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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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通关关

1.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歌谣资料编印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幸存的民间歌谣资料得以全面汇编,南通市各级文化系统油印了多部民间歌谣资料集。如1980年7月南通市文联编印《大生纱厂民歌集》,1980年5月江苏省南通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编《南通地区民歌集》,1982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通市文联编《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1982年10月南通市文联编印《南通州民歌资料集》,1983年4月启东县文化馆文艺创作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收集选编·第一期》等。其中,《南通州民歌资料集》是文革结束后南通市文联努力找回了六十年代初的《南通老民歌》辑本(尚缺两册),并新增了文革后几年内搜集到的民歌,重新翻印、整理成册,是目前南通市区资料最丰富的民歌资料集。

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南通州民歌资料集》

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南通州民歌资料集》翻印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油印的南通民间歌谣多为内部资料。南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文革中曾多次受到不公正批判,此时仍心有余悸,对资料的翻印也十分谨慎。南通市文联民间文学组在《南通州民歌资料集》扉页《翻印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本书所辑,绝大部分为原始材料,未及整理,内容芜杂,良莠不齐,精华固属多数,糟粕也在难免,故系内部资料,切勿外传。未经文联及搜集者本人同意,一律不得翻印、转载和引用,如有发现,定予追究。”

2.南通长篇叙事山歌的搜集整理

20世纪80年代起,江苏、上海多地发现了长篇叙事山歌,1981年无锡搜集到五百多行的《沈七哥》,1981年12月在苏州第一次吴歌学术讨论会上苏州市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拿出了长达2900行的长篇吴歌《五姑娘》,让人为之一振,“引起了文艺界、学术界的注意,更在基层文化工作者当中引起了搜集整理长篇吴歌的连锁反应。”[18]长篇吴歌“这个宝藏一经打开,就发生出它特有的光彩,成为吴歌中的珍宝。它集中了吴歌的一切优点和特色,它的出现,打开了吴歌搜集者和研究者的眼界。”[19]南通市民间文学工作者也受其影响,挖掘整理出了数部长歌,如《花子街》(1952年严金凤搜集,1982年严金凤、张自强、杨问春整理)、《魏二郎》(1954年吴周翔搜集,1984年沈志冲、吴周翔整理)、《红娘子》(1961年贾佩峰搜集,1987年杨问春、贾佩峰整理)、《白蛇公子》(1985年吴周翔、沈志冲搜集整理)、《九郎救父》(1985年沈志冲、吴周翔、张洪余搜集整理)等。

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九郎救父》

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白蛇公子》

南通长篇叙事山歌的搜集整理使南通民间歌谣又一次在全国学术平台上被集中地讨论。以长歌《红娘子》为例,它被海内外多位学者关注,如李宁在《中国歌谣报》1986年第6、7期上著文《论南通民间长歌<红娘子>》、王仿于《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2期发表论文《试论红娘子的人物个性——兼谈叙事民歌<红娘子>的形成与发展》。1987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学者大木康赴南通调研山歌《红娘子》,后著一文《论中国民间说唱故事<红娘子>》。

南通地区搜集整理的几部叙事长诗是20世纪80年代吴语长篇叙事诗发掘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斐然。但这一时期,吴语地区民间文学工作者普遍存在对民间歌谣“过度整理、加工创作”,这也引起了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反思,甚至直接带来了20世纪末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1985年5月8—10日《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在南通召开了“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对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反思是深刻的。”[20]明确将“田野作业升华为研究方法来讨论”。[21]在这之后,民间文学学界普遍认为传统的采风式搜集、整理模式不足以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材料为现代科学研究所用,正如钟敬文所说:“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科学,它的研究需要严格的科学资料本,甚至‘一字不动’的版本。”[22]学者开始大量使用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等西方田野调查理论,以获取“本真”的民间文学材料,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也开始了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走向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学术转型。

3.南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

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广泛展开。1986年南通市文联成立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和集成办公室,各县、区乃至乡镇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在民间歌谣集成编纂工作中,“全市以村为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采风活动,搜集到一万三千多首歌谣。”[23]至1989年,成果汇编出版《南通民间歌谣选》(南通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海门山歌选》(海门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1998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中也收入了大量南通民间歌谣。

南通民间歌谣集成工作的成果以“歌谣选”形式出版编印,在编选过程中,工作小组对民间歌谣进行了分类,如《南通民间歌谣选》中按其内容与表现特点分为:“大清早起我开歌”、“栀子花开心底香”、“喜鹊登梅步步高”、“我打盘歌传到今”四大类;《海门山歌选》按其内容分为:“种田郎辛苦唱山歌”、“打首山歌散散心”、“小阿姐看中摇船郎”、“左踏金来右踏银”、“芝麻开花象宝塔”、“张二娘”六大类。

南通民间歌谣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

《南通山歌浅谈》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南通文化部门编纂了多部南通民间歌谣文本资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宝贵成果。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从民间老歌手口中记录下丰富的民间歌谣,完成了大量抢救性工作。与1949—1966年间相比,这个时期民间歌谣整理中的“糟粕观”依然有效,如长篇叙事山歌《红娘子》是杨问春、贾佩峰在20世纪60年代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其糟粕”的成果。同时,民间文学工作者普遍把“精华”的尺度放得更宽,如1982年《南通州民歌资料集》中就出现多首曾经被视为“糟粕”的民间歌谣“利市”。

20世纪80年代,南通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民间歌谣采集家,他们怀揣崇高的政治使命和艺术热情,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民间歌谣采集、整理技巧,整理出多部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被视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得以在大型出版社出版、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并在《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平台上被文学界著名人物所关注,如文学家蓝翎在1986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上著文《又一位‘红娘子’》对南通长篇叙事山歌《红娘子》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分析,让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名声鹊起。可见,南通民间歌谣搜集整理阶段性的繁荣与当时民间文学学科的命运息息相关。

联系作者:ntshiyu19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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