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振兴先生于2018年9月1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的发言稿。
汉语方言资源应用随想
张振兴
一、汉语方言：一个巨大的语言资源
汉语是一种高度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通用语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很多人也使用汉语，使用普通话。汉语又是一种多样化的语言，它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方言。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
汉语方言分为十大类，数字表示使用这种方言的人口数（单位：万人）：
- 官话区 79,858
- 晋语区 6,305
- 吴语区 7,379
- 闽语区 7,500
- 客家话区 4,220
- 粤语区 5,882
- 湘语区 3,637
- 赣语区 4,800
- 徽语区 330
- 平话和土话区 778
十大类方言可以再划分为97个方言片。使用这些方言的总人口约 120,689.5万人，分布于 2,581县市旗州。这些数字不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华侨使用汉语方言的区域和人口。（以上人口数量的统计，主要依据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简册》，台湾省等个别地区的人口资料另有来源，请分别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合作编制、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中相关图幅说明。相关论述亦可见于熊正辉、张振兴《汉语方言的分区》，刊《方言》2008年第2期。）
我们可以从世界语言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的方言。瑞士社会学者George Weber提出了评价语言地位的6条标准。其中第一条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数”，汉语名列世界第一。除了徽语和平话土话，以上其他各大类方言，可以稳稳进入世界语言前三十名。因此，汉语和它的各类方言，是一个巨大的语言资源宝库。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这个资源宝库的最主要特征。
二、汉语方言：一种优异的投资环境
所有资源都需要应用于社会发展，语言资源也没有例外，汉语和汉语方言资源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语言国策，汉语-英语，普通话-方言双语双方言的语言环境建设，大大优化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这是大家容易看到的事实。
其实，汉语方言本身，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形成了一种优异的投资环境。
例一，198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香港地区投资内地，65%的资金流向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12%流向广东潮汕地区，服务业（包括食品业）投资5亿多美元，其中75.6%流向潮汕地区。同年，台湾地区投资内地，78.9%的资金流向福建，其中闽南地区又占了其中48%。
例二，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7》：福建省实际利用外资2015年是768339万美元，2016年是819465万美元，其中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外资2015年占了68.9%，2016年占了64.5%。反向投资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福建省对外投资2015年是128640万美元，其中投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所占比例达到72.43%。
例三，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6年，流向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流量1302.7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6.4%。其中中国香港的投资1142.3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对亚洲投资的87.7%。对东盟10国的投资102.8亿美元，同比下降29.6%，占对亚洲投资的7.9%。
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调查这一类的统计数据，大概可以得到更多的例证。所有这一类的统计数字，都不会给出原因或理由，可是不得不面对语言或方言环境的事实。中国香港地区与广东珠江三角洲言语相通，中国台湾地区与福建闽南地区同言同语，东南亚地区，尤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到处都有说着闽南话的华人华侨，福建人在那里做生意很少语言障碍。
语言是一种投资环境。优化汉语方言的投资环境是双向投资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汉语方言：文化市场的强劲动力资源
汉语方言资源，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各种汉语方言共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例如，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形成了百听不厌的弹词，西北地区的“阳刚之声”形成了脍炙人口的秦腔，河南的梆子、山东的吕剧、湖北的汉剧、湖南的湘剧、四川的川剧、安徽的黄梅戏、广东的粤剧、福州的闽剧、闽台的芗剧、客家的山歌等等文化艺术形式，无不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方言之中。
方言就像一面镜子，从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民俗文化、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有庞大的方言资源，我们还有中华民族的完整文化体系吗？因此，我们可以应用汉语方言资源，推动今天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例如把各种方言资源应用于文学创作，形成方言文学的市场。在这个方面，吴语和吴语方言文学是榜样。其中有两种吴语方言文学是得到语言文学界公认的好作品。一种是晚清张南庄所著，成书于光绪五年（1880年）前后的章回小说《何典》，1926年正式刊行时，当时的刘复、鲁迅都是为之作序，做题记的，这本小说使用很多的苏沪方言，描写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鬼魅世界”。另一种当是晚清松江人韩邦庆（字子云）所写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得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人物之一胡适的大力推崇，誉之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进一步评论说：“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我们应该应用汉语方言资源，实现胡适先生的预言，“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给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注入强劲的动力，可以做到吗？请看还是吴语文学的沈飞龙的《书远堂六年记》，这部完全用吴语崇明话写作的现代方言小说所取得的成功，证明方言文学是富有生命力，是有市场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