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东话、金沙话、南通话是一脉相承的过渡性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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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络转帖(来自濠滨论坛,网名基层百姓的转帖):

如大海上的岛屿,持某种方言的移民,迁入操另一种方言人的地盘,形成他们所带来的方言,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方言岛现象。研究南通方言的学者,惊人地忽视了,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话,正是事实上的海岛并接大陆后,被大陆方言及江海水域所包抄,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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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与金沙话相邻并相近的有南通话和通东话,这三种方言中,南通话和金沙话有极高的相似度,而金沙话和通东话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南通话、金沙话、通东话三种方言处于同一传承及连续过渡之中,从而显现出异同并存,三位一体的独特性,这三者中金沙话无疑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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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若两种话语不能直接通话,则两者可定义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若两者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可以直接通话,则两者可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
南通话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之彼邻说江淮官话的如皋人听不懂,与之靠近说正宗江淮官话的泰州、扬州人听不懂,其它官话方言区的人都听不懂,甚至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听得懂。极具讥讽意味的是,与南通话唯一可以无障碍交流的是属于吴语毗陵小片的金沙话。属于吴语毗陵小片的金沙话,可以与南通话无障碍交流,而别的方言区人都听不懂,这算不算它们是同一方言的确凿证据?其实,语言学家对此也有严重分歧。对此视而不见的学术界,依据“无论清浊均发送气清音”这一与江淮泰如片类似的特性,将南通话划入江淮官话且与泰如片归入同一小片。

这一做法的荒谬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一位老外,倘若以某国本地“无论清浊均发送气清音”的方式学说中国话,是不能改变他们学说的依然是汉语普通话的事实的。颇为权威的由史皓元、石汝杰、顾黔合著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就一边认定金沙方言是吴语,一边又说金沙方言属于南通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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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见《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

以金沙话为代表的南通-金沙-通东方言区,其地理范围,显示出的正好大致是五代后周和宋元明清四代通州的行政区域(不包括十八世纪以后形成的启海地区),以及此前的与之相关的江口海域。表明今天的南通-金沙-通东方言是由古通州话演变而来。所以笔者将这一区域的方言,称之为以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话。讨论古通州话的形成,必须弄清楚南通地区的地理变迁和历史沿革。

今南通市的海安、如皋、如东北三县地区,经历过成陆-海浸-再成陆的沧桑巨变。今南通市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在距今4100年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浸时,该地先民被迫迁徙得不知去向。海安青墩、吉家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大多同苏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相类似,具有良渚文化的特征。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这仿佛提示我们该地先民从一开始就来自江南沿海。

南通市北三县地区的再次成陆以及该市主城区之地的成陆,不知始于何时。可以确信的是,汉代,海陵县(今泰州市)东境已有长泽洲,再东有扶海洲。公元五至七世纪,这些地处今南通市北三县的沙洲涨接大陆,成为大(长)江北岸的古沙咀,江岸线从如皋的白蒲向前伸到如东县的掘港。海陵县东南二百八十三里的海中,有今南通市主城区所在的壶豆洲(又作胡逗洲)。史载,梁太清六年(公元552年),乱将侯景兵败此洲,后为王僧辨军人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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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操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掠,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正始二年(241年),东吴大将军吕岱奏请孙权,获准招抚乡民回归,复置海陵县。这表明该地相惊东渡再招抚回归的乡民原本来自江南。表明江海新生岛屿、沙洲的开拓者都来自江南的沿江、沿海,而不是对大江、大海陌生的中原人或北方人。

此后,南通北三县地区作为海陵的属地,经历了西晋末,北方地区人口避战乱大举迁入,海陵一带人口猛增几十倍,南宋时期。大量的中原人迁至南京、扬州、海陵一带。至明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确立明朝的官话。由此形成了今日的海陵方言-江淮官话。

由于史料的匮乏,位于江口海域的胡逗洲、东(布)洲等,在唐以前行政隶属淮南还是浙西,一直存在分歧。南通博物馆的老馆长管劲丞就认为,“很可能不属于海陵太守临江令,倒是属于晋陵太守南沙令”。有一点是明确的,最迟至唐天宝七载(748年)该地区隶属于浙江西道,因为史料载:其时鉴真东渡“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在今南通市区),风急浪高,旋转三山。”到了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发动了最大的海上农民起义,并遭到镇压。《太平寰宇记》上说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所谓流人,自然只能是大多来自浙江西道的流放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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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该地的行政长官一直由吴兴姚姓家族世袭,史载,“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姚)存制居之,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至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被淮南扬吴控制的东布洲,仍被吴越称之为“常州之东洲镇”。“至显德三年(956),静海制置使姚洪率兵民万人奔吴越之地”,随后该地区被北方的后周兼并。

唐末五代及以前,胡逗洲(形成今南通市区及通州中西部)及与之相邻并有隶属关系的东(布)洲(形成今通州东部及海门、启东的北部)等沙洲上的方言,当是陆续来自江南的沿江、沿海的开拓者、浙江西道军镇驻兵和被流放人犯,常州(吴兴)行政长官家族兵民三大类人,融合形成的古吴语岛方言。

该地区事实上的长期沙洲岛屿地形,特殊行政管辖关系以及军事移民,具备了形成方言岛的诸多条件。从唐末到宋元明清四代,该区域除了北部西边一段沿古横江与泰州交界之外,仍然濒临大江和大海。在总体上,继续维持着方言岛的基本态势。宋代以来,通州南境经历了大面积的先涨后坍再涨的历史变迁。宋代涨沙成陆形成了海门县境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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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三百多年,宋代的新涨陆地坍塌殆尽,江岸线大体后退到今通吕公路一线。海门辖地尽失县城从今吕四以南,被迫先后退到吕四、余中、金沙南,至使最终被撤销于兴仁。整个通州最终被压缩在今天的以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岛方言区内,标志着该方言区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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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长)江主泓南移,原来坍去的地方普生沙洲(形成今海门、启东的中部与南部),并且陆续与北岸并接,在新的启海平原形成的同时,新的江南移民迁入。现代吴语从南翼包抄了原方言区。

早在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静海军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扬州成为控制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此,通州人与江南人骤然断绝交往,而与江北海陵居民有所交往。以古吴语为主体的通州岛方言,开始由西向东受到强势的海陵方言-江淮官话的影响。

清雍正二年(1724年),代表今南通市北三县地区的如皋县治,由泰州(海陵)划归通州,进一步加强了江淮官话的渗透。逐渐造成通州岛方言,由西向东呈梯度向江淮官话的异化,从而使金沙话表现成为南通话和通东话的混合语言,或者说是过渡语言。而与之相邻属于现代吴语的启海话,由于势均力敌没有能造成影响,形成古今吴语互不兼容的局面。

受行政和地缘的影响,强势的官话方言对其它方言的影响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去掉这层影响,才能还方言以本来面目。据此,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话,作为古吴语方言岛,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古代吴语是什么口音,已无从查考。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现代吴语是古代本地土著语言即古代吴语和中原语言多次混合、互相影响的结果。而通州岛方言相对地较少了这种混合和影响,很可能更多的保留了古吴语的口音,其中以通东话尤为突出。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古通州岛方言是比江南吴语还要接近古代吴语的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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