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鲁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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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2001 年第4期301-314页(2001年11月24日出版于北京)

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

鲁国尧
(南京大学中文系 南京 210093)

提要   在学术史上,关于汉语方言研究史的论著寥若晨星。本文将从清初康熙十二年起迄今329年的通泰方言研究的历史勾勒出一个轮廓,分成传统方言学时期和现代方言学时期两个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二者交错。本文夹叙夹议。叙则有漏,议比有谬,敬请方家刊谬补缺。

壹 发端辞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区变体的地域方言,何时产生的?实在难以回答,只得模仿古人的话说 道:“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说过:“夫九州之人,言语 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注:《颜氏家训·音辞篇》)可见古代学人早就觉察到方言差异的存在,在汉语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关于方言的记录,无代无之。在公元一世纪初即出现了方言专书 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彰彰昭著,彪炳青史。其实其后尚有刘昞的《方 言》和王浩的《方言》,惜乎湮没不传(注:见《鲁国尧自选集》第63、64页。)。至于经传注疏笔记小说,往往述及当时的方言, 虽然零星片断,但是数量不可谓少。从来都是先有学术,而后才有学术史,汉语方言的记录 和方言研究,史不绝书,但是称得上方言研究史的文字却很匮乏。看来大概是清代方开方言 研究史的先河。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史上,清代学者多博综群书、博闻强记,其特点是凭个人 的大脑,极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料,他们的学术视野开阔,用时下流行的行话说,他们真是 “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很多科学问题,任何人只要翻开他们的学术 笔记的目录,就会叹服:“何异百科全书?”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其所涉及,包罗经史 子集,睿智的火花不断跃现,令人惊眩。《日知录》卷29“方音”条,列举记载方言语音的 书证十多则,上自春秋战国,下至南北朝。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卷5也列举古代方音 记 载若干条,这些读书札记虽然还算不上方言学史,但是可称为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滥觞。

中国第一篇研究方言学史的文章应该是1934年罗常培先生的《中国方音研究小史》,它是 由在其前发表的《西洋人研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其缺点》、《明清学者对于方音研究的贡献 》、《方音研究之最近的进展》三文汇总而成,罗先生于1954年重订,载于1963年出版的《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易名为《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此文重点在挖掘、搜集近代中西 文献中关于方音的记载,如明张位《问奇集》、清潘耒《类音》、李汝珍《李氏音鉴》、胡 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威妥玛(F.Thomas Wade)《语言自迩集》、柏克尔(E.H.Parker) 《翟尔士大字典》等书皆在网罗之列,该文特别叙述了新方言学研究汉语方音的成果。1984 年 问世的何耿镛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可称为第一部汉语方言研究通史,不足之处在于 简略,但是所叙述的时段从古代直到“文革”后的1983年,所涉及的内容则不限于方音 研究史,书中高度评价了扬雄的《方言》,也花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清人关于方言词汇的 著作。王力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说:“方言学的历史是很难写的,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方言的 著作不多。”王先生认为这本书“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史发展的轮廓”。许宝华、汤珍珠 先生的《略说“五四”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王福堂先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可 以称作断代的汉语方言学史,叙述了现代方言学的崛起、成长、挫折、复兴,后文尤为详尽 。

以上都是关于汉语方言研究史的全面性的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论著;而论述某个方言的研 究史的文字,就笔者浅闻,似乎更寥若晨星,在下不揣浅陋,拟写一篇这样的文字。如果需 要打个比方,罗常培、何耿镛、许宝华、汤珍珠、王福堂五位先生的论著仿佛是史学上的“ 通史”或“断代史”、目录学上的“总集”,它们讲的是全局的问题,而个别方言的研究史 则是“国别史”、“别集”,它所涉及的是局部问题甚至是细部问题。

若干年前我悟到一个道理:对某一方言而言,其研究的多数成果,还是由说这种母方言的 学人做出的。当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一部从台湾买来的影印的明清手稿的大型丛书,翻 到了清代张澍的《秦音》。我以前就知道,张澍是语言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发现西 夏文的功臣。因为他是甘肃人,所以只有他,才会努力去从古籍中辑录西北地区还存在的方 言词汇。后来想想,黄侃的《蕲春语》、杨树达的《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不都 是这样的嘛。何人不爱家乡?既然熟悉、热爱自己的母方言,也就必然带着罕见的热忱去搜 集、研讨,以著于竹帛,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对某一方言来说,研究成果多由本地 人做出,这在该方言研究史的早期如此,在小方言尤其如此。再举个例子,客家方言的研究 ,最 初发轫于客家人黄钊、温仲和、杨恭桓等人的著作,后来客家方言逐渐为世人所重,研究的 专家就不限于客家人了,如章炳麟、罗常培、董同龢等(注:《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页146-148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甚至于外国学者如桥本万太郎 、 沙加尔也都有成本的著作,但是当今研究客家方言饮誉学界的黄雪贞女士就是客家人。

我这篇文章企图给我的母方言——通泰方言的研究史画一个轮廓,主要叙述通泰地区学人 记录和研究自己方言的论著。实事求是地说,通泰方言是一个小方言,在最近若干年崭露头 角之前,知道它的人很少。通泰方言区的范围并不大,地处运河之东,南临长江,东濒黄海 ,含泰州、兴化、姜堰、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等县市(注: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起,在行政区划上,江苏省政府陆续将大量县升格为市,于是有地级市、县级市两种名目。1996年将原扬州市东部的县级泰州市和兴化市、姜堰市、泰兴市、靖江市设置为地级泰州市,原县级泰州市为海陵区。2001年又将若干县和县级市变为县级区。对方言学来说,为免视听混淆,一般还是用原称好,还是不在地名后直接加“县”或“市”好。),约有1000 万人口。请参看下页“通泰方言分布图”。这个地区西汉时已设县,名曰海陵,其时东部地 区尚在海中,后来逐渐成陆。长期以来,经济上文化上都算不上发达地区,当然比不上江南 ,也不如西邻扬州,因此在全国声名不显。但是其方言,却颇有学术价值:通泰方言面对吴 语 ,处于广袤的官话方言区的最东南,在整个官话方言区中,通泰方言是最复杂的一支,这该是没有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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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传统方言学时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通泰方言研究的历史,大概要从清初说起,至今329年。至于明代,甚至宋元,有没有史料 ,不敢说。就笔者所知,最早记录通泰方言特异语音现象的是康熙年间的安丰人王大经。安 丰,当时属泰州,乾隆时析置东台县后属东台。康熙十二年(1673),王大经主编《淮南中十 场 志》,所谓“淮南中十场”是指当时泰州所属的濒海的十个盐场,东台场,安丰场,富安场 等,都在泰州的东面和东北面,今分属东台、海安等县市。《淮南中十场志》卷一“风俗附 方言”说:“至于以‘稻’为‘滔’,以‘豆’为‘偷’,以‘咸’为‘寒’,以‘学’为 ‘鹤’,以‘地’为‘梯’,以‘丈’为‘昌’之类,则声之转也。”王大经此处是以通泰 方言和其他官话方言比较,这一则资料六对例子记录了通泰方言的三个特点:

  1. 古全浊声母今音塞音塞擦音上去声字为送气清声母阴平字:“稻”为“滔”,“豆”为“偷”,“地”为“梯”,“丈”为“昌”。这是涵盖整个通泰方言的重大特点。
  2. 古外转二等牙喉音字今音声母不变为舌面前塞擦音、擦音,韵母不变为齐齿:“咸”为“寒”,“学”为“鹤”。
  3. 寒韵字韵母由 ũ 变 ɛ̃; “咸”为“寒”,今泰州“咸”白读为xɛ̃; “寒”白读为xũ,文读为xɛ̃。以咸[xɛ̃]为寒[xũ],表示了古寒韵由[~ũ]变[~ɛ̃]这一项向通韵靠拢的音变被王大经记录下来了。

通泰方言区学人所著的第一部研究自己方言的专著是姜日章《天然穷源字韵》。姜日章, 约生于康熙二年(1663),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当时如皋县北李堡人,李堡现隶海安 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存目一”著录《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云:“是编成 于康熙丁酉(1717)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日月二部为字书,……水火木金四部为韵书 ,并为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古文奇字 也。”四库馆臣诋之甚力:“自明以来字书莫陋于《字汇》、《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讲字 画;韵书莫乖于《洪武正韵》,而日章执以分韵等;收字之妄滥无稽莫甚于《篇海》,而日 章据以谈奇字。其余偶有援引,不过从此四书采出而已,宜其不合于古义也。”而在《四库 全书》之前,乾隆十五年(1750)序刻的《如皋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则赞誉有加:“其 言韵也,统之以天星风山官上地郊阶州波下十有二韵,别之以额喉腮舌牙齿唇七声,中 平上去入五声,亦为标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汇》而扩充之。济之以言叶,证之以 《诗 》、《易》二经,限之以六十二韵,区之以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册,而《天然穷源字韵》之书 以成。夫《正字通》之为书也,引据甚详,而字不若此书之备;《字汇》之为书也,标射甚 妙,而韵不若此书之全。盖探喉而出,天然中节,无丝毫强勉。其字能该天下之字,其韵能 该天下之韵。”

看来四库馆臣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性很强。如此评价,两个极端,依我 愚见,过与不及也。四库馆臣尊清抑明的意识强烈,其贬低姜书的原因还在,《天然穷源字 韵 》是穷乡僻壤的一个无名文人所著的带有严重方言色彩的辞书,与正统观念距离颇远。而如 皋志的褒辞则显然是同乡人的认同心理的表现。我虽然各打板子,还是认为县志的说法有一 定的道理。将上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如皋县志》所述的韵系的分部(十二韵或十 四韵)与今如皋方音作比较,可知此书确实反映了如皋方言的韵母系统(注:见鲁国尧《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语の计数研究》第30,页187。)。四库提要著录 的为当时两江总督采进本,十四韵,而县志称十二韵,是否又一版本?近年齐鲁书社出版了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闻之欣然,即查找《天然穷源字韵》,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存目丛书 并不全哪!姜书不知天壤间还存在否?

泰兴人何萱(1774-1841)著有《韵史》80卷,然生前未得刊行,直至1936年方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洋装14本。何萱长期居于如皋石庄,晚年归泰兴。罗常培先生曾撰《泰兴何石闾〈韵 史〉稿本跋》,论析精详,但未能道出此书的症结所在,即何著的韵学体系实源于通泰方言 的中区即如皋、泰兴方言。何萱批评了传统的三十六字母后说:“萱之所拟二十一字母曰, 见起影晓,短透乃赉,照助耳审,井净我信,谤并命匪未也。”此与今泰兴方音的声母系统 相符。罗先生是方言学大家,之所以未能触及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通泰方言在三十年 代无甚名声,彼时新方言学刚刚兴起,怎会有泰兴话这一小方言的资料呢?

竹枝词可视作民 间 文学的一种,它反映了许多民俗民情,也采用了许多方言俗语。难得的是清代泰州人赵瑜(嘉庆至同治间人)的《海陵竹枝词》100首,其中有五首描写了当时的方言:“五方水土由来 异,八属乡音自不同。唯有东台最神似,期期艾艾是家风(自注:东邑系泰州分出)。”“眼 (叶音俺)睛耳刀鼻(读平声)子嘴(叶音举),字字方言笑杀人,会义谐声都不讲,单余肉韵最 清真。”“娇儿弱女语牙牙,有客敲门访阿爹。一个答应在(叶音钗)家里,一个摇头回在( 叶音采)家。”“偶来酒肆欠坛(读上声)酒,更向书坊借部(读上声)书,长将一字代两字, 世上省文俱不如。”“东路人来买稿子(犹言物件也)。南路人邀过瓦家(犹言我处也),忽逢 西北乡农到,醒得(犹言知道也)连称笑语哗。”本文所引的第一首竹枝词,“乡音自不同” 的“八属”,是指清乾隆三十二年以后的扬州府所属的二州六县,即江都、甘泉、仪征、高 邮州、兴化、宝应、泰州、东台。(注:《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页1987-1989。)赵瑜所记的“嘴=举”,今泰州话,撮口与合口游移不 定,读[ctɕy]或[ctsui]。赵瑜还形象地描绘了泰州城里与四乡方言的差异。 这五首竹枝词可视作以通俗诗歌为载体的方言史实记录。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方音韵书《字音集义通考》,我于1959年暑假中得于泰州。这是一部手 稿,两册,题作“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经我考证,此书大概是清同治年间泰州东北部 某乡村的文人所著。该书韵分“东真江京云闲干天支朱岐灰须来高嘉州而”共十八部,下册 又增入戈部,与泰州方音相符。分析结果,该韵书音系的声母应为19,亦合于今泰州话;较 之泰兴、如皋话,少疑、来二母。《字音集义通考》反映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泰州方音的很 多特点。拙著《〈字音集义通考〉解析》,附于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之末 ,兹不赘述。

南通人孙锦标(1856-1927)著《南通方言疏证》四卷(1913年刊行),是一部传统方言词汇学 的专书。此外他还著有《通俗常言疏证》,中华书局2000年6月出版了该书的标点本。孙氏 《南通方言疏证》的“例言”述及“标目词”云:“多取古字古义,俾知吾通俗语本于古语 者甚多。”可见其宗旨在于溯古,以古文献证今方言,字字皆有来历。兹举数例:卷二“誂祸”:“《集韵》‘誂音窕。’《广雅》‘誂,戏也。’《玉篇》‘誂,弄也。’《史记·吴王濞传》‘使中大夫应高誂胶西王’,今俗所谓誂祸者,当是此字。”卷一“今朝 、明朝”:“按,‘今朝’之‘朝’、‘明朝’之‘朝’、‘外后朝’之‘朝’,皆当读若 ‘昭’,通俗并读若刀,《诗·河广》‘朝’、‘刀’连韵,故‘朝’可转为‘刀’也。且 ‘今朝’之‘今’多读若‘庚’,‘今’‘庚’亦一音之转,犹‘三更’之‘更’北省多读 若‘今’耳。又西北乡之俗语,则以‘今朝’为‘今儿’,‘明朝’为‘明儿’,殊无意 义矣。”又卷一“地理鬼”:“《元曲选》马致远《青衫泪》曲有‘地头鬼’语,今俗以熟 悉道路及地方之事者,谓之‘地理鬼’。”

泰州人陈启彤(1882-1926),字管侯,著《广新方言》二卷,自序于1911年,至1928年方在 北 平锓版。该书主要辑录、考证泰州方言俚语,也兼及芜湖方言,因为他曾经在芜湖住过一 段时间,这本书是章太炎《新方言》一派的著作。其自序云:“中国员舆广博,地势区分, 风 尚各异,方言庞杂。甚至同省之人觌面相语,句格不通,感情因以不洽,界限亦用此而分, 各各自营,于国事之进行,窒碍实多焉,是皆言语不能统一之故也。”这一段话中最有价值 之处在于方言的差异造成种族群体的隔阂,使操不同方言的同族人彼此不认同,江苏的苏北 人 和苏南人即然。陈氏声明,其著书的目的在,“通俗之言,明其出处,乡僻之语,述意加强 ”。兹举数例于下:卷二“寇”:“扬子《方言》:‘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今江东有 小凫,其多无数,谓之寇。’《说文》:‘寇,暴也。’段注云:‘暴是本部之暴,暴 疾之字引申为暴乱也。’由暴乱之意引申之则有甚盛之意。泰州亦属江东旧地,故谓人之有 膂力者曰寇。”卷一“蹲”:“《说文》:‘蹲,居也。徂尊切。’泰州谓居处,音读若登 ;州之乡人则读若神,皆蹲之转也。”可见这也是一部属于传统方言学范畴的著作。

在陈启彤之前,泰州人高尔庚亦从事泰州方言的搜辑、研究工作,高尔庚是清光绪己亥(18 99)岁贡,其书分天、地、人、物四部,未刊行,宣统初年,高尔庚参与编写《续纂泰州志 》,将其研究成果编入续州志卷三《方言》中,共122条。其从弟高裕瑞(1877-1961),亦研 究家乡方言,其著作成于1927年左右。两高的成果皆被采入1930年的《泰县志》中。值得 表彰的是泰州地方文献的搜集者和研究家夏兆麐(1885-1948),字绍侯,著有《泰县方言补 》,亦分天、地、人、物四部,收词语479条。书前有1937年程小可序,书后附《吴陵语录 》,收民谚等,其中《乡谈杂述》指出:“吾泰土音去声字呼作阴平者极多”,“上声字有 讹 为去声因而呼作阴平者”,“泰音有当世认为土俗而实与古音合者”,所举诸例皆是研究泰 州方音史以至通泰方音史的佳证。

南通人徐昂(1877-1953),晚年将其生平著作汇为《徐氏全书》,线装,1944-1953年间陆 续印梓,共13册,收其著作37种。徐昂是一位治学面甚广的国学专家,他关于语言学的著作 有《马氏文通刊误》、《声韵学撮要》、《诗经声韵谱》、《说文音释》、《音说》等。《 音说》是《徐氏全书》的第18种,1948年自序,同年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兹摘录其“ 乡音”章数语:“《诗·郑风·遵大路》篇‘掺执子之手兮’,吾通邑方言携手谓‘掺手’ 。”又云:“尝闻人述吾乡土语云:‘他的大侯拿了大钱,走到大圣桥下,买了一本大学。 ’四个‘大’字读音各别:第一‘大’字音如‘惰’,第二‘大’字音如‘泰’上声,第三 ‘大’字音如‘代’(读阳去声,古音泰读阴去声),第四‘大’字读普通音。亦一字而有四 音也。”

以上这些清代及民初通泰方言区学人的研究通泰方言的著作都属于传统的语文学范畴。最 近发现了一篇1936年的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葛兆光选编的《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 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收有陈昌年《泰州方言正字》, “编者按”云:“陈昌年,男,江苏泰县人,1911年生,1936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本 论文经杨树达先生批改,评定成绩为80分。”清代的泰州至民国时,改称泰县,辖区甚广, 相当于1996年以后的地级泰州市所属的海陵区、姜堰市和海安县西半部。陈昌年《泰州方言 正字》共95条,兹举一例,“谖”条:“《新方言》云:‘今保定、真定、河间、天津皆谓 大言不可任信曰谖,读去声。’按《汉书·艺文志》班固云:‘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 其信。’师古曰:‘谖,诈言也,许远切。’泰州谓诈言亦曰谖,与保定等处相同也。”(注:《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页223。)虽 然是当时的新学堂——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泰州方言正字》还是属于旧方言学的范畴, 旨在为现代方言词语寻求古文献根据,以古证今。

中国语言学界的这一传统大概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注:其实,在“文革”后还有这类方言词语溯古的著作出版。)。尽管按时间说,中国语言学(含 方言学)远在1936年以前即进入现代语言学时期,可是旧学和新学之间的变革不是“一刀切 ” ,而是有一个交错的过程。传统方言学作为国学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在大中学校,特别在 社会上仍旧有相当大的影响,可能过于新方言学。这类旧方言学的论著,缺点和不足之处 甚多,但是在今日仍有其参考价值,它为现代方言学的学人提供了方言词语的古证,不少还 是 正确的。说实在的,这种溯古的本事,今天很多学人已不太具备,到宋元明白话小说中搜寻 些古证还行有余力,至于佶屈聱牙的三代两汉之书,则敬谢不敏,连自己方言的这一类溯古 著作都读不懂,断不了句的现象不是没有的。“不薄今人爱古人”,传统方言学的论著是遗 产,时至学人读古书稀少、读古书能力低下的今日,似乎更要珍视这份遗产,这类书中记录 的方言词语和方音现象,有若干已经不存,这就越发显得宝贵。因为我们要作历史比较,不 能仅仅依据当代学人所调查所掌握的现代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这些充其量最早也 不过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料,时下有些方言论著的调查对象竟是三四十岁的人!方言也生生不息,其中已经死亡的成分,必然很多,我们怎能知道?怎能进而研究?只得一靠故老 相传,二靠故书载记了,例如泰州方言“二”“儿”,今音[ə˞]或[ə],但是泰州地方文献夏兆麐《耐庵丛著》(约著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二集之七《吴陵野纪》“扬人讥 泰音”条记录了这几句话:“泰州有个南门,南门有个高桥,高桥底下有个坛子,坛子里头 有条蛇,蛇有二丈二尺二寸长。”按,在扬州人听来,泰州话“南”“坛”“蛇”“二”的 音都很土,其中有三个“二”都音[z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泰州老年人也说,“ 耳朵 ”、“儿子”的“耳”、“儿”在以前确实是说成[zɿ]的。

果真如此吗?如果读 到 李汝珍(清直隶省大兴县人)的《李氏音鉴》(刊印于1810年),就会坚信这一说而无疑了,其 “凡例”云:“即如‘儿’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读昂移切,吴音或读 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读瓤移切,音与古同。”李汝珍之兄汝璜曾任泰州东北的东台县草埝场 盐课司大使(注:现东台县逾北境有草堰镇,今属大丰县。大丰县系解放后割原东台县北部、兴化县东北新建之县。),汝珍曾赴草埝场省兄,因此泰州的“儿”音瓤移切,必是李汝珍亲闻,《李 氏音鉴》所言不啻铁证!《字音集义通考》的第18部为“儿部”,所收字为“而”“耳”“ 尔”等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这类字不隶“支部”之下却独立成部,可证此时已经变为[ə˞]或[ə]。(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语の计数研究》第30号(1988),页216。)

如前所云,《字音集义通考》的著者是清同治年间泰州东北部某乡村的文人,此乡村距草埝不远。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定时工作:泰州的[ə˞]或[ə]这一新音位由通语引进、输入的时间在《李氏音鉴》和《字音集义通考》之间,即在清嘉庆十 五年(1810)至同治(1862-1874)之间。如此推理,如此断代定时,绝非武断之辞。如果不靠 故老相传,这一重要的音变史何从知道?如果不发掘、利用文献资料,单纯靠历史比较法, 怎能如此精确断代定时?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拥有如此丰富的文献,是手持金饭碗 ,为何不重视而利用之?

地方文献中记录的以往的方言词语,如今有些已不复存在,例如陈启彤《广新方言》“谓 人 之有膂力者曰寇。”现在的泰州话无此俗词。徐昂引俗谚云,南通“大”有四音,其中“大 钱”之“大”音“泰”上声,我为此特地查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中的“南通音 系”“南通同音字表”,这位置无字(注:《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页1982。)。要搜寻方言的古代资料,很是艰难,因为这些材料太少太散,这就需要我们方言学人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爬罗剔抉资料的技能。除了上述的 溯古的方言词语的著作外,其他笔记小说以至竹枝词等也应在搜罗之列,比如赵瑜(清嘉庆 至同治间人)的《海陵竹枝词》第96首:“娇儿弱女语牙牙,有客敲门访阿爹。一个答应在 (按,原注:叶音钗)家里,一个摇头回在(叶音采)家。”(注:《江苏竹枝词集》页268。)

于此可见,在19世纪前半叶的泰州话里,动词“在”的肯定形式为:声调不变,ts‘e阴平(“在”,古全浊从母上声字,在泰州话里依规律变为送气清音声母阴平字);否定形式前不加副词“不”,而只是动词的声调变化,ts‘e上声。这是十分有价值的方音史实记录,但是在今日泰州话中,后者形式已经不存。赵瑜《海陵竹枝词》第97首:“偶来酒肆欠坛(读上声)酒,更向书坊借部(读上声)书,长将一字代两字,世上省文俱不如。”(注:《江苏竹枝词集》页268。)此首说明赵瑜时的泰州话,“数词‘一’+量词”的结构,可以省略“一”,但是量词必须变为上声。今泰州话“一个人一个”可说成“个 人个[ckɤɯ czəŋ ckɤɯ]”,也只是老人和文化低的人这样说,但是“欠坛(读上声)酒”、“借部 (读上声)书”的说法是没有的。(注:此段观点和例子皆俞扬同志提供。)

我想,如果各方言区的专家将自己方言的溯古著作所收录的方言词语作一有目的的统计, 不无意义。例如《南通方言疏证》记载了近千个词语,《广新方言》记载了上百个泰州话词 语,现在的南通、泰州学人不妨统计一下,哪些词语还保存,哪些词语已消亡,哪些词语在 音义形上有变化,研究、统计的结果不仅对作历史比较起作用,而且这种在多长时间内消亡 比率的统计也许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可深化语言变异的研究。

叁 现代方言学时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二十世纪初年是西学东渐的关键性的时期,表现在方言学领域,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 代方言学的建立。三位亲至西方觅求语言科学的先贤的名字应该铭刻在中国现代方言学史上 ,他们是赵元任、林语堂、刘复,他们都对新方言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其中以赵元任之功 最大。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在1928年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通泰方言区出了很多语言学家,而且有大家多位,如董同麐、周法高 二先生,然而他们的论著中似乎没有对母方言研究的文字。但是魏建功先生对通泰方言的研 究有其不可泯没的贡献。魏建功先生(1901-1980),海安县西场镇人(民国时西场镇属如皋县 李堡区),少年时在南通求学,师从孙锦标、徐昂,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钱玄同、刘复 ,他是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兴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之一,他是杰出的音韵学家、 语 文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他的名著《古音系研究》多次提到如皋方言、南通方言。去年我读了 魏先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若干论文,他经常引证如皋、南通方言,精妙之处甚多,也对 方言作出分区,多次指出这一地区方言的特点。魏先生所引用、所讨论的若干方言现象是研 究通泰方言史的上乘资料,兹举一例:古麻韵三等章组字喻四母字,今泰州音韵母白读[a] ,文读为[e],有些字兼具二音。一些很文的字只读[e],如文言虚字“者”“也”,我推测 它们韵母原本读[a],但是“者”字即使泰州老知识分子也决不念[tsa],要证实这个推想, 只能从空间上寻找支持性的例证。我在《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中说道:“1961 年5月,泰州耆老、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告诉笔者:‘在泰州东乡里,读书人念“南冥者 ,天池也”(《庄子》)这类句中的“者、也”时,是读成tsa、ia的,这是我三十几年前在 曲塘亲耳所闻。最近问姜堰人曹伯丹老先生,也是如此说法。’”(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语の计数研究》第30号(1988),页161。)魏建功先生《与人论方 音的由来》云:“‘这’,皋音实为‘者’之旧作‘乍’,tza。”(注:载《语丝》五卷八期,1929年4月29日。)

魏先生的所谓“皋音 ”,我们假定就是其家乡西场镇音。那么文言虚字“者”字的韵母,泰州绝对念[e],而二 十世纪初,泰州之东均读作[a]。泰州—姜堰—曲塘—西场,由西往东,泰州距姜堰约25公 里路程,姜堰距曲塘约17公里路程,曲塘距西场约37公里路程。(注:据《中国城乡交通旅游图册》,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9年;《江苏省地图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7年。)于此可印证赵元任先生的名言:“从地理上横断面一看,就看出有好些相当于历史上纵断面的变化出来。”(注: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0页。)我们通过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到,通泰方言东存古而西趋新的倾斜式的坡性特点。

当今研究如皋、泰兴、南通方言的学者可否将魏著中的方言资料做一次穷尽式的辑录,并 与今日方言作一纵向对比?藉此可窥百年方言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 证》、郝懿行《尔雅义疏》,他们都经常引用当时的方言作例证,段玉裁除了引证其母方言 吴语以外,甚至言及京师语、四川话。令人惋惜的是,研究方言的学人,并不太重视利用这 类宝贵史料(注:日本学者吉田惠著有《〈说文通训定声〉の苏州语の语汇》(自印本,1954)。又,吉田惠、石汝杰、森贺一惠《〈说文通训定声〉中苏州方言词语汇释》,《均社论丛》17号(京都,1991)。此系石汝杰先生提供。)。

近几十年来,对通泰方言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 方言概况》为首,此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方言普查的突出成果。此书将江苏和上海方 言分为四区,其中的第三区即我命名的通泰方言区,亦即80年代《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说的 泰如片,此书对通泰方言的辖区尤其是特点作了详尽的描述,可称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从此 方言学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在大官话方言区中的最东南有这么一个最复杂的“第三区”的存 在 ,可以说,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把通泰方言推向了国内外语言学界。隔了近四十 年,同样是“总集”性质的《江苏省志·方言志》于1998年出版,这是二十世纪江苏方言 研究的最后总结,其中当然包含了通泰方言。同年问世的《江苏方言总汇》,语音部分水平 参差不齐,所搜集的俚语、黑话较为丰富。

俞扬在学生时代即发表了《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1961),它是通泰方言研究史的重要文 章 ,该文详尽地叙述了泰州方音文白异读的类型,而文白异读涉及泰州方言以至通泰方言的很 多项语音特点,可谓若网在纲。

我读研究生期间,在袁家骅、魏建功二先生的影响下,热衷于家乡方言的调查研究,从196 1 年5月起,整三年内,写了六稿,成《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十万余字。我将《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的第三区命名为通泰方言区,这一地区在汉代本为一行政区, 即海陵县,南朝时期人口大增,此后陆续析置新县,陆地亦向海延伸。如今这一方言区,泰 州和南通是东西两个端点,南通方言保存的古音最多,泰州方言则受民族共同语的影响较重 ,以“通”“泰”二字概括,是为得之。此文从方言史的视角描述方音的各种现象,勾稽了 大量故书载记的文献资料,努力搜集了许许多多故老相传的鲜活的语料;立足于泰州方音史 ,而所作的历史比较则涵盖了整个通泰方言;既在方法上有创新,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该 文最后提出了两个假说:“吴方言本北抵淮河说”,“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这是一 篇 颇具原始创新性的论文。但是所引用的考古学资料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成果,后来就显得陈旧 了。1964年5月文成之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在即之时,只得束之高阁。

1966年丁邦新先生在台湾发表了《如皋方言的音韵》,使用音位学方法对如皋方音作了全 面的描写,强调如皋方言和吴方言的密切关系,这是通泰方言研究史上很重要的一篇著作。

大陆的“文革”使学术研究包括方言研究中断。八十年代学术复苏,但是我的方言论文《 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因过长,仍然无法在国内发表。1986年9月我赴美出席国 际汉藏语学会,得与桥本万太郎先生交流学术,应桥本先生之约,1987年我将拙文誊抄,并 加上当时对南大学生胡立群(他讲一口道地的泰州话)的调查记录,最后得岩田礼和中岛斡起 二先生之助,终于在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语の计数研究》第30 号(1988)发表。可是国内学者很少能见到,我的论文集不久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 此文,那就获得一个向国内学人求教的机会。

1990年秋至1991年春我在日本访学作学术演讲时,明确提出了北朝通语、南朝通语说,认 为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归国后即写了一篇《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正式形诸文字 ,刊在《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中,1994年编自选集时更 名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较之六十年代的“通泰、赣、客方言同源论” 此文前进之处在:第一、在学术史上是该文首次提出了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说,四世纪起的 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历200余年, 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通泰方言是 南朝通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第二、该文还指出通泰、徽、赣、客四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 方言、闽方言的包围态势,“正如地质学家的板块构造学说可以从非洲与南美洲海岸曲线的 吻 合得到印证一样,这个包围圈看来不是偶然的,这四个方言‘板块’正是四世纪北方方言南 下进逼吴、闽方言的结果”(注:《鲁国尧自选集》页76-77。)。

对我的关于通泰方言古史的假说,谢留文先生持不同意见。(注:见《方言》1999年3期页167。)我提出了现代方言的两项资料作为这一假说的支撑点:第一、《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指出,第三区(按,即通泰方言)跟吴方言明显对立的一个特点是,阳入调值比阴入高,我扩而广之,客方言的梅县、 华阳凉水井,赣方言的临川等点亦然;第二、古全浊声纽,在今通泰、客、赣三方言中,逢 塞音、塞擦音,一律清音送气。谢先生判定第一项“不足为凭”,未作任何申说。他认为第 二项“主要是类型学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在通泰方言中的 演变情况与客赣方言一致,只是演变类型相似,说明不了它们之间有同源关系。”兹就谢先 生的申说阐发如下:类型上的一致确实不等于发生学上的同源,但是类型上的一致也不是不 可能是,也许更是发生学上的同源所致。同源的语言(含方言)确是有在若干语言格式上类型 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在较多的语言格式上却存在类型上的一致。一致的类型如果作散点式的 分布而被视作同源,自令人生疑;可是通泰、徽、赣、客方言一致的类型却构成“板块”式 的 包围态势。最近李如龙、辛世彪先生的《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的论 断是:“现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浊送气’的特点都应该说是有源流关系的。”(注:《中国语文》1999年3期,页302。)此文只凭一项类型上的一致即导出同源的结论,只是关于“源”点的观点,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注:见我为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写的序文。)

谢先生说:“历史上人口迁徙与语言、方言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即使是一个 客家先民迁徙的问题,……几十年来也未必就能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观察语言现象,用语言事实来讲话。”研究语言,当然要用语言事实来讲话, 我在六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都提出了两项语言事实。研究语言,同时充分利用文 献考证,吸收历史学的成果,形成合力,岂不美哉!一些历史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也形不成 共识,这在学术史上是常事,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下更大的功夫去钻研呢?我仍然认为,“ 永 嘉之乱”这一段历史尤其值得花力气研究,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至关重要,它也促成了 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一次种族迁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现代 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页176。)这话的周延性也许可以讨论,但至少江淮方 言导源于此时,绝无疑义(注:我再重申旧说:公元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南下江淮,江淮方言即导源于此。这支南下的北方方言的后裔是今江淮官话,而绝非现代吴方言。)。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前辈学者的治学途径:对 历史学和语言研究的密切关系十分看重。谢先生说:“南北朝后期是否存在南朝通语,现在 还提不出十分有力的证据。”确是如此!完全同意。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说只是假说而 已,假说,假说,其前景极有可能被证明是假的说法。但是科学的进步还是欢迎提出假说的 ,有趣的是,邵荣芬、丁邦新先生跟我差不多时间不约而同地提出类似的假说。邵先生《经 典释文音系》:“《切韵》音系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音系,南北朝时期洛阳音系是北方地区 的标准语音系。陆氏音系是以金陵话为基础的音系,南北朝时期金陵音系是南方地区的标准 语音系。这种两个标准语音系南北对峙的局面是当时的和历史的政治、文化因素造成的。虽 然隋统一以后金陵话作为标准语之一的地位逐渐衰落,但在南北朝时期它跟洛阳话差不多具 有对等的权威。”(注:《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年)页253。该书前载邵先生1991年5月写的《序》,同样明确地表述了上述学说。)丁先生《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拟测两种 切韵音系 ,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把切韵音系分成邺下切韵和金 陵切韵两大方言来拟测。”(注:《中国语文》1995年6期,页416、418。丁先生的这一假说始于1992年6月,见页414脚注。)看来只是我的提法即两个“通语”说比两个“音系”说显 豁些罢了。我现时还不打算放弃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这一假说。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泰方言的调查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汪如东写成《海安方言 调查报告》(硕士论文,1989),俞扬的《泰州方言同音字汇》(1991),顾黔的《泰兴方言同 音字汇》(1990)、《泰兴方言本字考》(1990)、《通泰方言韵母研究——共时分布及历史溯 源 》(1997)等文先后发表。2001年顾黔在其以前诸文的基础上写成专著《通泰方言音韵研究》 (2001),此书既对通泰方言语音作了全面的共时描写,也作了历史比较。《江苏省和上海市 方言概况》对苏沪的方言分出个第三区以后四十年,顾书进一步对这第三区作了下位的分区 。谈到分区,我以为,如果借用句法学的层次分析法来说,应该是首先析出南通方言,然后 再将其余分为两部分,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东区、中区、西区。顾书中1900个字的十个方言点 的对照表也为学界研究通泰方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汉语现代方 言学的传统做法是,涉及某一县的方言时,一般以城关镇为代表点,因此无论是《江苏省和 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志·方言志》,还是《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所列通泰诸点的声 母表,都是根据城关话,因此齿音只有ts、ts‘、s一套,这是无可非议的。顾黔对中区如 东、如皋、泰兴的农村作了密集的调查,发现在很多乡、村,除了ts、ts‘s外,还有tʂ tʂ’ ʂ一套,真是应了一句古话,“礼失而求诸野”。这样,她在“早期通泰方言声母系 统”的构拟中就列出了ts、ts‘、s、z与tʂ tʂ’ ʂ ʐ两套,这做法也是正确的。我想,如 果能进一步寻觅到通泰地区存在tʂ tʂ’ ʂ ʐ的有关的文献史料,那么我们就可以作断代 工作,推求这一套卷舌声母在城区存在和消失的时间,当然这一工作难度很大。

肆 续语和结语

纵观329年通泰方言的研究史,其成功之处在于,其不足之处也在于,重于语音和词汇的研 究。在传统方言学时期,方言研究基本上就是音韵和溯古式的词语研究二项;到了二十世纪 ,由于在很长时间内整个现代方言学研究的主流在方音,其次是词汇,通泰方言自不能例外 。

但是通泰方言语法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中期即已经开始,李人鉴先生的《泰兴方言中动词的 后附成分》(1957)、《泰兴方言中的拿字句》(1962)可谓嚆矢,说明语法研究的起步不比其 他方言晚。俞扬《泰州话名词后缀‘儿’和‘子’的语法特点》(1986)、《泰州方言的两种 述补组合》(1991)于绍继中出新加密。不过,在通泰方言研究的诸领域中,语法还是薄弱的 一环,研究者至今人数稀少。这颇滞后于学术潮流,因为近二十年方言语法的研究呈蓬勃发 展的势头。这也说明方言研究分工太细,本区的方言学人成为多面手的不是太多。

在通泰方言的研究中,古史的追寻工作做得好一些。研究方言的历史,自然要重视调查研 究活方言的材料,搜集得越多,对作历史比较研究越有利。但是仅凭自己掌握的第一手和第 二手的材料,未免不够。现在有些方言描写的论著是为功利目的而赶出来的急就章,其材料 的“诚信”度可疑;而且如今用现代方言学方法记录下来的语料,充其量早不过二十世纪初 。历史比较法是西方语言学的宝贵遗产,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可讳言,比如 说吧,用历史比较法求出的古代语言形式,难以断代,至少是难以精确断代。我们汉语有历 时悠长而十分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优势,这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应当扬己 之长,十分重视文献的解读、研究。我以为,要进一步研究通泰方言的历史,就应该更详尽 地调查,特别是抓紧向本地区的“故老”调查方言,更认真地研究邻近方言,特别是吴方言 和江淮方言的“洪巢片”,我们特别提倡尽可能地发掘、利用乡邦文献资源,与历史比较法 相结合,如此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通泰方言三区的既有研究状况。在新方言学时期,通泰方言西区的成果 略多些,除了俞扬和鲁国尧的论文外,值得推荐的是张建民主编的《泰县方言志》(1991)、 张丙钊的《兴化方言志》(1995),这是通泰方言区迄今仅有的两本方言志,方言志当然是对 该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全面的描写,这二书有一鲜明的特色,即重视自己的方 言和吴方言的对比,尤其是《兴化方言志》,列了三个专节:“兴化方言和吴方言语音关系 ”、“兴化方言中的吴语词”、“和吴方言相似的一些语法现象”。

关于中区的研究,首先是丁邦新的《如皋方言的音韵》,九十年代顾黔的关于泰兴话的论 著有继续之功。最近有一篇论文很值得推许,这就是王韫佳的《海安话轻声与非轻声关系初 探》,将现代实验语音学的高科技手段引进方言的研究中,这在通泰方言研究史上还是第一 次 ,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还应称道的是,该文“在对海安话轻声的特点及其连调形式的 讨论中主要以北京话和上海话作背景进行对比,……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安话与北京话同属 北方官话,而在地理上又与吴语更为接近。”(注:《方言》1998年3期页216。)

通泰方言东区即南通方言,魏建功先生1925年发表的《吴歌声韵类》,论江苏方言区划时 就指出:“南通系:这一所地方的语音甚为特别,既不与其东南方面苏松太系相同,又不与 其西北镇扬系相同。”(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但是这个在通泰方言中甚至在整个官话方言中最具特色的方言,研 究得不够充分,至少是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虽然早在1921年就有易作霖著《南通语音字母说明书》(注:易作霖尚有三种论著:《国音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国语文法四讲》,中华书局,1924;《五声论》文,1921。《中国语文》1998年4期高更先生著文表彰其《国语文法四讲》。易作霖大概是新派人物,高更生先生曾托我找南通师院易国杰、周远富同志了解其生平什履,他们多方设法而无结果。),用现代方言学方法描写南通方言的一般资料,也可以在“总集 ”性质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志·方言志》中找到,另,《普通话基础 方言基本词汇集》内有卢今元“南通方言音系”。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将有改变,著名语 言学家王均、鲍明炜二位先生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可望于明年出版。王均是地道的 南通老人,侗台语专家,《普通语音学纲要》的执笔者,鲍明炜是《江苏省志·方言志》的 主编,其他若干南通当地的方言学者参与合作。据悉,此书涵盖的范围,除了属于吴语的海 门、启东的方音外,南通、如东、如皋、海安皆属于通泰方言。此书的出版必将使通泰方言 的研究前进一步,方言学界引领以望焉。我总是想,论学术价值,南通方言在江淮官话中的 地位似可相当于温州话在吴语中的地位,但是温州方言有许多位方言学家写了不少专论,我 们相信,南通方言的专论今后也会不断面世的。

本文主要是记叙通泰方言区的语言学人对自己母方言的329年的研究历程,取材多源自学人 的论著。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言资料,老州县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有地方志,而且不止一 部,有些方志将“方言”独立成章,有的附于“风俗”章内。新县(指解放前后设置的海安 、如东、大丰)和所有老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都编了新的地方志,其中必有“方言”一 章,只是过于简略,但有些是精心之作,如《泰州志》中的方言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编 了若干本《某某(地名)人学习普通话手册》,虽是通俗读物,但是也有参考价值。

本文开头就说,通泰方言是一个小方言,知名度不高,因而在以往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本方言区的文士研究它。可是它具有特色,也受到外方有识之士的注意。兹举三例于下:

一、李汝珍(清直隶大兴人,约1763-1830前)《李氏音鉴》(刊于1810年)“凡例”:“即如 ‘儿’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读昂移切,吴音或读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读 瓤移切,音与古同。”此段记述具有高度学术价值,本文前已阐述,不赘。

二、胡垣(清江苏江浦人,1840?-1904?)《古今中外音韵通例》(1888年刊)“方言”:“扬 州东乡读‘豆’为‘透’,‘病’为‘聘’。”胡垣所说的“扬州东乡”即泰州,他所指出 的方言现象是古全浊塞音声母今变为送气清声母,这正是泰州以至整个通泰方言的重大特点 。

三、劳乃宣(浙江桐乡人,1843-1921)《等韵一得》(1898印行)“外篇”:“戛类浊母,北 音于平声,皆读透类之浊,上去入则仍读戛类。而江西、皖南有数处及江苏之泰州、如皋诸 处则上去入亦读透类,如‘忌’读若‘气’,‘弟’读若‘替’,‘别’读若‘撇’,‘住 ’读若‘处’,‘族’读若‘簇’之类,是则戛类浊母有戛透两用。”在通泰、徽、赣三方 言中,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一律送气的现象,一百多年前的语文学者早就 观察到了,并且作了记载,这不能不令我们由衷敬佩,古人之书是不可不读的。

我在前头说过,当一个方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非本方言区的学者也就被吸引来作研究 了,这是通则,通泰方言何能例外?兹举二例。台湾学者张光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大陆语 言学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及专著《闽客方言史稿》(1996),在讨论吴、湘、闽、客等方言 的历史关系时,几乎都论及通泰方言。美国学者史皓元(R.V.Simmons)在《方言》1998年2期 发 表了《南通话、杭州话跟吴方言的比较》。最近史皓元与中国学人合作调查、研究江淮方言 与吴方言边界地区的状况,自然也包括通泰方言的南缘。

总而言之,通泰方言的研究已历329年,在清初康熙年间竟然有穷乡老儒著《天然穷源字韵 》,到乾隆年间,被两江总督采进呈交四库馆,因它的方言性质颇强,而为馆臣所摒弃,以 至湮没不传,殊为可惜(注:这位四库馆臣不知是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的初稿撰稿人也许是戴震,但是总纂官纪昀,可不像如今众多的挂名主编,他是要大加删改的,可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此后代有论著,不绝如缕。至现代方言学时期,尤其近四十年, 关于通泰方言的论著,数渐加多,质亦提高,但是比起那些声名籍甚的方言如吴、粤、闽方 言来,其研究成果,弗如远甚。其实通泰方言是个“富矿”,在整个大官话方言中是最富有 特色的方言,深厚的学术资源有待开采。我以为方言的深透研究,特别是方言的细致调查描 写,更需要本方言区学人的努力。调查描写方言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非以该方言为母 方言的专家,他们的优点是,没有先入之见,往往以他们自己的母方言为参照系作比较,能 发现当地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但是其缺点在,到了深入细致的阶段,则难以为继,即使再努 力,也只能得其形似,而难悉其神韵。第二种人是以该方言为母方言的人,但在外地工作。 论调查,到了描写研究的深入层面,自较第一种人为强,可是鱼儿离水,很多很“土”的、 快消亡的、刚新生的方言因素,靠偶尔回乡调查是很难捕捉到的。比较理想的是第三种人, 即具有较高语言学修养的在当地工作的当地人研究当地方言,朝朝夕夕浸淫其中,细微末节 皆能尽收耳底。当然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我盼望通泰方言区 每县都至少有一位高水平的方言学家,那通泰方言的研究可臻繁荣之境。也许这是奢望,不 过,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之后,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要声明,绝无排外的意识,欢迎外地、 外国专家开发这一宝贵的“富矿”,尤其在跨方言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综合研究、 利用科技手段的研究等方面,也许外地学者更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如今学术界,有人为名利驱使,大致抄袭做假,小至粗制滥造,令人痛心。因此在此文最 后,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诚恳地希望使用现代方言学方法得出的通泰方言语料具有高度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就需要研究通泰方言的学人怀着无可挑剔的“诚信”,从事调查、整 理、研究,为学术而学术,不要为功利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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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赵明、薛维源、孙珩.江苏竹枝词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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