十二两四”,我弄一包烂豆或五香花生。有时他也用筷子在酒碗里端端,让我嗍嗍筷儿头。南通的“义犬坟”“蛤蟆井”“杀子报”“跌钱桥”“铁神精 ”等民间故事,都是骑在我外公肩上学到的。外公是我热爱乡土文化、走进文学圈子的第一个启蒙者。1985年我参加整理《南通的传说》时,把外公高振奎说的这些故事都收进去了,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我从小羸弱多病,后来还生过肺炎,住进基督医院。那年头盘尼西林买不到,也买不起。是我舅舅借了洋纱,钻狗洞送进医院,才救了我。这次看病欠的债,到我上中学时也没还清。还记得沈二侯和刘老板上门讨债,手上拿的“金摺儿”。沈老二更直接地说,只要我做了他的上门女婿,债就不谈了。后来还是舅舅挡了驾。
我的父亲,本可子承父业做做生意,但他没这本事,只靠几年私塾的文化,考进了建国后的第一期师资训练班,结业后到拱山庵做了名小学教师。我的娘十三岁就进大生纱厂做了童工。两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妹七个和两个老的,很难!父母健在时,我没条件孝敬他们;等条件好一点了,父母又过世了。想到此,我心里一直很苦涩。

命运多磨难 立志搞文学
我的一二年级是在“福善居小学”上的,三四年级是在“拱山庵小学”上的,五六年级是在“大王庙小学”上的。
我在大王庙上学时,对阅读特别感兴趣。但我没书投入班上的小小图书馆,也就借不到书。那天我卖废铜卖了1角2分,就想到十字街新华书店买本书。我相中了一本苏联的侦破小说《打靶场的秘密》,但还差4分钱,有点不甘愿,就把书塞进了口袋。不料书一到袋里,好了,没主意了——既不敢跑,又不敢拿出来了。一个穷人的孩子,为读书卖废铜,钱不够而窃书,谁之过呢?后来我就写了《窃书未遂》。
《戒尺、紫墨水和麻子》写的是“福善居小学”的人和事;《慧慧庵有个邵先生》《光环》两篇小说中有“拱山庵小学”的生活和人物。他们每天都在你心里走来走去,你不写就别想安神!
上了初中,我的阅读兴趣改变了,味口也变了。文化宫的阅览室成了我的乐园。那时进文化宫买票,2分钱一张。我所好四叔孃孃工会上有票发,荣生侯、大头侯他们只好翻墙头。一次大头侯把脚都别歪了。阅览室里的杂志很多,《人民文学》《江苏文艺》《北京文艺》《民间文艺》一应尽有。我四叔问我,你长大了准备做什么?我说做旅行家。
旅行家多了不起!后来在《河北文艺》上看到刘绍棠14岁就写出了《红飘带》《大青骡子》,我立即转了向,要搞文学。于是读鲁迅、茅盾、艾芜、丁玲、草明,读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马克吐温,就像在濠河里游水,任你再喊,也不上岸!
我小时候,外公曾请有名的小瞎子替我算过命,说是我的命恶,但运道不好,一生多磨难。竟是一语成谶!除了小时候两次大病,我到阎王那里转了转又回来了,还有:1962年师范毕业前,为了弟弟要吃油端子,为一两粮票弄了个“贩卖粮票,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丢了工作分配。1963年下放到农场,教教书、搞搞文工团蛮好,结果嘴痒,揭发领导的问题,领导毛发未伤,自己却送掉了入党提干的机会。为了弄几个钱过年,大年三十还写对联到节制闸上去卖。1970年,因人揭发我骂了红都女皇,作为“现反”被两把带刺刀的长枪押走,送到16连异地劳改。
挂牌子,剃光头,天天批,夜夜斗,我已准备了60粒安眠药,如果吃不消了就自了。结果我又熬过来了。有可能是我的命恶,但我认为还是好人多,善心未泯——《流逝的夜色》《朱和尚》《路连长轶事》《菩萨》是我为他们写的赞歌。
我外公那时听了小瞎子的话,心一紧,又问了小瞎子一句:“伢儿的前程如何?”小瞎子说:“照命里看,没甚大发落,但他命里有一点墨水,以后大概会吃笔杆子饭。”而后我是写了20多篇小说,也曾获过几个奖,有三篇拍了电视电影,但总不能当饭吃呀!


黄步千与汪曾祺(右)合影。

拜师汪曾祺 怀念老小孩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是汪曾祺没有嫌弃我,收我做了他的学生。
1992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任课的都是中国文坛的大牌作家,丛维熙是班主任。他看了我交的作业,问我:“你认识汪曾祺吗?”我说:“读过汪老的小说,没见过他的人。”丛老说:“你的作品很对他的味,你应该去找他。他的外事很多,不知他有没有空,我给个电话你,你自己和他联系。这号码别告诉其他同学。”
那天是礼拜六,晚上我就给汪老打了电话。我说:“我叫黄步千,是丛维熙老师介绍我通电话的。我想做你的学生。”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老人口词清晰的声音:“我在《雨花》上看到过你的小说,有印象。明天你来吧,我等你。”第二天我就去了蒲黄榆桥汪老的家,做了他的关门弟子。我和汪老有一张合影,是师母施松卿拍的。看见过这照片的人都说,是父子俩。汪老待我真像父亲,他过世已十八年了,但我还能清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及教导,他说:“你的作品重文字重意境,不能给人拍电视,电视拍不出你那种味道来的。”他还说:“你的小说很有自己的特色,语言很美,你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东西。”
后来蒲黄榆桥几乎成了我在北京的家,每每进京都会去看望我的老师。1993、1994、1995这三年,他都要寄一张他的画给我。1995年初夏,我到北京看他。他谈到他坐轮船去上海,曾经过天生港,问我算不算到过南通?又说,南通在苏北算是最好的,他的纺织工业很发达,清末还出了个状元。我立即接住话头说:“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和师母一起到南通看看,最好是四月,刀鱼、鲥鱼、河豚上市的时候。这刀鱼只有我们南通有,过了江阴就没有了。但到了杨树开花飞絮,刀鱼就掉价了。”
我一说完,汪老紧接问了我两个“为什么”。我说:“南通狼山到江阴是刀鱼回游产卵的地方。杨花一开,刀鱼的肉子就老了、骨头硬了,就不大好吃了。”他又问:“有几种做法?”我说:“我们一般都清蒸,也可红烧。”他说:“可以烧汤吗?”我说:“没见过。”他才呵呵地笑了,露出白牙,很灿烂。
1997年4月,我接到汪老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他最近去宜宾开笔会,预备回京后就和王蒙、邓友梅到南通来看看。我和当时的市作协主席张松林喜出望外,准备隆重接待三位大师和他们的夫人。但万万没有料到,这次电话竟是我们师生的一次诀别。当他从宜宾一回到北京便病了,在医院待了五天,就辞世了。五月十六日,我接到汪朗寄来的讣告,我就慵了,一整天没有言语,没有喝水没有吃饭。
我总觉得,这么好的老小孩,不该这么早就走了。如若老天借他20年寿,我愿短命20年。

整理南通话 了却心头事
濠河是我生命的源泉,也是我写作的源泉。
鲁迅先生曾有句名言说:“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一刻都没忘记我的父老百姓。虽然我老了,血是不多了,但只要我的心没死,还是想要为发展南通文化做点事情的。三年前,翻笔记,看到了我30多年前,收集的南通市乡音土语、南通方言冷僻字的一些零零落落的手稿,感到很不是滋味,有些对不起祖宗,也有些对不起良心。如果这些东西在我们手上失传了,湮灭了,是罪不可赦的。
我想,搞创作固然是好,但调查、整理南通地方传统文化遗产也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于是,我放弃了自己那些可以名利双收的文学创作,潜下心来重新开始了费时耗神的南通市乡音土语、方言冷僻字的调查整理工作。可喜的是,经过三年努力,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毕,并在日前由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出版了。也总算了了我的一桩心事。
至于誉毁于我何干?——谁叫我是濠河的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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