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范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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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

作者:范俊军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宣传呼吁,逐渐影响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而开展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其发展历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2003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期;第二阶段从2004年至2014年,是繁荣和转向期;第三阶段从2015年至今,由国家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后语保时代应充分认识我国语言濒危的现实,切实转向保存和保护的实践,以知识—交际模式记录和保存语料资源;以语言传承和传播为保护目标,开展有效的语言服务。

关 键 词:濒危语言;语言保护;语保工程;后语保时代;语言服务

作者简介:范俊军,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ZDB106)。

 一、背景概述

20世纪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在语言学家的努力下,语言濒危这个全球性问题浮出了水面,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的关注、理解和承认。1991年《科学》(Science)杂志第251卷“新闻与评论”栏目发表了《濒危语言》短文,①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1992年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第68卷发表了一组濒危语言问题的笔谈,②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八月,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③将濒危语言列入两大主题之一。④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批准实施《濒临消亡语言红皮书》计划。⑤1999年11月,教科文组织一般大会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⑥旨在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2001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⑦其《行动计划建议案》确认了“保护人类语言遗产,鼓励用尽可能多的语言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⑧。2003年3月,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濒危语言国际专家特别会议,通过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⑨报告,同年召开的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虽然公约没有将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列,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中写上了“口头传统和表达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⑩的表述。2003年,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一份立场性文件《多语世界中的教育》(11),重申了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实施多语教育和保护语言多样性。2010年,教科文组织官网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12)。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语言学家的倡导下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对濒危语言的关注、抢救和保护逐渐在世界范围开展起来,濒危语言成为语言文化领域的热点。

严格意义上说,濒危语言的语言学研究还不是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因为在“濒危语言”概念提出之前,语言学家按照惯例对现在认定为濒危的语言和其他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换言之,如果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采用和其他语言一样的调查套路、描写框架和技术路线,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对濒危语言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然而,在谈到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演进时,我们却无法对濒危语言研究截然划分——将其中某些研究视为保存和保护的组成部分,而将另些研究排除在外。因为濒危语言研究的转向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在划分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以濒危语言作为对象的研究——尽管当时没有“濒危语言”名称——纳入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过程,并作为发展进程的前奏组成部分来叙述。

概括地说,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大力宣传呼吁,然后逐渐影响整个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从而实施保存和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3):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2003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阶段。特点是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取得共识,这种共识逐渐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接受,语言学者开始尝试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第二阶段从2004年至2014年,是繁荣和转向阶段。特点是濒危语言问题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而全面开展,学术界兴起了语言资源意识,并开始从纯语言学研究到保存和保护的实践转向。第三阶段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下文简称“语保”或“语保工程”)至今,特点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本文总结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进程,对语保工程作基本评述,并思考“后语保”时期的若干问题。

 二、启蒙和探索(1992—2003)

中国公众对濒危概念的认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且通常与动物相联系,几十年来人们对“濒危动物、动物灭绝、保护动物”等说法耳熟能详。然而将濒危与每天说的语言联系起来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应指出的是,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学者,对五十年代国家语言普查未发现的或已知但尚未调查的少数民族“空白语言”(后称“新发现语言”)开展补充调查,期间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有的语言只剩下一些老人使用,中年人和少年儿童已不再使用,二三十年以后随着老人去世将完全消失。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种现象同濒危挂钩,就像人们有濒危动物和物种灭绝那样的意识。令人欣慰的是空白语言调查一直坚持下来,其中有些语言现在已没有流利的最后母语人,这些调查客观上保存了一些濒危语言的珍贵资料。因此广义上说,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空白语言调查作为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程的最早源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语言学家接触濒危语言概念是在1992年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当时有5位专家参会,会后国内《民族语文》杂志(14)作了报道,濒危语言这个术语和观念首次进入中国语言学界。由于将濒危和语言联系起来是新观点,濒危语言是新名词,国内当时有语言学家对它表示不赞同。巧合的是,在美国,资深语言学家Peter Ladefoged发表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另一种看法》(15)的文章,对Hale、Krauss等人提出的语言濒危问题也表示不赞同。不过,中国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的态度并没有出现Peter Ladefoged和Hale等学者那样的批评和反批评辩论。(16)

从1992年至2003年这11年间,中国语言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广泛交流研讨,对国内语言濒危状况有了共同认识,并且开始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方面进行个人探索和合作研究。这个阶段出现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项目、事件和成果。

1996年至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研究,这是国内首个冠名濒危语言的项目。1998年教育部批准了博士点基金课题“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17),这是政府支持的首个濒危语言项目,表明政府承认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事实,对相关研究予以认可和支持。这对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是重要的政治保障。

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召开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就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汉语濒危方言进行研讨。这是国内首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标志着语言濒危问题正式进入语言学术前沿领域,成为中国语言研究进程的里程碑。

这个阶段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18)和《濒危语言研究》(19)。前者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体、文艺、宗教、经济、信息等10种基本语域的语言活力值进行测量和分析。这种对一国之内全部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计量分析在当时属于领先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者开展濒危语言调查提供了目标和实践指引。后者对国外濒危语言的研究作了系统介绍,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并结合中国语言状况提出了对策建议,起到了语言濒危问题知识普及和兴趣激励的作用。

在新世纪头几年,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各种基金开始资助这类研究。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2001年立项。2002年,国家民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对一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汉语濒危方言的调查记录提供资助,先后对满语、赫哲语、畲语、土家语、阿侬语、西部裕固语、拉珈语、尔苏语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开展调查,完成初步调查报告;同时对军话、站话、正话等濒危汉语方言进行了调查。

1992年至2003年的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是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时期,由国外引入的濒危语言概念以及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观点逐渐得到语言文化学术界以及政府的理解、认可和支持。正如徐世璇所言:“学界的观念和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对我国语言濒危现象的严重性有了清晰的了解,对濒危语言所引发的保护传统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达成了共识。”相关课题立项和一些濒危语言调查的初步实施,为濒危语言领域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繁荣与转向(2004—2014)

2004年是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历史进程第二阶段的起点。濒危语言问题在这一年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中国青年报》《中国商报·新闻周刊》《北京科技报》《今日北京》等首都几家报纸报道了我国语言濒危现象,把此前只在学界关注的问题展现在大众面前,发出了传统语言面临消亡的警示。2005年4月,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了主题为保护南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讨会,(20)广东省党报《南方日报》和《南方网》作了报道。(21)同年12月,广西壮族***南宁市召开了首届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2)***党报《广西日报》以《少数民族语言需抢救》为题作了报道。(23)党报等媒体和公众关注濒危语言,有助于全社会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意识觉醒,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2004年至2014年是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全面开展和繁荣发展的10年,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成了语言学领域的热点,政府基金、大学研究基金、社会资金支持了数百个濒危语言项目,举办了几十个大小规模的濒危语言专题研讨会和研习班,发表了数百篇濒危语言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出版了上百种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著作,开发了十多种濒危语言数据库,有的濒危语言社区还开始了语言培训和语言教学试验。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列10年间濒危语言领域的全部成果和成就。总的来说,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国家层面形成了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体系,促进了濒危语言理论研究和保存保护工作的繁荣;二是开始了从濒危语言纯理论研究到保存和保护实践的重要转向。

(一)务实政策和资金扶持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保存和保护的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务实政策和经济支持。

2004年7月24—3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世界语大会(24),会上教育部官方代表(25)阐明了中国政府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承诺中国在促进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中负有责任。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规定“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第九章“民族教育”第二十七条)。(26)2012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规定了语言文字领域的重点工作,其中就有“各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记录和保存(第十二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第十三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第十四项)”三项重要任务。(27)2014年6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召开世界语言大会,(28)刘延东副总理重申了中国政府促进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保护各民族语言、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立场和决心。

对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保存和保护,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支持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濒危语言专家会议报告指出,“应把政府机构的法律文件(宪法、政策和法律)和是否贯彻落实区分开来”(29)。落实政策的重要标志是政府是否给予实质性的财政支持。据初步统计,2004年到2014年间,教育部、国家语委批准的有关濒危语言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有4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濒危语言项目有36项,国家民委支持的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项目有10多项,总金额超过1300万元。这期间仅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区政府社科规划办批准资助的濒危语言(方言或文字)项目就超过50项,总金额超过200万元。虽然无法统计各省区教育厅和各地高校自设的濒危语言课题数量和资金,但保守估计,濒危语言项目总量超过300项,总金额超过1 200万元。这就是说,10年间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这些课题绝大多数由语言学者、高校教师和研究生承担和实施。

此外,从2004年开始,国内有几位语言学者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斯罗辛濒危语言项目(HRELP)基金支持,参加了相关技术培训,这为我们学习国外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经验创造了机会,促进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

(二)繁荣和转向

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领域第二阶段景象和特点是繁荣和转向。繁荣表现为研究队伍壮大,涉及语言众多,(30)形成了理论和实践流派。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是两个最大的语言学社团,(31)前者有230多名会员,后者将近400名会员。学会成员主要由大学语言教师、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地方语文工作者组成。汉语方言学会每年召开全国研讨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每2年召开全国研讨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每年有半数以上会员进行语言田野调查。迄今所有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濒危和非濒危语言及方言土语都有过基本调查,调查成果有专著、论文和单点报告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成果有两大系列,一是孙宏开主编的《新发现语言丛书》,至今已出版47部著作,每部著作描写一种民族语言,47种语言中有45种不同程度的濒危语言(或方言),超过半数的濒危语言调查工作是这个阶段完成的。(32)二是戴庆厦主编的《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及参考语法丛书,其《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对5种濒危语言作了个案分析,参考语法丛书用参考语法框架描写少数民族语言,从2006年至今已出版14种,其中包括8种濒危语言。

保存和保护是两个内容丰富的术语,它们涵盖了用传统语言学方法调查、记录、描写和分析濒危语言结构系统,也包括了用各种不同方法手段记录濒危语言口语,留存将要消失的声音和知识,还包含了采取行动以维持濒危语言活力,使它持续生存或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用“safeguarding”(保护、捍卫)这个词,其定义涵盖了认定、记录、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振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33)区分了保存和保护,前者定义为认定、记录和建档,后者定义为传承、传播。在法律上清晰区分保存和保护十分重要;应对语言濒危问题,区分保存和保护同样重要。它们既是对语言濒危问题的两种思考视角,又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实践策略和技术路线。濒危语言研究者都会受自身对保存和保护的认识观所指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线。

中国濒危语言领域众多成果和成就所建构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两种流派范式:北京学派和广东学派,或称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34)北方学派主要由地处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批学者组成。其特点表现为,一方面选取濒危语言样本,解剖麻雀,探索其衰变、濒危和消亡的演进规律,有针对性地记录和描写濒危语言;另一方面,用语法框架以语言志叙述模式来记录和留存濒危语言资料。他们还重视濒危语言的话语记录,注重语料的语法标注。新发现语言丛书和参考语法丛书就突显了北方范式,因而可将这个群组称为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学派。关于这一学派,请参阅孙宏开、戴庆厦、黄行、江荻、徐世璇、李锦芳等人的研究。

南方学派由地处广州的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语言学者组成。五岭和岭南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程度最高的两个地区之一,(35)有“五岭民族语言文化生态走廊”之称。广东市场经济活跃,IT产业发达,使南方学派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强调融媒体记录濒危语言资源和传统环境知识,应对语言濒危的最好策略是语言服务,创作和研发适应语言族群需求的语言产品,帮助语言社区营造语言生活氛围,改善语言生态,维持和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语档建设、语言服务、语言生态是其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可将南方群组称为语言生态和服务学派。关于这一学派,请参阅范俊军、邵宜、黄国文、屈哨兵、甘于恩、肖自辉等人的研究。

第二阶段的另一特点是转向。转向并非一定要以濒危语言学术领域某个新奇的或影响深远的事件为标志,它是濒危语言学术领域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和道德论的一种渐进提升趋势。

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热潮也滋生了濒危概念的泛化和滥用。有些现象同濒危语言并不相关,但被牵强关联,濒危语言、濒危文字、濒危民族文化有时成了时髦的标签。应对语言濒危需要学术热情,但仅有热情则会冲动和迷茫。应当承认,濒危语言研究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盲目介入、重复劳动、资源闲置和思想空乏。一种濒危语言先后几批人调查,都用《斯瓦底稀词表》《普林斯顿汉语方言词汇手册》(36)《方言调查字表》(37)等类似表格提纲重复记录,不见成果资料分享,也无新的内容和观点。笔者在广东博罗县畲族社区调研时得知,曾有六批学者到该地做畲语调研,畲族群众既未见到成果,也未感受到调研带来的益处。濒危语言社群对这类重复调研表示了不满。类似情况也见于国外。例如,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现在拒绝学者进入其领地调查,因为他们觉得学者只是利用资源,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好处。(38)这种情况表明,满足个人旨趣以及低水平重复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无助于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对语言学者、教育者、社会积极分子的角色、责任和义务都有明确陈述,但许多濒危语言研究者并不了解文件精神或未付诸行动。

对濒危语言研究热潮中某些乱象的警觉,促使负责任的学者调整认识,思考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伦理,探索保存和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尝试有益于语言族群的实践活动。孙宏开(39)提出,对将要消亡的濒危语言应走保存路线,用多媒体保存传统文学、艺术、诗歌、戏曲等一切有声和形象资料;而对濒危程度较低的语言则走保护路线,为它们制定拼音或文字方案,作为书写、学习和传播工具;最终目标是建立和谐语言社会。(40)戴庆厦调研了几个少数民族多语社区案例后指出(41),只有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濒危语言才能得到有效保持。

就濒危语言而言,语言学者的首要任务是科学有效地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的资料,并使记录资料对语言族群有用,以促进濒危语言的学习、传承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已有的濒危语言描写资料,设计拼音和文字方案、正字(词)法、教学方案和教学资料,而不是仿照某些新的描写框架,进行以语言学分析为目的的扩充调查,因为濒危语言的语言学描写和分析,无法实现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英国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托尔曾严肃地批评道: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学术教科书对于形成知识观点有重要作用,但不是跨越‘鸿沟’的路径;如果我们把匆忙出版学术著作作为跨越鸿沟的手段,那肯定达不到目的。我们必须转换视角。”

可见,不应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成果局限于撰写出版《XX濒危语言研究》《XX濒危语言语法》这类抽象的语言学专著,更重要的是要使研究成果能为濒危语言社群利用。例如,调研成果要能用于编写濒危语言课本、辅导书和乡土知识读本,供大众学习、使用和传播语言。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语言学者彼得·奥斯汀调查了澳大利亚一种濒危的土著语并出版了研究著作。几十年后该族群后裔想恢复传统母语,他们请教彼得教授:“我们想用您的书学习我们的语言,里面怎么没告诉我们说‘早上好、谢谢、不客气、您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事例对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有重要警示作用(42)。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成果都是抽象的语言学描写和分析之类的专著,它们无法适应濒危语言族群传承和传播语言的基本需求。

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应当转向。为何调查和研究濒危语言,为谁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如何实践才能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怎样才是有效的保存和保护,这是贯穿濒危语言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有关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研究,应重点关注活态口语的数字记录,开展技术和传播的跨学科合作,开发高效的语料记录工具,建立多媒体语档(43)和数字博物馆(44),开辟多种教育传播通道。为此,我们曾举办中国濒危语言记录和立档技术讲习班,面向濒危语言学者和社会志愿者开展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训练,倡导和推动濒危语言研究的思想观念、社会实践、跨学科协作和方法手段的转向。

另一个转向是实践。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是为濒危语言社群服务。其实,随着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推进,已有学者意识到,继续沿用传统的语言调查模式和研究路线,将严重偏离各民族的当代语言生活,因而当前迫切需要将工作重点转到为濒危语言社群提供语言服务上来。基于这种理念,我们自2010年起在畲族社区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参与社区小学教育计划,为濒危语言社群提供语言服务,取得了良好的实效。

这个阶段的2014年10月在云南省玉溪召开了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会上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和濒危语言项目负责人对我国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工作进行了研讨和规划,达成了《玉溪共识》,(45)向社会各界宣告了五点建议。这一年是承上启下之年,接着迎来了中国的语保时代。

 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5—2019)

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宣布启动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八十多年来,我国有过三次大规模语言调查。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语方言调查,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语言普查,第三次就是语保工程。第二、三次都是政府主导、中央财政支持的大规模语言工程。语保工程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在国家十三五计划期间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三五计划从2016年开始实施,但语言学者和语言文字工作者已闻鸡起舞,提前整装出发。

语保工程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而没有用“濒危语言保护”名称,似乎表明国家语委将境内所有语言,包括濒危和非濒危语言、人口多和人口少的语言,作为同等资源对待。许多国家都承认,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源泉,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例如,美国教育部依据《高等教育法案》于1990年至2015年拨款建立16个国立语言资源中心(Language Resource Centers,LRCs)。(46)中国国家语委从2004年起建立了5个国家语言资源中心。(47)关于语言资源,不少学者已有论述。(48)语言是非再生资源,一旦消亡则永远难以恢复,因而需要保育和保护。语言资源的价值在于利用,越是使用就越能体现其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49)由此看来,将濒危语言视为资源比起视为文化遗产,更容易唤起公众的语言价值意识,有助于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

语保工程是此前10多年间语言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在濒危语言研究以及保存和保护实践基础上建构的。2008年至2014年,江苏、上海、北京、广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北、湖北等10省区市语委启动了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江苏省的有声数据库(50)于2012年完成并通过验收,为语保工程的建构奠定了基本框架,提供了实践经验。2014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批准了重大科技项目“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与平台研发”,为语保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51)

(一)目标和任务

语保工程历时5年,将于2019年完成。教育部、国家语委对语保工程的目标作了陈述: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目标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进行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52)

根据陈述,语保工程有三大任务:一是调查记录所有语言和方言的语料,即:用录音录像采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字词和一些口头文化资料,并做转写标注。二是建立多媒体语料库。三是利用音像资料创造基础成果。以下简要介绍三大任务的具体情况。

1.调查和录制语言音像资料

中国南方的汉语方言多样性高,而北方汉语方言多样性较低,西部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分布最多,其次是西北地区。语保工程的语料采录按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设立调查点,总计935个汉语方言点、420个少数民族语言点。各省区规划的汉语方言调查点有:(53)北京11个、天津11个、河北30个、山西35个、内蒙古14个、辽宁10个、吉林10个、黑龙江12个、上海12个、江苏35个、浙江77个、安徽45个、福建67个、江西70个、山东40个、河南25个、湖北50个、湖南80个、广东70个、广西57个、海南10个、重庆20个、四川33个、贵州20个、云南20个、西藏1个、陕西30个、甘肃15个、青海5个、宁夏5个、***10个、香港1个、澳门1个、台湾3个,其中濒危方言11个点。

少数民族语言按语系语族布点,(54)一般调查点310个,濒危语言调查点110个。各语系一般点和濒危点分布如下:汉藏语系藏缅语族(98,33)、侗台语族(45,12)、苗瑶语族(43,10);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31,10)、蒙古语族(28,8)、满—通古斯语族(26,9);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17,8)、回辉话(0,1);南岛语系台湾语群(17,10);印欧语系俄罗斯语(2,1)、塔吉克语(2,2);此外,朝鲜语1个一般点,混合语6个濒危点。

2.多媒体语料库和工作平台

语保工程音像数据将集成建立多媒体语料库。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负责开发数据库系统和相关工具。语料库集成在“家乡话”网站,(55)并有移动端app、微信二维码、腾讯QQ用户端链接。平台包括三大功能:

(1)音像语料库。存储语保工程采录的音像语料,用户注册后可分权限浏览语保资源。

(2)专家工作平台。供语保工程专家用于审核、检查、上载、浏览语料资源。

(3)采录开放平台。供社会用户采录、上传、浏览语言音像资料。

3.前期成果

语保工程的濒危语言项目除采录基本音像语料外,每种濒危语言和方言还要求撰写《濒危语言(方言)志》,实现字词句纸质文本和电子发音同步链接,供PC和移动端浏览阅读。

(二)音像语料的内容构成

语保工程按统一的规定采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在完成规定语料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可自行采录其他语料。规定语料按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分立规范。(56)

1.汉语方言

(1)1000个单字音。1名男性老人和1名男性青年发音,每个字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2)1200个方言词。1名男性老人发音,每个词条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3)50个语法例句。1名男性老人发音,每句话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4)话语。讲述和对话各20分钟,其中对话要求3人对话,且说话人包含2名男性。每个对话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5)口头文化。分歌谣、故事和自选条目,要求录制20分钟的音频和视频。

(6)地方普通话。要求方言母语人用普通话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朗读《诚实与信任》《大学生村官》两篇短文。每个文本录制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讲述者和朗读者至少3人,代表三甲、三乙、无级三个层次的普通话水平。

2.少数民族语言

(1)3000词汇。要求1位45~65岁的发音人,男女不限,每个词条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前1200词条与汉语方言条目相同。

(2)100个语法例句。要求1位45~65岁的发音人,男女不限,每个句子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3)话语。设7个话题,讲述时长不低于20分钟,讲述人性别和年龄不限,每个讲述录成独立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4)口头文化。分歌谣、故事和自选条目,要求录制20分钟的音频和视频。

(三)组织和实施

语保工程涉及地域广、人员多、语言种类多,仅凭单个学术团体难以胜任。教育部、国家语委指定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简称语信司)负责管理,确立了政府主导、学者支持、社会参与、项目管理的工作模式。语信司授权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简称语保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同时成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分官话方言组、东南方言组、少数民族语言组、技术组。少数民族语言由设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简称民语中心)负责。工程规划约1400个调查点项目,均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生、地方语文工作者承担。各省区核心专家提出年度调查点初步名单,由语保中心确定最终名单并报语信司批准备案,每年5月公布。随后,由语保中心组织对项目成员进行分区分批培训。各项目组6月开始工作,11月基本完成调查采录。语保中心年底组织专家组抽样检查,合格的数据资料交由语保中心入库。

(四)经验和问题

语保工程对每个参与人都是学习和挑战。从几年的实施情况看,下面一些经验和问题值得注意。

1.统一规范标准

语保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其中重要的是语料标准。可能有人认为,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语言调查不应有统一操作模式,国家语言工程涉及众多语言和方言,更要根据各地情况,鼓励调查记录方式的多样化。事实上国外有些濒危语言项目就是由承担人确定记录内容。例如,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语言记录项目(PNG)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汉斯罗辛濒危语言项目(HRELP),有的记录自然话语,有的是发音词典,有的是长篇话语或口传文学。不过,作为大规模的语言记录工程,对记录内容、操作方法和技术手段做出统一规定很有必要;否则,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学术兴趣采录语料,语料的价值将会令人怀疑。同样,濒危语调查记录也需要对内容范围做统一规定和设计,而且应当从资料的未来可利用——尤其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恢复的用途来进行规划和规范,因为每位学者在记录濒危语言时难免会将个人研究惯性迁移到记录活动之中,这种情况恰恰是必须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过去二十多年政府基金资助了许多濒危语言项目,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记录资料放在个人抽屉里闲置。每个项目都是按研究者个人学术取向采集和整理语料,缺乏统一记录标准,语料参差不齐,即使持有人愿意献给社会,也无法使用和共享。可见,对任何语言记录项目而言,就内容和数量做出必要的规定,既可方便语料的集成和加工,也可提高语料的共享和利用率。毕竟,记录和保存语料是为了更广泛地利用,而不是为保存而保存。从这一角度看,语保工程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记录,有统一的字表、词表和语法例句表作为基本的操作遵循,是合情合理和十分必要的。

2.跨学科团队协作

政府主导语保工程的另一好处是容易跨学科合作和进行资源调配。语保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采录音像语料,这对长期已适应耳朵听和笔头记的学者是一种激励,促使学习相关的语言技术技能。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每个语言学者成为录音师、摄像师或数据分析师,跨学科协作很有必要。当然,跨学科协作并不容易,必须找到不同学科的接合点,而这有赖于对其他学科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彼得·奥斯汀说过:“由于理论取向不同,也因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实际差异(从语言学者和人类学者在支付受访者报酬上就历来不同这类琐事,到学术观点的严重分歧,使得相互交流和理解并不顺畅),真正跨学科的合作研究难以做到,对于那些在偏远地区做田野调查的团队来说更是如此。”(57)语保工程每年有几百个调查项目,而且必须年内完成。有些地方成立了摄录团队,由录音师、摄像师、非线性编辑技术人员组成,为在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的项目组提供录音摄像服务,给那些经过培训但尚未掌握操作的学者提供帮助。这个经验在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中值得推广。

从四年实施来看,语保工程带来的重要作用就是,提升了语言学者学习和使用语言记录技术的意识,语料规范意识,以及跨学科合作意识。这种意识将成为推动语言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3.存在的几个问题

语保工程的实施是一个实践探索过程,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是政府主导的工程,政府意图和学者愿望之间存在“鸿沟”。政府希望所有语言得到记录;而在我们看来则应区分主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全面记录濒危的和很少人知道的语言和方言。语保工程全国撒网布点,不区分濒危语言和其他语言,蜻蜓点水采录同样的条目,用制作传统语言地图的方式实施语言资源的保护,二者相距甚远。既是语言保护工程,就应明确哪些语言需要保护,而不是所有语言和方言一刀切。这种做法看似语言平等,但偏离了语言保护的原旨。

其次,语保工程对汉语濒危方言的认定缺乏信服的科学依据。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文件定义了语言濒危的认定要素,但其中指标2、指标3的人口数量没有明确标准,这给濒危语言的认定留下了不确定要素。汉语方言人口数量多,即使次方言下面的小方言都有数万人口。从近四年的语言名单可知,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人口一般是一万或几千甚至几百人,而汉语濒危方言则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汉语濒危方言认定的依据是什么,未见有说服力的权威评估研究。

第三个问题也是较大的问题,有些规定的调查内容项既不科学也不适合语言资源保护。例如语法例句,少数民族语言设计了100个例句,汉语方言设计了50个例句。试图设计50或100个“完美”例句就想囊括所有语言和方言语法(句法),这是天真的语法学者的做法,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说出包含他们设想的语法现象的句子,而不是尊重说话人实际言语交际中呈现了什么语法现象。这显然是根据个别语法学者的旨趣而设计的。在通常的语言调查中,顺便记录几十个语法例句,对语法大概摸摸底,或许还勉强。但对于语言资源的保存和保护来说,只记录和保存几十个语法例句,既不明智,也不科学。仅凭50或100个语法例句,就能学会一种濒危或灭绝语言的语法,进行造句和说话?天才语言学家也做不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记录更多的日常交际句子,因为大部分语法现象在几百个日常句子里都会出现,这是基本的分布定律。仅有几十个“精心设计”的语法例句,忽略更重要的日常生活交际用句,这是语保工程在语料采集设计方面的一个缺陷。

 五、“后语保”的思考

语保工程至今进展过半,即将趋近尾声,这是耐力、智慧和效率的考验。领导者有政绩圈点,但不敢松懈;管事者沾沾自喜,似乎没有不能承受之重;项目承担人完成资料上交,又回到了原点。不管怎样,语保工程是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学术共同体的“惠普”工程,它为语保人提供了可能难得的学术契机和资源,是语保人的成果增长点。

“后语保”既包括语保人完成项目的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也包括语保工程结束后的一个时期,但其内涵不止在时间。2016年4月,部分濒危语言项目负责人和有声数据库主持人聚集广州,召开了濒危语言资源建设和民族社区语言服务研讨会。孙宏开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语保项目要按既定规范进行,但不能满足于此,应有长远作为。我也提出,濒危语言语保人除了实现个人学术增长,还应思考后语保时代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方法论、实践论和服务论问题。语保工程有结束之日,而语保永远在路上。

后语保概念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纵观中国濒危语言学术领域,近三十年的进程已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学术惯势,这种惯势衍化成了潜在的学术言说方式、研究框架及桎梏,规整和制约着我们的理论建构、话语体系和实践行动。有些从国外传入的阶段性或个别性的语言调查描写方法和套路被我们泛化并当作传统来固守。尽管语保工程的某些设计可见到个别专家的这种惯势迁移,但它还是给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领域的学术惯势施加了一种新的作用力——虽然力度不是很大,不知者瞬间偏移而旋即回复惯性,自知者则因此脱离惯势并转向,走上一条新路。对于濒危语言的语保人来说,后语保意味着对惯势的检省,对传统的扬弃,对语言保护观的解构。

(一)学术责任和道德良知:回报语言族群

国内语言学界曾闻到这类话语:“语言学者就该老老实实做本行,调查研究语言,其他不是你该做的事。”有些为师者或学术权威常用此训律他人,这与其说学术观点冲突,倒不如说学术伦理相左和抵牾。对于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并非照着传统套路套式做濒危语言的调查描写和研究才是该做的“正事”。濒危语言研究者要有所作为,就应当重建濒危语言保护的责任和伦理。

这可能有点儿抽象。下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的一段表述:

外来语言专家(主要指语言学家、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应将记录语言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第二项任务是积极参加教育计划。……语言记录者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却可以帮助政府关注被忽视的群体。比如,国家对艾滋病的关注和扶贫帮困计划项目,往往忽视少数人族群……语言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帮助这些族群提出语言权和其他人权要求,成为政府和语言族群的重要中间协调人。同时,为哪些被边缘化的族群整理有关卫生保障、社区发展和语言教育等方面的材料,也需要专家的投入,各种观念和内容需要采用一种在文化上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58)

濒危语言研究者如何理解文件竟然纳入了完全不属语言学的事情?事实上,它恰好回答了学术和道德或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科学固然不等同道德,科学原则也不会成为道德准则,正如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所说,科学不存在善恶,道德不存在真伪。但科学和道德是有接面的,而不像康德所说的科学王国与正义王国是不交叉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的作用必须有真善美道德之光指引才能造福人类社会。这是科学与道德的契合。

单纯为语言学研究而调查研究濒危语言,背离了学术的责任和伦理。正确地说,调查和研究濒危语言是为了濒危语言社群的人们。我们因调查研究濒危语言而获得学术利益,就应该回报濒危语言社群,这是之所以要特别关注濒危语言的唯一伦理阐释。不仅濒危语言研究者应有受惠良知和学术责任,所有语保人在受惠于语保工程的同时,都应努力将这种普惠分享和达及语言社群,而不是完成项目之后置身于吃瓜群众!

(二)正视现实和共享资源:面向保护实践

正视现实首先是正视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现实态势。目前仍有一些经不起时间和现实检验的研究对国内语言濒危形势得出误判。虽然有不少民族社群目前仍多语并存,多语制也不必定造成语言濒危,但是,我们应特别关注民族社区多语消长的现实和潜在态势,而不是从一时多语并用或兼用的“语言和谐”表象而误判其发展。只要深入濒危语言社区体验生活,而不是捏着语言使用调查表按图索骥入户打勾画圈,是不难得出濒危语言社群实际语言生活状况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语言濒危状况的误判可能造成学界和社会对语言濒危意识的淡化,导致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疲惫,语言资源的闲置或废弃,以及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工作的延误。

正视现实的另一方面则是,二十多年来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成果对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实际效用——尽管我们不愿或不敢承认这点。得出这个判断也不难。之所以特别关注濒危语言,是因为濒危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因而要尽可能不让其消亡,以保持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所有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都必须服从这个目的,而是否符合这个目的,就看调查研究成果能不能为濒危语言族群所用。描写语法和参考语法也好,类型学统计或实验分析也罢,语言学理论花样再多,出版论著再多,都是语言学者小圈子传播,成不了社会资源,成不了濒危语言社群的可用资源。大多数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成果对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不具备可用性和共享性,这是客观事实。资源共享不是濒危语言研究者个人之间的资料交换、传递和参阅,也不是语言学小圈子发布,而是面向语言社群和公众的自由获取、便捷访问、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濒危语言社群和公众必须拿得到、听得懂、看得明、用得着,这才是真正的资源共享。要真正实现共享,濒危语言研究者需要对自己惯常的研究框架和方法有所抛弃,绝不能以濒危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取代濒危语言的保存保护研究,绝不能把惯常的描写研究当作是濒危语言的保存保护实践!

(三)语言服务和语言产品:创新应用研究

语言服务不是新概念,不少学者有过论述。(59)语言服务是指为语言社群当下和未来语言生活需求提供服务,包括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文规划、语言传播、语言娱乐、语文现代化等方面的服务。语言服务是对语言社群生活的语言需求的直接回应和利益满足,是一种语言生活形态,语言文化消费行为。面向濒危语言社群的语言服务,既是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目标,也是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路径和过程,语言服务本身也是语言的保持和保育。

能否为语言社群提供语言服务,是衡量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实践的重要标准。对濒危语言研究者来说,什么研究和实践才算语言服务,服务方向在哪里,这是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濒危语言的纯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类型学研究、生成语法分析、实验语音分析等等)都不是语言服务;只有真正的应用研究才是语言服务,而真正意义的应用研究就是研究成果能转化为语言产品,或成果本身就是语言产品形态。对濒危语言的应用研究做严格限定,可以摈除许多生拉硬拽、有名无实的伪应用研究。面向濒危语言社群的语言服务就是为濒危语言社群的语言学习和传承服务,为濒危语言在当代生活的运用服务,为公众学习、了解和传播濒危语言及其文化知识服务,而最好最有效和最直接的语言服务就是为濒危语言社群创作、创造和研发系列语言产品。当前濒危语言社群对以下应用研究和语言产品有迫切的现实和潜在需求。

语言教育资料。创制简明易学的拼音或文字方案,编写通俗的拼音速成课本和读本;编写小学教学的语言课本和读本;用于镇村社区教育的语言课本和文化知识读本;儿童母语启蒙课本和读物;语言大众学习词典等工具书。

多媒体学习产品。多媒体语言学习网站,多媒体语言电子书、语言微课、文化知识微课。

信息生活产品。公共广播、医院报号、公共汽车报站、手机语音信息提示的语音包,手机输入法词库包;在线搜索引擎的语音库和语音包。

文化生活作品。用濒危语言创作的音乐、歌舞以及影视文艺作品。

创作语言产品和开展语言服务,对濒危语言学者是全新挑战,它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技能与合作,尤其需要勇气突破惯常那种无实质内容的应用研究思维,创新语言应用研究,以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来驱动应用研究,使应用落到实处,发挥实际效用。

(四)语言记录和语料保存:面向知识—交际的语料模式

从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来看,语保工程所调查记录的语料很有限。从更大范围看,中国全部现有濒危语言出版物留存的语料也依然有限。原因是濒危语言调查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徘徊在传统操作路线,没有真正走向保存和保护轨道。后语保时代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急需摆脱这种传统惯势,再也不能继续以往的套路,不能以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驱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成果的创造和出版。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必须转到面向语言学习、传承和未来语言恢复的原态语料记录和保存上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如何开展濒危语言原态语料的记录和保存?本文提出“面向知识—交际的语料模式”(Knowledge-communication-oriented material mode,简称知识—交际模式)。这既是一种语言调查观,也是语言记录实践方式,还是一种语料描写框架。

1.知识—交际语料记录模式

以往的濒危语言调查常常用预先设计的词表和语法例句表对发音人进行问答式询问,通常只有一两位发音人。这是以调查者和普通话为本位,濒危语言使用者成了客体,调查活动成了调查者向发音人诱取自己所需的研究资料,而不是语言使用者自然地发生言语事实。这样调查的语料往往是片面的、直译的甚至是生造的,无法体现语言社群的言语知识和经验知识。调查者本位模式的本质是削足适履:拿普通话的“履”去找民族语言或方言的“足”;削掉语言使用者的足,来适应调查者的履。这就出现了语言调查经常见到的情况:调查人员总想问出调查条目在被调查语言中的说法,一个音、一个词、一句话问了两三个小时甚至半天还没有问出来,尽管该条目可能不属于语言社群的言语知识和本土知识,可能对语言社群毫无意义和价值。症结就在于传统调查模式是调查者为本位。

知识—交际语料记录模式简称知识交际记录模式,是以母语人为本位的模式,它围绕濒危语言社群的本土知识和现实生活交际来采集语料。知识交际模式不是排除设计提纲,而是强调提纲必须围绕语言社群的本土知识来设计,尤其是记录过程必须有多个母语人,由母语人各自和相互表达本土知识。调查方式以知识为本位来激发、汇集和展现语言社区个人和群体的发音、词汇及表达,记录过程不是拿着词句表一问一答,而是语言社群集体交流和沟通,是知识激活、汇聚、共建、去伪、存真,言语发生情景原态。知识交际模式的具体操作是以母语人为主体,让他们就社群交际领域的知识进行介绍、讲述、辨说,而调查者是旁观者、记录者、学习者,调查的核心就是记录他们说出的词汇、表达、话语、经验和知识。

在通常的语言调查中,句子资料都限于语法例句。采集濒危语言的语料必须摈弃这种做法,而应围绕语言社群生活领域和情境的言语交流来记录句子,如日常起居、生产劳动、家庭事务、社群关系、经济活动、人与自然、文化娱乐、对外交往、生活习俗和禁忌等等。要大量记录语言社群当代生活和交流需要的用句和话语,而不是死扣语法点去“启发引导”出符合调查者所需的某个语法的句子。采集话语资料更要立足社群的交际事件和交流行为,立足社群的生活知识,而不能像通常那样收集一两个故事作点缀,或沉溺于口传文学。故事和口传文学仅仅是语言社群知识的小部分,无法蕴含和构建社群的言语交流和言语行为,而体现知识和交际的话语才是应充分记录和保存的濒危语言原态语料。

2.知识—交际语料罗列模式

知识—交际语料罗列模式既是语料集成和呈现方式,也是语料呈现形态,还是语言描写观。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重要的是语料罗列,而不是描写和分析。保存了原态语料,才可能进行多用途开发和价值拓展。例如,用于语言研究、学习语言、创造语言产品。

之所以用“罗列”(60)而不用“描写”,是因为惯常的语言描写往往掺杂研究者对资料的取舍、重构、修改、推演甚至生造,不同程度地被某个框架(语法、语音或词汇的)规整或肢解。这就是说,名义上是语言描写,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语言原态描写,而是走样的描摹,连语言“镜像”都无法体现,用“罗列”或许更接近原旨。

怎样才算罗列?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料的解释尽可能不带语言学理论说明和标注。记录者用简单通俗的记音符号(最好是罗马字母拼音而不是国际音标),将语料(单词、短语、句子、话语等)客观转写;用当地通用语作媒介,将内容用符合语言社群知识和交际的方式表达出来,保留内容翻译、解释和知识说明,而不用任何语法标注。二是语料归类排列不按语言学知识分类,而是按语言社群知识和交际领域类聚。例如,语音资料分声母、韵母、声调或元音、辅音、音变,这是语言学编排,而知识交际罗列模式则按语言社群发音认知排列。对语言社群来说,即使多数人受过义务教育,有过汉语拼音知识,也难以形成清晰的声韵调心理切分。这就是说,语音资料有些可按声韵调罗列,但有些却不能分出声韵调(尽管语言学家可以区分),而应按整体认读音罗列,才符合母语人的语音感知。又如,汉语濒危方言字音资料通常按古音韵排列,而知识—交际模式则按笔画部首或按普通话音序罗列,因为古音韵不是语言社群的普遍知识,而汉字笔画已成为任何语言社群的通用知识。同样,词汇和表达的罗列也不按通常词汇调查表那样分类编排,而是根据语言社群的生活知识密切度罗列;句子和话语则按生活和交际领域密切度罗列。哪些知识和交际最常见和密切相关,就将这类语料放在前面并排列在一起。此外,还应有多种检索查找方式,检索方式应与语言社群的普遍知识相关联。

知识交际模式的语料记录和罗列,是永久保存濒危语言资源及其为大众所用的必然要求。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这种模式至关重要。原态语料是永久可用资源,而语言学分析描写不是濒危语言原态语料,是个人的、主观的、变化的,不具备资源属性,也不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每位濒危语言研究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保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既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类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作为语言学者,我们应该以能为人类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在应对语言濒危的过程中,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但应不忘初心,那就是:要为这个世界保持更多的语言而持之以恒地推进研究和实践,发挥聪明才智。希望濒危语言学者携起手来,不畏疲倦,持续振作精神,为濒危语言族群创作和创造更多的语言产品,提供更多的语言服务。我们坚信,世界会永远像现在这样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语言世界。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六届濒危和罕见语言国际研讨会上宣讲(ELKL-6,2018年2月21—23日,印度,迈索尔)。这次发表前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

①Holden,Constance,”Endangered Languages”,Science,Vol.251,No.4990,1991,p.159.http://www.jstor.org/stable/2875120.

②Ken Hale,Michael Krauss,Lucille J.Watahomigie,Akira Y.Yamamoto,Colette Craig,La Verne Masayesva Jeanne,and Nora C.England.”Endangered Languages”,Language,Vol.68,No.1,1992,pp.1-42.doi:0.2307/416368.

③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ICL)于1928年4月在荷兰海牙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议。全会五年召开一次。第15届大会于1992年8月9日至1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第19届大会于2013年在日内瓦召开,第20届大会于2018年7月在南非开普敦召开。

④Dorian,Nancy C.,”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and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03,No.1,2009,pp.197-202.Retrieved 27 Jan.2018,from doi:10.1515/ijs1.1993.103.197.

⑤UNESCO,”The Red Book of Languages in Danger of Disappearing”,1996.

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21 Feb.,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30th Session,Paris 1999,from UNESCO Document 30C/62.

⑦”UNESCO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Adopted by 31st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Paris,Nov.2,2001.

⑧UNESCO,”Main Lines of an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Point 5:Safeguarding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give support to expression,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greatest possible number of languages.

⑨UNWSCO,”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nnent”,2003,from website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endangeredlan guages/language-vitality/.

⑩UNESCO,”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003,from https://ich.unesco.org/en/convention Article 2.2 “oral traditions and expressions,including language a vehicl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1)UNESCO,”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UNESCO Education Position Paper”,from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communication-materials/publications/full-list/education-in-a-multilingual-worldunescoeducation-position-paper/.

(12)UNESCO,”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from: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endangered-languages/atlas-of-languages-in-danger/.

(13)徐世璇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采用她的第一阶段划分,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划分有所不同。参见徐世璇:《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和前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4)徐世璇:《第十五届国际语言家大会在加拿大举行》,《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

(15)Ladefoged,Peter,”Another View of Endangered Languages”,Language,Vol.68,No.4,1992,pp.809-811.doi:10.2307/416854.

(16)Dorian,Nancy C,”A Response to Ladefoged’s Other View of Endangered Languages”,Language 69,Vol.69,No.3,1993,pp.575-579.doi:10.2307/416699.

(17)见人文社科网http://pub.sinoss.net/portal/webgate/CmdProjectView?proj_id=1824&applier=%C0%EE%BD%F5%B7%BC.

(18)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会议日期2005年4月26—28日,由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前身为广东民族学院,现更名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主办。

(21)《南方日报》2005年4月27日新闻(广东频道)。

(22)会议日期2005年12月23—25日,由原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主办。

(23)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2004年12月25日。

(24)https://en.unesco.org/partrership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universal-esperanto-association.

(25)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是中国政府的语言文字管理规划和执行机构。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网址:http://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27)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28)Keynote address by Mohamed Amr:”The promotion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ased on mother tongue”; “The preservation and safeguarding of languages-especially those considered to be endangered.” From https://en.unesco.org/events/enhancing-language-ability-and-languageeduca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

(29)UNESCO,”Towards UNESCO Guidelines on Language Policies:a Tool for Language Assessment and Planning”,in section 3.6.2,there says:”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institutional instruments(constitution,policy and laws)and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of on the ground…” From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linguistic-diversity-and-multilingualism-on-internet/language-policies/.

(30)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濒危语言,Ethnologue、UNESCO Atlas、ISO639-3和国内学者看法不同,划分的数量相差较大。语言划分问题比较复杂,拙著《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有详细讨论。

(31)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管,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管。

(32)这47种濒危语言或方言是:阿侬语、艾努语、巴哼语、白马语、毕苏语、标话、波拉语、布赓语、布芒语、布兴语、布央语、茶洞语、村语、达让语、倒话、格曼语、贵琼语、回辉话、嘉戎语、炯奈语、卡卓语、康家语、克蔑语、克木语、拉基语、拉坞戎语、保语、浪速语、临高语、满语、莽语、莫语、木佬语、普标语、柔若语、撒都语、赛德克语、桑孔语、史兴语、苏龙语、唐汪话、图瓦语、五色话、佯僙语、义都语、优诺语、扎巴语。

(3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三条“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网址: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Cgid=145721。

(34)南北划分总体符合中国濒危语言研究领域的情况,虽然北方也有学者走南方模式,南方也有学者走北方模式。

(35)另一个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川、藏、滇藏彝民族走廊。

(36)Handbook of Chinese Dialect Vocabulary,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Princeton University,1972.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8)这是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John Du Bois教授来中国讲学时告知的情况。——作者注。

(39)孙宏开:《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和保护》,《满语研究》2006年第1期。

(40)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抢救和保护》,《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1)戴庆厦:《构建我国多民族语言和谐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42)这是2014年彼得教授来中国讲学时告知笔者的,他早年调查该语言时还没有濒危语言概念。

(43)范俊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再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三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体系、实践规程和技术准则研究》(2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4)。见国家社科规划办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

(45)第四届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会议,玉溪师范学院,2014年11月22日,网址:http://www.cssn.cn/yyx/yyx_yyxsdt/201411/t20141104_1389773.shtml。

(46)见语言资源中心网站:http://www.nflrc.org/。

(47)见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gov.cn/s78/A19/A19_xglj/201309/t20130929_158028.html。

(48)Jernudd,Band & J.das Gupta,”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In J.Rubin and B.Jernudd(eds),Can Language Be Planned: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1,pp.195-215.Ruíz,R.,”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NABE:The Journal for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Vol.8,No.2,1984,pp.15-34.Ayo Bamgbose,”Language as a Resource:An African Perspective”,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Role of the African Languages in democratic South Africa,University of Pretoria,South Africa,1998,pp.5-6.陈章太:《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49)范俊军:《语言资源论纲》,《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50)见“江苏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网站:http://yyzy.jsjyt.edu.cn/。

(51)教育部《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详见教育官方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19/s7067/201506/t20150610_189880.html。

(52)教育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详见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19/s7067/201506/t20150610_189880.html。

(53)资料来源:(1)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5年立项信息》,刊《语保》(内部刊)2015年第1期。(2)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的通知》附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汉语方言调查点总体规划(2015—2019年)》(教语信厅函[2016]2号)。(3)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部署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7年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通知》附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汉语方言调查项目2017年立项计划》(教语信厅函[2017]1号)。

(54)资料来源:《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附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总体规划(2015—2019)》,《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部署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7年度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附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2017年立项计划》。网址:www.chinalanguages.org。

(55)家乡话网站:http://www.jiaxianghua.org/dialect/aboutProject。

(56)关于规则规范,请参阅语宝网“工具样本”http://www.chinalanguages.org/gongjuyangben.html。

(54)Peter Austin & Lenore A.Grenoble,”Current trends in language documentation”,in Peter Austin ed.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Vol.3,2006.

(58)范俊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59)关于语言服务,参阅屈哨兵:《语言服务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60)李荣先生曾在全国汉语方言研讨会上(汕头,1998年)说:“方言研究就是要罗列方言事实,能把事实罗列清楚就很不错了。”现在看来,李先生用“罗列”这个词颇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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