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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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志》(1983-2005)第42篇 语言 第5章 第1节

第一节  方言研究

方言词语的搜集和整理

最早纪录南通方言词语的是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在《风气》一卷中附录了当时通州方言的词语190个,并附有简要注释。这些词语除个别外,绝大多数沿用至今。1913年,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孙锦标(伯龙)先生的《南通方言疏证》。这是一部方言分类词典,全书分14类,收词近千条。其“例言”述及“标目词”称“多取古字古义,俾知吾通俗语本于古语者甚多”,可见其宗旨在于溯古,以古文献证今方言,字字皆有来历,但也不乏牵强之说。现代南通著名学者蔡观明在其所撰《南通方言疏证补订》(1962)一稿中对《南通方言疏证》一书作了补充修订。

徐昂是近代南通著名国学专家,其所著《音说》一书1948年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在该书《乡音》一章中有许多南通方言词汇和语音的材料。

海安籍现代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代表著作《古音系研究》多处提及南通方言。其二三十年代的许多论文经常引证南通方言,精妙之处甚多(《魏建功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管劲丞是南通地方史专家,他曾收集了大量南通方言词语,因“文化大革命”初受迫害致死,未及整理成书。1983年由南通博物院(今南通博物苑)整理编成《南通方言俚语汇编》油印成册。此书所收南通方言词语相当丰富,其中有许多词语现已很少使用,对研究南通方言词语弥足珍贵。但因词语大多仅存目而未注释,尚有待进一步整理。

1996年出版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收基本词汇2645条。卢今元负责南通方言词汇的调查和记音。

1998年,江苏省公安厅编写出版的《江苏方言总汇》一书汇集包括南通在内的75个方言点的俗语、歇后语、特殊语和习俗字等语汇。

邵磐世编写的《南通人学习普通话手册》(1959),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写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周度执笔编写的《南通市志·方言》(2000),以及鲍明炜、王均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2002),都收录有大量南通方言词语。

2000年,由陶国良收集整理的《南通民间俗语》一书出版。该书收有俗语2000多条,按词语首字音序排列,附有简要注释,有的并附有使用例句。

方言调查

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了解方言与普通话对应关系为主要目的的汉语方言调查。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组成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对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作较为深入的调查。南通市邵磐世等受聘参加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成《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说》,包括两项内容,即各区语音特点和方言地区;第二部分《字音对照表》,对照排列北京和包括南通在内的20个调查点的2601个单字音;第三部分《常用词对照表》,列有词条567条。书中首次提出方言区(现在通常称方言片)概念,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分为4个区,首先将南通方言列为官话范畴,与泰州、泰县(今姜堰市)、泰兴、兴化、东台、海安、如皋、如东等地方言列于同一区,为日后江淮官话的分区研究奠定基础。

1999年暑期,罗斯中美两国合作研究项目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调查研究组,在项目美方主持人RichardVanNessSimmons(史皓元)教授和中方主持人顾黔博士带领下,由南京大学研究生与南通市方言研究者邵冠世、徐铁生、吴凤山对南通地区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基本弄清南通方言与包括金沙方言和崇海方言在内的吴语之间的边界,对南通方言内部差异有新的了解,并发现南通方言跟周边方言之间存在着过渡区域,方言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现象。

方言研究

语音研究 

1921年,易作霖发表《南通语音字母说明书》,第一个用现代方言学研究方法对南通方言进行描写。易作霖,字剑楼,南通人,1917年江苏省代用师范本科毕业,曾任江苏省代用师范附属小学教师。1918年7月,被派至南京高师国语讲习会听讲,回南通后担任代用师范国语教师。著有《国音学讲义》(1920)、《国语文法四讲》(1924)二书和《南通语音字母说明书》(1921)、《五声论》(1921)等文。

1943年,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成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均写过一本《南通方言记音》,得到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和王力的赞许,后即以此为毕业论文。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确定南通方言音系,总结南通方言的语音特点。在书中第二部分《字音对照表》中纪录700个方言调查基础字的读音。在此书确定的音系基础上,卢今元作适当修正(《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王均也对此音系提出过修正意见(《南通人怎样利用方言志帮助学习普通话》,1991),后来他与鲍明炜主编《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共同确定新的音系。《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南通市志·方言》(2000)、《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都采用这一系统。

1989年第4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陈有根与林美玉撰写的《南通音与中古音之比较》,这是最早研究南通方音与中古音关系的著作。

1993年第4期《南京大学学报》发表鲍明炜教授题为《江淮方言的特点》文章,文章将包括南通方言在内的通泰方言置于江淮方言大框架中,论述了通泰方言咸、山二摄的今读分类特点。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全面进行了南通方言的音韵研究,该书“南通方言语音”一章中除了介绍南通方言音系(包括声韵调配合关系)外,还包括南通方言音变、南通方言与北京音的比较、南通方言与中古音的比较研究内容。

由周度执笔编写的《南通市志·方言》(2000)介绍了南通方言音系、声韵调配合关系、连读变调。此外,还介绍了南通方言内部差异。这一部分内容在《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中没有涉及。

1993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系中国南通籍研究生敖小平的理论语言学博士论文《南通方言的语音与音变规律》获得通过。这篇用英文写成的论文研究了汉语南通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对音位学理论的意义。作者认为,南通方言的底层音位系统由38个辅音、15个元音和5个声调构成。作者提供了13条变音律和15条变律调来处理南通方言中的形态音位变化。文章里有大量的语言材料,文末附录中还有一个可以用来记录南通方言的拼音方案以及用这一方案记录的南通方言音节总表和一则寓言,可供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南通方言的人参考。

语法研究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南通人学习普通话手册》(1959)、《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都有南通方言语法例句,这是研究南通方言语法的重要材料。

《南通市志·方言》(2000)《语法》章从南通方言跟普通话及吴语(上海方言)比较的角度举例介绍了南通方言实词的构词特点,以及虚词及有关句式。

《南通方言研究》有一章“南通方言语法”,以南通、如海、启海、通东(四甲)4种方言为代表,论述南通地区各方言的语法特点,包括构词特点、词类和句法特点。

归属研究

魏建功先生最早注意到南通方言的特殊性。他在1925年发表的《吴歌声韵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江苏方言区时指出:“南通系:这一所地方的语音甚为特别,既不与其东南方面苏松太系相同,又不与其西北镇扬系相同。”1956年,张拱贵教授提出南通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主张(《江苏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1960年袁家骅等编撰的《汉语方言概要》也将南通方言归入江淮官话范畴。1958年第五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发表徐铁生的《略谈江苏南通专区》一文,认为用官话的通用标准来衡量,南通方言不应归属官话。文章最早注意到南通方言具有客家方言的一些语言特征,建议将南通方言列为独立的方言区。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根据50年代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的材料,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分为4个区,南通方言属其中第三区。属于这个区的有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东台、大丰、海安、如皋、如东、南通等地方言。该书将南通方言归入江淮官话范畴。詹伯慧教授将南通方言列为江淮官话的一个土语,南通方言及其周边具有相同语言特征的土语组成南通土语群。1985年第三期《方言》发表贺巍的《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稿)》,将前述《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第三区列为江淮官话泰如片。将此片方言归结为三个主要共同特点,即:一、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大多数逢塞、塞擦音送气;二、入声分阴、阳;三、古山摄一、二等唇音和牙、喉音合口字不同音(搬≠班;官≠关)。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即根据此观点绘制了有关江淮官话的方言地图。泰如片的名称显然是取自泰州、泰兴、泰县(今姜堰)、如皋、如东的地名首字,这个名称的缺点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是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这个名称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称确切得多。现在越来越多的方言学家趋向于使用通泰方言的名称。

1988年,由中国方言学会会长李荣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前述上海市和江苏省的第三方言区正式确定为官话方言区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泰如方言片。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都属这个方言片。鉴于南通方言与同片的其他方言具有较大差异,1988年张建民提出将泰如方言片划分为海陵小片和通州小片的建议(《论苏北三泰方言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徐铁生在为《南通方言研究》初稿起草的《绪论》中将泰如方言片改称通泰方言片,再根据去声是否分阴、阳和古假摄字韵母主元音是否有高化,将其分为泰如(泰州、泰兴、泰县、兴化、东台、海安、如皋)、通州(南通)、扶海(如东)3个方言小片。1999年,他在《苏东学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南通方言的形成及其与普通话的关系》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1997年,在青岛召开的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汉学家RichardVanNessSimmons(史皓元)教授发表了题为《南通方言、杭州话跟吴方言的比较》的论文,作者以16条分类准则对南通方言、杭州话跟典型的吴语苏州话和道地的官话方言河北昌黎方言,以及江淮官话姜堰方言等进行比较,得出南通方言是官话方言的结论。

2000年《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一书将南通地区的方言分为4个方言小片(王均称之为4个小区)。南通方言被列为江淮官话东支的一个土语,称为南通土语,属Ⅱ区。海安、如皋、如东(除东南兵房地区)方言为另一土语,称为泰如土语,属Ⅰ区。

顾黔在她2001年出版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一书中将通泰方言片分为东、中、西三部。其中东部包括南通市及其周围通州市地,中部包括如皋、泰兴、如东、东台(堤东、唐角)、海安东部,西部包括泰州、姜堰、兴化、东台(城关、堤西)、海安西部。东部通泰方言(南通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是古假摄字有-ɑ、-o,具有吴方言的特征。

尽管大多数语言学家趋向将南通方言列为官话,但在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以致1986年在重庆开会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编写方针时,与会的专家对南通方言是否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官话)发生意见分歧。因为它不符合传统的官话标准。

形成历史研究

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于1961~1964年写成、1988年发表于日本国立亚洲语言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亚非语言的计数研究》杂志第三十号上的《通泰方言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一文,首先提出“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1992年他在日本讲学时明确提出北朝通语、南朝通语说,认为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1994年提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认为它们都是公元4世纪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黄河流域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历200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在原地的后裔。张光宇在1999年第1期《方言》杂志上发表题为《东南方言关系综论》文章,认为“作为吴楚江淮连续体的一环,通泰方言原属吴语,由于两次北方方言的冲击改变了通泰方言的形貌”。李如龙和辛世彪在《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言》(载1993年第3期《中国语文》)一文中考察了晋南关中方言和通泰方言、赣客方言的“全浊送气”是否有某种联系,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源流关系,“都是从古代的秦晋方言承传下来的”。上述通泰方言的形成说,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具体到南通方言,却是说不通的。当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居民南迁江淮大地时,南通的陆地还没有形成,因此,其方言与客赣方言没有共同的源头。南通方言不是北方移民方言与早期海陵吴方言融合形成的方言。1999年12月,徐铁生在《苏东学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南通方言的形成及其与普通话的关系》一文中对南通方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他根据《太平寰宇记》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认为南通的早期先民——胡逗洲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广陵郡。8世纪20~30年代,胡逗洲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辖地后,由于“流人”改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这些地区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了以常州一带古代吴语为底层的新的胡逗洲方言。唐末、五代初,姚氏军阀统治长江口上岛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军士及家属有万人之多,其方言对胡逗洲方言必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姚氏军士多吴兴(今浙江湖州)子弟,由于吴兴、常州两地相近,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胡逗洲方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919年,静海岛(胡逗洲)为吴国(此前属吴越)占领,属淮南海陵郡管辖,不久与大陆涨接,岛上居民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毗连的如皋等地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导致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通州。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到通州经商,最后定居通州。这也可能对通州方言,即今天的南通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作者熟悉南通地区的成陆史、移民史、建制沿革,同时对通东方言、金沙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以及这两种方言与南通方言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得出三种方言具有共同源头的结论,再根据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是吴方言的特点,从而推断南通方言是在古代常州一带吴语基础上受古海陵方言影响逐渐演变形成的江淮官话。这一观点对南通方言较之其他官话之所以具有更多的吴语特征可以作出合理解释。王均教授在他为《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关南通方言形成历史即采用了这一观点。

比较研究

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征。对3种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研究这3种方言的形成历史、3种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3种方言的定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0年,第二期《苏东学刊》发表了卢今元撰写的题为《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咸、山二摄韵母分化的比较》的文章。文章对古咸、山二摄字在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中的分化情况作了全面比较。文章揭示两种方言这方面的许多共同特点,对探讨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2001年,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卢今元提交题为《通东话、金沙话与南通话的比较》的论文。文章对3种方言的语音和部分方言词语进行了比较。他写道:“旧时,南通话、金沙话、通东话数百年间同在一个县区内(按:这个说法不确—编者),相互影响与渗透是必然的,不论在语音或词汇上。当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优势方言南通话。我们似可认为,南通话是带有较多吴语成分的江淮方言,通东话是带有较多江淮方言成分的吴语,而金沙方言,可以说是带有更多南通方言成分的通东话。”

在同一学术研讨会上,徐铁生提交了题为《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归属刍议——兼论两种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南通方言的关系》的文章。他在论述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归属部分,将两种方言的主要特征与南通方言进行了比较。文章还探讨了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的形成历史以及这两种方言的关系。他写道:“3种方言可能具有共同的源头,来源于同一种原始母方言。千百年来,这种原始母方言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最后分化为3种不同的方言,其许多词语同时在这3种方言中保存了下来。”他认为这种原始母方言即唐代中、后期或五代初江南常州一带的吴语。

2003年,在上海市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上,陶国良提交了题为《通东、金沙、南通方言古知系声母演变的比较》的论文,从一个侧面论述了3种方言的关系。在这次研讨会上,徐铁生提交了题为《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比较研究》的论文。这是对卢今元《通东话、金沙话与南通话的比较》一文的补充。文章从语音、词汇和语法3个方面对两种方言进行了比较,而侧重于词汇的比较。

顾黔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对通泰方言音韵作了全面比较,是研究南通方言及通泰方言其他方言关系最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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