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与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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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域文化渊源

南通与苏州、扬州同处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江苏大地,但其历史文化却似乎难以与苏州、扬州媲美。苏州历来是吴文化的中心,中国东南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决非虚言;而扬州在古代一直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早在隋唐时代,扬州已成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其历史文化之厚重不言而喻。不过,南通的历史文化虽算不上辉煌,却也有着比较深厚的底蕴。我们无须细述这块风水宝地上的胜迹,也不必历数这颗江海明珠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仅粗察其特殊的文化形态和追溯其久远的历史即可感知。 南通古称静海,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改称通州,何以称通州?据有关古籍记述,由于这个地方溯江而上,可达吴、粤、楚、蜀;内河渠道则通齐、鲁、燕、冀;向东出海更可通向远方。看来古人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而命名的。南通城建城已有千年历史,但要追溯到生活在南通西北处在父系氏族时期的古青墩人,便有了5000多年的历史。青墩文化遗存中的彩陶、黑陶,说明古青墩人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影响,与北方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历史渊源。

如果将南通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来考察,则能较为清楚地显示其个性特点。人类一般文化存在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时空限制性。从空间维度上看,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所谓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组合特征。其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在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中,地理环境通过影响人类活动,而对文化施影响。不同人群所处的独特地域环境所形成的文化隔离,也有效地保持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独特发展趋向。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的历史区域,是一个疆域模糊、大致的所在地区,如“齐鲁”概指山东,“关东”泛称东北等。这种模糊的地域概念已经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中国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既强化又融合的过程,强化的主要是特色,融合的主要是内容。上古时代的地域文化,大致有中原华夏文化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文化,各有不同的层次和鲜明的特色。经过碰撞与融合,在更广大的中原地区汇聚成汉文化。汉文化又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和历史,形成巴蜀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内容相对稳定,有着多元的特定模式和传统,其本身变化比较缓慢,但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也会有较快的发展。不论哪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根,这就是民族文化;而不论什么地域,也有它自己的根,这就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形成,无不与自然、地理、经济以及其他复杂的人文因素相关,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个根一旦形成,大多数时候都会以潜移默化的形式,顽强地渗透于民族的、地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考察目前我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三个层次:其一,对中华文化中几个大的构成部分的关注与研究,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其二,以省为范围的省级文化史,这部分特点不太明显;其三,确定地域范围更小一点的,如以苏州为中心的姑苏文化,以扬州为中心的维扬文化,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化等,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对南通历史文化的考察可以说属于这第三个层次。 要比较正确地概括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征,首先需要了解南通地域的演变。南通地处江海交汇处,位于长江北岸,是长江冲积而成的平原。这块平原从西北逐渐向东南延伸,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曾有几次沙洲并接大陆的过程。至20世纪初,南通的境域初具规模,形成了滨江临海的独特格局。 很多人据此将南通的历史文化说成是江海文化,一是取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南通这块大地是大江和大海的产儿;二是取其悠久的历史——五千多年前的古青墩人活动的场所四面环水;三是取其文化的包容性,南通居民五方杂处,各种文化能和谐共存互相包容,虽说不上有汇纳百川的心胸,却有江海的宽广胸怀。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江海文化和姑苏文化、维扬文化、海派文化相比较倒确实也有点差别。姑苏文化给人一种诗意盎然的情趣,那宜人舒适、悠闲清雅的生活环境,典雅的园林、高耸的古塔,江南细雨中的小桥、流水、人家,让人留连忘返;维扬文化则更多地有一种脂粉气和文人气,似乎到处都有写不尽的诗情画意;海派文化则是中外文化荟萃,充满经济活力,更多大都市的贸易气息。江海文化比较它们来显然要粗犷开阔一些。 但是,仅用江海文化概括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征,显然不够全面且嫌宽泛。虽然任何文化都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生存的方式和表现,但地理环境作为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决不是地域文化特征的唯一成因。倘若将南通的历史文化理解为或概括为江海文化,那江海文化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假如单从地理环境考虑,从苏中地区着眼,南通似乎可以划入维扬文化的地域,南通曾被称作“小扬州”,而古代它确实受到扬州的影响;如果这样,南通也曾有“小上海”之称,近代受到上海的影响较大,似乎也可以划入海派文化。

我们还可以从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这样一种大的地域文化的概念入手。在我国同一纬度中,东西方的地理概念十分明确。我国江河主要都是自西向东的流向,东西部沟通容易,南北方则相对隔离差别很大。南北之别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所谓“南柔北刚”、“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拳北腿”之类,连豆腐亦分“南豆腐”和“北豆腐”,刀剪亦有张小泉和王麻子,以及“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样一种壮烈的阳刚之美柔顺约的阴柔之美的审美情趣的区分。南北文化的差异对峙和冲突构成中国文明演进的主题之一。南通地处江北的最南端,尽管与江南隔江而看,却有着千丝万偻的联系,可以说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过渡地带,南北文化在这儿相汇、碰撞,有一部分融合了,有一部分各自找到自己能独立生存的土壤而被保存下来,但它们都被包容在当地的文化中,这就使南通的文化既有北方文化的特征,又有南方文化的特征,但似乎又都不甚明显,因而南通文化成为既不同于北方又不同于南方的一种地域文化,具有一种过渡地带文化的明显特征。作为过渡地带,南北文化对南通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各自历史上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我国文明主要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明的演变以关中地区为核心,以北方为主要舞台。广大南方地区在同一大文化圈内,依照所处地理环境和时代环境缓慢发展,北方文化则大规模的南下传播,不断地加速其发展。春秋战国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北方文化有所衰弱,大批北方贵族士大夫南迁,使南方文化有了重大发展。隋唐大一统时代,相对融合的南北文化在各自基础上共同发展。但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唐末五代再次分裂割据,西北、北方北部的大面积领土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有,传统的地域文化格局开始变化,整个文化重心倾斜到了东部,南方文化在东南地区形成新的规模。宋实现了部分统一,但北方领土狭小,并经常受到外族的干扰破坏,时代环境不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平环境中的南方文化则迅速发展进人黄金时代,并超过了北方地区,地域文化发生历史性巨变,重心移向东南地区。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不再出现分裂割据状态,尽管政治中心北移至北京,但文化重心长期稳定在东南地区。这是我国传统地域文化格局演变的大致过程。我们再来看这个演变过程中南北文化各自对南通影响的情况:我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泗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是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并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邗(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当年属邗国地),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吴破郢城(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今泰州市)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晋时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其时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 大约六朝梁元帝时(公元552年),长江口出现的壶豆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基本上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时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成了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三代(姚存制、姚廷、姚彦洪)统治胡逗洲(其时称静海)、东布州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其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区,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渐减少,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邻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并有不少人定居这里。至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特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又有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如皋在1724年便是通州的一个下辖县了。由东布洲形成的海门岛,当初亦为流放犯人之地,流人亦来自常州一带,由于隔了130多年才与静海县涨接而造成的文化隔离,使海门人始终保持了吴文化的特色。至明初,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被惩罚性地强迫迁移到吕四港一带,他们于常熟白茆港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的风土人情。至18世纪初,崇明人陈朝玉(1688—1761)率妻来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其时海门境内有一万多人,崇明人近三千,以后200年问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至近代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人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穿越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南方文化对南通的影响似乎比北方文化的影响要大得多,难怪南通方言中,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南通京剧属于南派京剧,老百姓普遍供奉“观世音菩萨”,对于妈祖(“天后娘娘”)也给予隆重的香火礼遇……。所以远地很少有人不认为南通是在江南。而更有意味的是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经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苏北人),这一错位恰恰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南北文化兼而有之——熏风北韵。如果将江海文化的特征合并过来,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征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了:襟江负海,熏风北韵。这样概括,是由于文化的存在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襟江负海”是指南通人特定的生存环境也即南通历史文化分布的空间,“熏风北韵”则是指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定模式和传统。

南通方言与地域文化特征

而从方言的角度看,南通地区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划入吴文化也未为不可,这样一来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征就无法确定。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其形成往往要经过一段复杂的历史过程,人口的扩散,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为方言歧异的因素。如前所述,南通是一个移民地带,人口来自四面八方,语言也是汇合南北的。南通地区内的方言土语,包括北方方言江淮官话分支和吴方言两大方言的一些土语。现在南通八千平方公里范围内存在着四个方言小区:l、如海话,2、南通话,3、海启话,4、通东话。再稍微粗略地分一下可分为七种主要方言,即南通方言、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门方言。这么多的方言在一个地域交流,恐怕是其它地域文化中难以出现的语言现象,这是南通历史文化独特性的鲜明体现。 南通方言尽管复杂,但海启话、如海话的归属是明显的,海启话属吴语,如海话属官话江淮方言片,而最值得探究的南通话和通东话,则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江淮方言与吴方言北片交错过渡的特征,是吴语和江淮官话方言融合的变异,是南通地域独占的,这种独特性使南通话成了“难懂话”。也可能是让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听不懂的主要缘故。可以说,吴语与官话交汇,南腔与北调相融的南通方言,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南通历史文化的熏风北韵。方言确实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但方言的差异并不成题目,因为有共通的官话(后来即是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尽管有上海人瞧不起江北土话,长沙人嘲笑湘乡话为牛叫,江北人讥讽江南人说话“蛮”的情况,但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不同方言之间本无高低之分,也不会构成重大的矛盾。在地域文化中最为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研究最困难,而又为人们最为关注和津津乐道的却是“地民性”,即一个地域中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它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重叠的地方,实在就是国民性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具体表现。我们承认地理环境和历史都是形成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但它们归根到底仍然不能代表地域文化本身。因此,在理解地域文化特征时,决不能忘记任何文化都是由人创造的,地域文化的根本特征应该是以人——现代人为核心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心理结构。

南通方言格局与地理文化背景

南通地区的方言种类多样、分布错综复杂,有如海话、南通话、海启话、通东话四大类,这种格局的形成不仅与自然地理环境、历代行政区划有关,并且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关。

1.1自然地理环境   南通方言具有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过渡性特点,这种过渡性的特点与它独到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南通地处长江口北岸中纬地带,东临黄海,南依长江,与上海市和江苏省苏州市隔江相望,西和泰州市毗邻,北同盐城市接壤。南通地区主要是由历史上的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并接,与大陆相连而成的平原。最早成陆的地区属海安西部和如皋西部一带,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由于该地区的成陆时间早,加上这带的移民主要是北方人,方言就在北方官话的基础上与吴语相互影响,形成如今的如海话。南通市区与通州市在隋唐时还是长江口中的“胡逗洲”和“南布洲”,原先它与如皋陆地之间是相隔的,两地大概在公元10世纪初并连,该地区又与江南一江之隔,所以在语言上,则表现为三种方言的交融、变异,即北方官话、当地土语、江南吴语相互影响,形成如今的“南通话”,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南通话”的过渡性特征相当明显,它既是江淮方言的延伸,又表现出了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过渡特征。海门在古代为“东布洲”,东布洲的方言经过几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与启东市从秦潭到吕四间通行的“通东话”,东布洲直至北宋庆历年间才与通州的东南涨接,而胡逗洲与大陆的并接的时间较早,所以两地的方言又有了区别。而启东除吕四周围外是成陆最迟的地区,大概在清乾隆年间由沙洲并接而成,语言则是由江南移民带来的吴语,由于陆地的不断涨接变迁,使得该地区的语言又受到南通话、通东话的影响,再加上与江南交通的不便,促使如今的“海启话”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吴语的特色还是相当明显的。可见,南通由于是江海冲积而成的平原,所以在成陆之间各地表现出了一定的时间差异,陆地在相互涨接的过程中必然会影响到各个地域的方言。这也成了南通地区方言纷繁复杂的主要原因。

1.2历代行政区划   南通地区四类方言的划分主要还与它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成陆最早的海安地区在汉朝属海陵县地,其他地区当时还没成陆。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41年),历史上始设如皋县,它曾包括今天的如东县及海安县的部分地区。隋开皇九年(589年),如皋县并入宁海县,隶属扬州总督府。南唐保和十年,如皋县隶属泰州。清雍正二年,如皋县隶属通州市。 周显德五年,周世宗克静海,初设静海军,不久升静海军为通州(今南通市),并设静海、海门两县归通州管辖,州治驻静海。明初,静海县废,此后,通州只管辖海门一个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废,通州无属县,至雍正二年(1724),通州升为直隶州,划如皋、泰兴二县归通州管辖。到中华民国22年,江苏省行政第七区(民国25年改为第四区)专员公署设于南通城,下辖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等县。 南通解放后,划南通城和唐闸镇、天生港镇、狼山镇、陆洪闸及近郊农村成立南通市。县城在金沙镇,管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和崇明七县和南通一市。1958年崇明划入上海市。后又经过几次转变,直到1983年3月,南通辖海安、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六县及城中、港闸、郊区3区。 从古到今的行政区划的演变,不难看出海安、如皋、如东三地相互联系比较大,而且受江淮方言区的影响较大。而海门、启东包括原来的崇明基本上受到江南吴语区的影响。然而,行政区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摩擦。所以语言之间也会受到影响,行政区的划分与方言的发展演变不无关系。

1.3移民活动   方言演变的原因虽说是很多的,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的变迁。 海安、如皋一带,从东晋时就出现了大批的北方移民,隋唐时还有扬、泰地区的居民迁入。唐末的黄巢起兵,北方的山西、河北、徐州一带居民迁居到此,可见北方官话对当地的方言冲击应该是很大的。直至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江南包括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语言必定与该地区的方言交融、变异。 自五代至明初七百多年间,南通曾有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既有崇明、宁波、南京、苏州、扬州等南方地区,还有来自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看,似乎吴语区移民带来的影响稍大。而海门、启东除吕四外的居民多来自崇明、太仓、句容等地。大部分是古代江南移民的后裔,所以,吴语对他们的影响颇大,难怪启海一带的人如今到上海等地去在方言沟通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4宗教   南通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南通文化具有兼容性的特质,也因此五大宗教与原始宗教在这个地方长期并存,互为独立,和而不同。五大宗教传入南通的时间上下相差千年,佛教和道教是最早传入的,这些文化的渗透在丧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例如家中有人去世后,要为逝者“做斋事”,请“阴阳”给死者“念经”,所谓“阴阳”指风水术士,在这里,就相当于“道士” 的意思,南通人在新建房舍时,都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人们认为房屋的位置、朝向、风水会影响到一家的命运。这些都是受到这方面文化的影响。 但民间的原始宗教是最能体现南通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自然的崇拜,包括天象崇拜、山川崇拜、土地崇拜、生物崇拜;二是对灵魂的崇拜,包括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其中,灵魂的崇拜在南通显得特别强烈和突出。 例如人逝于外面,通常亲属要到死者的逝世地点去“叫魂”,通常需要黑布伞、过去人们干活用的蓝布围裙,还有一个小木桶,由亲人喊去世的人的名字,然后用蓝布围裙裹住木桶口带回家,意为把死者的灵魂带回家去。要给死者“化库”,即焚化纸做的房屋家具、衣服钱财等。人们认为人即使死了,灵魂还是存在的,活人所需的生活用品,死人同样是需要的,这也是人们对死者的一种悼念和给自己心灵的安慰。在祖先崇拜上,最显著的大概属“烧经”习俗了,在过比较重要的节日时,如清明、过冬、春节时,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烧经”,由于南通民风俭朴,祭祀祖先供菜仅四式,为鱼、肉、蛋、油煎豆腐各一碗,另加一大满碗米饭,杯筷另备,烧点纸钱给老祖宗,表达对亲人的缅怀感恩之情。 属于南通另一大特色的“僮子”,起源于古代的巫觋,以说唱歌舞祀神、躯疫逐鬼、祈福消灾为业,而“僮子戏”被认为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在南通人民的生活中,这种遗风至今在乡间还有留存。 比如体现在治疗疾病上,由于过去认识水平的差异,医学的欠发达,治疗水平低下,人们在遇到疾病困扰下,只能向鬼神祈福,借助这些非科学手段消灾祛病。例如人在受到惊吓时,头痛乏力,往往要请民间的“僮子”给病人“叫叫”(叫魂)、“收吓”,因为人们认为人在受到惊吓后,自己的魂被吓得离身了,所以要把病人的魂叫回来。认为这样病人就会好了。这大概是因为当年南通的先民大都是流放的犯人,落魄于洪荒海角,靠煮盐为生,他们自然会把故乡的原始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带到新的土地。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这些风俗逐渐在消失,与此相关的一些方言词语大部分也只在老人之间有所流传。年轻一代很少知道这些习俗与方言的意思了。 此外, “盐文化”被视为南通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这大概与南通地方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南通最早的开发者当属煮盐的流民了,最早的生产场所应属盐场。受到盐文化的熏陶,南通至今还有些包含“灶”、“场”的地名,诸如“袁灶”、“姜灶”、“秦灶”、“平灶”、“正场”、“包场”等等。这些作为语言现象的地名,带着强烈的盐文化的地方色彩。 方言是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地域文化浓缩于方言中,从这点来看,南通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通过对特定文化方言的词语的研究,可以深刻揭示南通方言与其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南通方言与南通生活习俗和礼仪习俗

“民俗亦即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等民间文化传承现象的总和。”方言的形成,与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环境、政区划分而建构的独特文化是分不开的。因此,把方言与一定的区域文化相结合考虑研究,才能找寻其产生的真正根源。各个地区的人们的语言风格总是与它的文化习俗心理、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比如我们听苏州话,总觉得苏州话很“嗲”,细气而温柔,听起东北话,就完全没有“嗲”的感觉,而是豪爽中带着奔放。从语言风格中,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苏州人的温柔和娇顺,大东北人的义气和爽快。如果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方言很难划分,方言与其特定的文化习惯及人民心理是不可分割的。 方言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方言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俗。通过方言对风土人情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令人折服的民俗风情画。

2.1 从方言看生活习俗

2.1.1 生活方式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人们起居方式、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南通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热冬冷,这种气候因素也体现在了南通方言词语之中了。比如在南通,除了“洗澡”一词外,还有“搌澡”一词,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南通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它既不像北方那样严寒,人们较长时间才需要通过洗澡来去除身上的污垢;它也不像广东、海南一带,天气炎热,空气湿度大,洗澡频繁。在南通,人们一般在夏季才会天天洗澡,到了冬春秋季,要是不怎么出汗,三五天洗下澡,平常用温水擦擦身子即可,所以“搌澡”也就意为用温水擦擦身子。在南通,晚上的正餐称为“夜饭”,它与“晚饭”有着区别。“晚饭”表示下午三四点左右的餐前小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晚餐。夏季五六月份正是南通的农忙季节,此时白日较长,人们下午干活饿了就吃点“晚饭”,再到田里干活。“晚饭”一般没有什么讲究,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南通人的生活来源除了农业生产外,过去,黄海一带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盛产海鲜。由于交通因素,海里捞上来的鱼虾贝类等,需要用牛车拉到岸边,再由挑夫用鲜篮挑到集镇市场出售。这种挑夫的工作有个形象的称谓叫作“挑鲜”。当时,还有一首歌谣形容了“挑鲜者”的辛苦:“挑鲜,挑鲜,小钱儿三千,怎啊(么)不发财的,我是如何的吃相?怎啊不长肉的,我是如何的炮相?” “撂街”也是与此相关的特色方言词,因为在春夏季节,天气炎热,渔民没有任何的冷冻设备保鲜,挑鲜者就只好与八鲜行掌秤的沿街叫卖,有人需要就卖,没人买的话,他们就抓起一两条金闪闪、黄灿灿的黄鱼往临街店里一撂,不报斤两不说价钱,这种沿街挨户丢鱼卖的海边习俗就俗称“撂街”。 南通富有特色的地域位置、地域文化铸就了一批带有特色文化气息的方言词语的产生。

2.1.2 饮食   南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在种植业上,南通主要种植水稻、三麦(小麦、大麦、元麦),旧时,稻子一般人家是不舍得吃的。元麦成了贫苦农民的主食,元麦脱粒后磨成粗麦粉,俗称“粯子”,并从中筛取元面,经加工,可以做成“元面条儿”、“元面馒头”,旧时还有一种食物称作“鸭脚板儿”,是家中来了客人,如果没有面粉,主人就用水调元面,擀成薄片,再切成小块,投入青菜汤中而成。如今,新派南通话中已经没有“鸭脚板儿”这一说法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70年代后,米饭成为生活的主食。南通一年有两个收成,一是稻子,二是小麦。南通人将稻米就称作“米”,而不像北方那样有“大米”、“小米”之分;稻米煮成的饭就叫作“饭”,不称为“米饭”。稻文化区同麦文化区的差异在方言词语中体现了出来。过去的南通,生产水平低,经济不发达,“吃”是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人们只求吃得饱,而不讲究吃什么。“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倍受重视。当“吃”被强调到一定的强度,“吃”的意义也就跟着发展了,“吃”的搭配对象也扩大了。所以“吃”一字在南通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搭配对象较广。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一般问“你果曾吃嘎?”,聊天时也常问“今呶吃的什呢?”。除此,“喝茶”南通方言叫作“吃茶”;“喝酒”叫“吃酒”;抽烟叫“吃烟”;吃饭不花钱叫“吃白搭”;赴婚宴叫作“吃喜酒”;人家有白事叫作“吃米饭”,人家有斋事就称“吃斋饭”;形容要吃好的叫作“吃好食”;信教叫作“吃教”。南通人与“茶”有着不解之缘,就连姑娘“订了亲”都称作“吃了茶”;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喝茶称作“富贵茶”;旧时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城隍老爷”被抬着上街巡行,也要“喝茶”,称作“奠茶”。

2.1.3 与经济生产活动有关的风俗  南通人很重视自己的农业生产,希望自己年年有个好收成,这种愿望体现在了特有的民间习俗上,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特有的方言词语。 比如在除夕夜,吃过晚饭后,农家要用芝麻秸系上黄纸“元宝”和“红绿招财”,燃上两柱香,埋在田角头的泥土中,名曰“封田”,寓意为无论“土地爷”或是什么“野神”,不能再到田里搅乱。南通因其土壤肥沃,种棉的历史相当悠久,种棉是人们经济的重要来源。因此,人们都希望在棉花种植期间除尽害虫,盼望来年丰收,在元宵节,南通就有“放烧火”的习俗,放烧火俗称“照毛虫”,也称照田财。正月十四日,各农家束稻蒿数个放田中,用面粉团做成像棉花形状的物体大约数百个,缀于结上,形状宛如开放的棉花。将模拟花秸插遍田边。元宵夜,用草把柏枝握于手中,燃其一端,旋舞不停。边烧边唱利市歌谣:“正月半,放烧火。人家的菜还在栽,我家的菜上了街。人家的菜铜钱大,我家的菜盘篮大。人家养了个豁豁儿(女孩儿),我家养了个八八儿(男孩儿)。”等火把烧完后,将棉桔上的面果采下炒熟,分给孩子吃,寓意可以避免灾殃,而灰烬又可以肥沃田地。 沿海渔民还有“看风”的习俗,关于此,南通有“今年过年西北风,家家缸空瓮也空”,“今年过年东北风,陈债旧财还得通”的谚语,因为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对风的动向特别关注,在除夕后半夜,老大早早起床,点上香烛,站到高墩上看风向,前一句谚语的意思即是西北风,就意味着会发生海荒,生计会很艰难,后一句意味海上要旺发鱼群,丰收有望。在南通成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后,受到上海的影响,很多外来物品先后传入南通。物资文化的交流在南通方言中得到了反映,这集中体现在以“洋”为主的词语上,比如“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芋头”(马铃薯)、“洋钉”(铁钉)、“洋碱粉”(洗衣粉)等等。而如今随着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类词语在年轻人中的使用已经不多见。

2.2 从方言看礼仪习俗

自古以来,人们为了趋吉避凶,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当然,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地域里,由于受到不同的方音以及各地人民的心理、文化习惯的影响,各地都有一批谐音禁忌语和吉利词。这些语言现象在礼仪习俗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2.2.1 婚育习俗   在南通的婚礼习俗中,结婚前,要先“定亲”或称为“定人家”就是定婚(男方为主体),然后要“送日期”即约定婚期,结婚当天,要在新婚夫妇的床头和被子里藏花生、枣子、粽子、石榴,都是取其谐音的吉利词,分别是生子、早子、中子,石榴籽多也就意味着子多。新娘的陪嫁便桶中还要投放红枣、桂圆、染红颜色的花生,意为早生贵子、长命百岁。除了花生、红枣外,还要放置两把红色的筷子,意为快子,早生孩子的意思。旧时,婚后若是多年还未生育,便要到送子观音神庙焚香许愿,祈求神灵保佑,并“偷”鞋子,即将观音神像旁的儿童鞋“偷”一只回家,意思是讨到了孩子,因为在南通话中,“鞋”与“孩”同音。此种风俗现已基本消失。在小孩周岁生日时,要让孩子“抓鸡”,这天外婆会送只活母鸡,“抓鸡”则是指让小孩在摆满诸物的桌子上随便抓拿,若抓到的是支笔,预测小孩将来是读书做官之人;如抓算盘,预测将来是生意之人。所以,南通方言称孩子周岁生日为“满基” 。

2.2.2 节日习俗   在过春节时,北方人吃的是饺子,而我们南通人过年吃的则是“团圆”,用米屑搓成的圆圆的糕点,也称作 “元宵”,因为它的形状与读音代表着团团圆圆的意思,所以正月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早上除了吃“团圆饭”外,桌上还放一碗鱼,但是不吃的,寓意“年年有鱼”。在南通的农村,过年还要吃一种野菜叫做“荠菜”,因为在南通话里,它与“聚财”同音,所以过年前,大家都要去田里挑这种代表着“聚财”的野菜。南通人在砌房子上梁时有一种特别的习俗,即上梁“说歌子”的旧俗。运用到的一系列的词语都反映了人们对吉利的向往,比如“斧头”称作“代富”(代代富贵);“梯子”称为“步步高”;“草绳”叫作“牵金”,意为牵住金银财宝;“下雨”叫作“涨水”,寓意财产像雨水一样向上涨。商店晚上停止营业时不能叫“关门”,而叫“打烊”,“关门”示意停业关店不吉祥。裁缝做嫁妆时,不能把缝针折断,假如徒弟稍有不慎折断时,师傅则在衣衫某处用针挑一个“结”谓之“逢凶化吉”,“结”取其“吉”的谐音。在祭祀时,祭菜中离不开豆腐和鱼,而鱼的选择颇有讲究:忌用鲢鱼,因为它别号“苦鲢”,谐音“苦连”,最好是鳜鱼,因为“鳜”音同“贵”,意为富贵生财。但是鳜鱼价格高,所以多用鮼鱼,因为“鮼”音同“敬”,“敬”又谐“金”音,意为吉祥语。南通话中骂小孩的词语有“纳龛子”(短命鬼)、“洋油箱子”、“背揪儿”,这主要源于南通对死的少儿或婴儿丧葬时的风俗,在南通,少儿或婴儿死后,要安放于大门口,装进小薄皮棺材或煤油箱内抬出埋掉。而“龛”恰恰是小棺材的意思。

2.2.3 方言词的禁忌   为了图吉利,在谐音上,南通人对数字也产生了特别的崇拜和禁忌,比如“8”就是为大家所推崇的,因为与“发”音近。与吉利相反的是忌讳词,数字就有“4”、“7”、“13”等。 “4”与“死”相近,“7”则由于在南通,人死后都有“烧七”(祭七)的习俗,还有如果你问小孩年龄时,如果是虚岁7岁,一般连小孩都不会说是7岁,只会说6周岁,7周岁他就很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就笑笑特别强调是周岁,而不会直接回答7岁,因为在南通话中,“7岁”与“吃尿”同音。“13”则一般是形容人笨的,如“你果13点”,渔民对“十四”忌讳,一般说成“大十三”,因为“十四”与“拾死”同音,七、八两日也是渔民的忌讳日期,有“七不去,八不归”的说法,即初七日不出海,初八日不返航。南通方言中,禁忌的词还有很多,比如“死”,人死了一般都是称为“过首”,老人死了称为“老了人”;小孩死了称为“跑去特”。启海方言中将人死了说为“人老了”,还可以说成“人喜了”、“翘辫子”。办丧事则成为“白马肉”。 南通方言对“蚀”是相当忌讳的,因为它的意思是做生意亏本,赚不了钱。所以如下词语的称法或读音有了改变。 比如,“猪舌头”的“舌”因与“蚀”、“折”谐音,人们往往将“猪舌头”叫作“猪赚头”,因为“赚”都是人人所向往的吉利词。连“海蛰”也说成“响菜”。“霉”也是人们所避讳的一个字,人们都避讳倒霉的“霉”,在南通话中,如果家里物品变质发“霉”,人们往往都会说物品上“旺”子了,在启海话中,“霉”的避讳现象就更多了,比如日常生活中把煤炭、煤饼都叫做“兴旺”;遇到物品生霉叫做“出兴旺”;平时烧饭就叫“旺饭”;烧菜就叫“旺菜”。除此,对“少”的避讳在启海方言中也很有特色,家中存放的米面等食物完了就说是“满了”;锅子里的饭不多了,叫做“巧饭”;在过年或操办婚丧大事时最忌讳说“少”,也不能扫地,因为“扫”与“少”同音,一定得扫地时,只能从外面往里扫,这样叫做“囤”;连叫花子讨饭若嫌少,他们也不说“少”,而说“涨涨”、“再涨点”,这里既有伸手再要之意,又有祝愿主家发财的含义。趋吉避凶都是人们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死亡、灾难、疾病、贫穷等都是人们所忌讳的,这种心理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尽可能使用委婉语。这些语言现象其实都表现了南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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