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通知识分子对家乡歌谣的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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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是宇

北大歌谣运动高潮结束后,南通有一批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继续关注着南通民间歌谣,包括远在异乡的学子和地方文化人。

南通海门人管剑阁 1932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受著名人类学家吴泽霖启发,与同学南通启东人丁仲皋利用寒暑假期回乡之际收集歌谣,得民歌近千首,1934年选出一百首汇成《江口情歌》刊载于大夏大学发行之《大夏》第一卷第六号第八十三至第一二十六页,由吴泽霖作序,赵元任订音正字,“引起各高校文学系、文学界、文艺界以及海内爱好民间文学者的重视,认为这是三十年代诗坛罕见的作品。”

吴泽霖在《江口情歌》序言中说,

“近年来我们青年的注意和努力又转入于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对于这一类无聊的研究工作,又遭唾弃,这或许又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很难与之逆流对抗,但是如能放大眼光,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一类民谣、情歌、风俗等的研究,也还足以明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动向。”

身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吴泽霖,他对民间歌谣的关注显然更注重“学术的”而非“文艺的”(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第一号发刊词:“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他不仅将民间歌谣视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更看作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动向的重要反映。相较于吴泽霖对民间歌谣“学术”的关注,管、丁二人更多的是出于对家乡民间歌谣“文艺的”热爱,正如丁仲皋所述,

“记得是个夏天的晚上,月儿挂上柳梢,明灭的萤光忽东忽西,那里有许多年龄悬殊的男女……在恬静里消遣着白天的闷热和疲劳……蓦地里不知谁哼了一只歌……那沉寂立刻被撕破,马上各色各样的歌声,长长短短的词调……不断的接触着耳膜撼着情绪。大约月儿西斜,草席已微凉,可睡了,才渐渐地安息下来。这种情景,真是令人多么陶醉啊!”

1932年夏,管剑阁在家乡海门三和乡听民间歌手张志明演唱长歌《红娘子本姓王》并记录成稿。1936年,武汉徐訏(1908—1980,浙江慈溪人,中国现代作家)主编的《天地人》创刊号,发表了《红娘子本姓王》,共187行。著名画家张光宇做插图三张。

民国时期南通知识分子对家乡歌谣的搜集整理

管剑阁搜集整理的《红娘子本姓王》

民国时期南通知识分子对家乡歌谣的搜集整理

《红娘子本姓王》

管剑阁对长歌《红娘子本姓王》的搜集,在近代汉族民间叙事长歌搜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徐訏在《编者后记》中也对其做了高度评价,

“管先生实地在民间搜集过许多民歌,对于这样长的情歌他觉得是空前的发现,我们也感到这话是切确的,不过因此也更感到实地的搜集的必要,以中国之大,这种留在民间的可贵的文艺,一定是不少,读者见识比我们广,希望多多抄赐我们。”

除在外的南通学子,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也继续着对南通民间歌谣的搜集。南通进步知识分子钱素凡(1912—1946,江苏南通人,教育工作者)将民间文化视为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认为“民风即对于民情的研究,包括传统信仰、习惯故事、歌谣俚语……风俗有文野之分……只有先使社会由野蛮进化到文明,风俗才会跟着由野蛮进化到文明。”而民间歌谣“那样怪诞不经,那样简陋的几句韵语,却往往有一种不可与抗的力量的。”在钱素凡眼中,民间歌谣是蕴含民众之力量、促使社会进步的,是“不形之于笔墨的活文学,在民间是生长着的。”

1943年钱素凡 “在南通女师为师三学生讲儿童文学,始收集童谣儿歌。”1945年3月钱素凡在南通组织创办《江北日报》副刊《民风》,共出24期,每期都发表南通地区的歌谣和谚语。1945年4月29日《民风》刊载了他所辑33首南通儿歌。从1943年起至1946年他牺牲之前,钱素凡对南通民间歌谣的搜集是他革命主义民间文学观的实践,他反对民间歌谣像《诗经》一样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民风》创刊号中称“以说教者的说教眼光来解释民间文学,其危险还小;以说教者的说教手法来‘创作’民间文学,其危险却大。”他希望民间歌谣的研究者能率真而道,认为“风本是俗,做人就俗,以俗言俗,何俗之有?[

此外,南通地方文化人穆烜1945年起于南通沿江姚港地区收集车水号子,口述者有当地农民孙二猪子、胡红姑娘等人。他还从民校教师黄馨处得一册民间歌谣手抄本。穆烜后将这两部分民间歌谣编成一集,共324首,1962年编印于《南通老民歌》第10辑。

民国时期南通知识分子对家乡歌谣的搜集整理

部分《南通老民歌》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南通民间歌谣搜集整理工作是知识分子们眼光向下,主动发现民众知识、接受民众审美的过程。他们搜集、整理、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的旧文艺、旧学术,建立他们所信奉的新文艺、新学术。”表面上看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淳朴敦厚的民间歌谣吸引着他们,但实际上民间歌谣是知识分子浪漫主义情愫和革命主义精神的寄托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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