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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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文|郑子宁 Hasuran

来源:大象公会企业号的博客

据说北京话是受满语影响的满化汉语,这是真的吗?北京话和东北话为什么接近?北京话和河北方言的区别是怎么形成的?南方人是如何参与北京话的形成的?

北京话到底从何而来?近日,老舍青年时期在英国的一段录音公布,其口音与现在的京腔相差无几。同为满人,早已流传的溥仪录音也和北京话极为相似。这些音像资料似乎佐证了一个流传于互联网多年的说法——北京话就是满人说的汉语,是汉语满化的结果。

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话是东北话的后代?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各地方言中东北方言和北京话最为接近。有没有可能是满人入关后把东北话带到了北京?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当时满族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清代早期,满族上层无论公私场合都是使用满语的——直到顺治,满语在当时北京满人的生活中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当时出版的《三国演义》,除人名、地名外,全书无一汉字。几乎同一时期的多尔衮像,画上的题字也只用满文,不像后来都是满汉双语。

到了雍正年间,定居北京的满人汉语水平越来越好,满族大臣和平民在私人场合使用的语言才开始变得复杂,出现汉化迹象。从雍正八年舞格寿平的《清文启蒙》一书就可看出,当时甚至有一些年轻旗人满语说得磕磕绊绊,或者干脆不识字。另外,与顺治朝的内府刻本相比,雍正时期出版的《三国演义》也变成了满汉双语。

满族人语言变化的清晰轨迹,至少说明满人入关前说的并不是东北话,北京话自然也不可能是东北话的变体。但为何二者如此接近?

因为东北话才是北京话的直系后代——现代绝大部分东北地区的居民是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后代,就算是东北地区的满族也多为从北京回迁祖地。

方言的形成和分化需要时间。新移民地区往往趋向于使用当时的标准语作为不同地区移民之间互相沟通的工具。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后,以当时的南京话为基础的南方官话是他们主要的交流工具,最终形成了中国范围最大、人口最多、内部一致度也最高的方言区——西南官话区。

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南各地的方言也在逐渐分化。一些分化甚至现在还在进行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成都话的an读法和重庆话基本一致,但是现在成都人往往会读成ae。

其他国家这种情形也很常见。17世纪法国殖民魁北克后不久,访问魁北克的法国人就对当地法语大加褒扬——其标准化和统一程度与当时法国本土方言芜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但经过漫长分化,魁北克法语演化出诸多特征,今天的法国人不但不会赞扬,还给带有浓厚魁北克腔的法语起了个专门的贬称joual。

英国于19世纪中期殖民新西兰,之后来访问的英国人同样留下赞扬新西兰人说话文雅、有教养的记录,但20世纪后新西兰口音也沦为了“错误频繁”的村夫话。

东北不同地区方言接近北京话的程度也反映出东北话是北京话的移植——南部靠近北京的地方如辽西地区由于移民历史早,有足够时间分化,当地方言就和北京差别较大;而离北京最远的黑龙江基本是20世纪才开始开发,黑龙江人说得就更像北京话。

北京话的由来


不过,即便排除了受东北话影响的可能,支持北京话为满式汉语观点的人也提供了别的证据——一是北京话不具备入声,二是北京话有多数南方方言所没有的翘舌音。

但这两条证据同样不能成立。早在宋朝,入声就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消亡。至迟在元朝口语中,北京所在的大河北地区入声顶多只是微弱的紧喉,而到了明朝末年,北京话几乎可以肯定不存在入声——《弘觉忞禅师北游集》一书中记载,顺治帝曾专门提到过“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
满语和入声的消失更是难有关系——满语中并不缺乏类似古汉语入声的音节,如tob(正)、bithe(书)、cik(忽然)。

至于翘舌音,其实也并非拜满语所赐。虽然现代南方方言很多都没有翘舌音,但在不少地方,翘舌消失的都非常晚——根据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早期方言调查的记录,一百多年前,说官话的成都,说吴语的苏州、无锡,说湘语的长沙,说客家话的梅县,说粤语的广州都有翘舌音。至今香港人名地名的拼写仍然保留了平翘的对立(如“锡”sek/“石”shek)。

陆基所著《注音符号·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中反映的苏州话声母系统有翘舌音。来源:维基百科

更重要的是,满文实际上是相当不适应转写汉语的翘舌音的——由于用原有字母转写翘舌音有困难,满文甚至专门制造了字母专门用来转译汉语的zhi chi。

不过,生活在北京的河北人都会发现,与周围的河北方言比起来,北京话确实相对特殊,这些不同有没有可能是受了满语的影响?

恰恰相反,北京话的特殊主要是受到南方影响。宋元以后,中国官话分为南北两支。南支以当时的南京地区为基准,而北支则脱胎于大河北地区的方言。这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某些入声韵和翘舌的分派上。

大河北地区的方言把不少收-k的入声字读成复元音,如“客”韵母为iai,“黑”韵母为ei,“剥”韵母为ao,“削”的韵母是iao。而南方地区的官话则保留入声,并且韵母为单元音,如以上几个字在南系官话中分别读eh、eh、oh、ioh。

南北的官话都具有翘舌音,但是分派规则不尽相同。总体而言,有些北支官话读翘舌音的字南支读平舌,如“色”、“生”、“初”、“择”、“责”、“森”、“所”、“晒”、“邹”等字,北支官话为翘舌,南支为平舌。

可以看出,北京话总体仍符合大河北地区的北支官话征,但“色”、“择”、“森”等字的读音又类似南支,而且越是书面用字就越容易体现南方特征。

甚至某些字北京话还有两个读法,口语是北支读音,书面语则使用南支读音,如“色子”中的“色”北京说shai,但是“颜色”这样的书面词就是se。“择菜”里的“择”是zhai,“选择”的“择”就是ze。最有意思的是“剥削”,“剥”和“削”单用作动词分别是bao、xiao,组合到一起变成书面词就成了bo xue。

以上来自南支的读法,在大河北其他地区使用得都不如北京频繁,如河北乐亭本地“乐”读lao,并没有北京话中来自南方的lo>le的读法。河北有些地方甚至还会把“郭”读成guao。

作为大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话为何有这么多南方音?

这主要是受到读书人的影响——明清两代,北京虽地处华北平原北端,但和大河北其他地区交流有限,引领语言风尚的主要是通过运河北上的南方士人,尤以江南人为主。江南地区流行的官话属于南系,这些来自江南的读书人在教学、交流中把大量南方的读音输入北京官话的读书音中,并且逐渐渗入口语。而大河北其他地区并没有受到江南士人的影响,南方读音自然就少很多。

这种影响的痕迹今天还能看到——老北京人把麻雀叫做“家雀”,“雀”读qiao。“客”在“来客”当中尚有qie(来自早期kiai)的读法。但这些大河北地区本来的旧读今天使用范围已经越来越窄,逐渐被南方来的que(来自早期cio)和ke所代替。南方音最终竞争失败的也有,主要出现在常用的口语词中,如“白”的读书音bo(来自早期be)逐渐消亡了。

南方士人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北京本地读书人读书时甚至要恢复口语中已不存在的入声。民国早期北京人王璞的《国音京音对照表》中明确记载了北京读书应该有入声,出身北京书香世家的叶嘉莹吟诗时也强调要读出入声。

清朝满族人学习汉语时,理论上的标准也正是这种读书音。清代满汉对音的书籍有不少,再加上满文是拼音文字,用字母拼写,所以从一些书籍、满文奏折上汉语名字的拼写读音以及北京故宫等地的部分匾额,可以推知当时官话读书音的大致发音。

比如“交泰殿”匾额上的满文即为汉字音译,读音类似“giao tai dian”;根据《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满文字母对汉字的标音,“略”字读luo,“鞋”字读“hiai”;根据奏折以及宗谱,可知废太子胤礽二字的满文记音类似于“yin cheng”等等。这与当代的北京音以及东北话都有一定差别,更接近传统的北京读书音。

实际上,即便满人不入关,北京话也不会与现在的版本有太大区别。明万历三十四年,北京人徐孝编写了一本专门描写当时北京话的韵书《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详细反映了明朝后期北京话的特点。根据这本书,明后期的北京话和今天已相当接近。其系统性的区别只在于当时的北京话尚能分尖团(精zing京ging),能分iai韵(蟹鞋客)和ie韵(写谢邪),e、o的对立尚且完整(即能分“学”/“穴”、“核”/“合”),而南方读音当时也早已侵入北京。

因此,北京话其实是受到南方官话深度影响的北方官话,经常抱怨满人污染北京话的南方人,才是北京方言岛真正的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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