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移民史话

0
31

来源:江海文化丛书《南通移民史话》 作者:何循真 朱国建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几乎人人关心但又难得其解的哲学难题。同时,它又是一个可以追溯的人口迁徙、宗族繁衍的社会学话题。从大处讲,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五千年历史进程中,因政治需要、战乱逃难、经济谋生等主要原因,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数十次。人口迁徙对民族种族融合、调整人口分布、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对姓氏源流、谱牒及方志文化的影响更是深远。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六次人口大迁徙,可以大致看到当年我们祖先的迁徙轨迹。

第一次,西晋“永嘉之乱”,导致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这次人口迁徙约90万人,是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发生扭转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次,唐朝“安史之乱”,约有100万人南迁,使我国南北人口分布第一次达到均衡。

第三次,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山东、河南等地大汉人纷纷跟随朝廷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宋末年,蒙古兵南侵,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第四次,明初大移民。为维护统治,朱元璋发动了大规模移民,命令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戍边。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长江流域移民700万人,华北地区移民490万人,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人,合计1340万人,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经过这次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到永乐年间,北京、开封等城市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第五次,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个方向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众所周知,南通地区本是长江三角洲北翼从江海中发育起来的冲积平原,成陆时间参差不齐,极少有土著和原住民。总体上说,南通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或地区)。迁入南通地区的移民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其中第四次明初大移民与南通有些关系。其余与战乱、逃荒(难)、驻军、经商、做官等各种迁徙因素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不知道自己来历的人是糊涂的人。人,一旦忘记了家,忘记了是从哪里出发的,恐惧就来了。死亡之所以
让人恐惧,就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生命是一棵大树,要想枝繁叶茂,就要让它的根具有生命力。根在哪里?对个人而言,是你的从前;对家庭来讲,是你的祖先;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中华先祖、古圣先哲和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南通人的根本来历也是有迹可寻、有证可考的。它与南通成陆关系密切,与南通方言的形成,以及江海文化的源与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极少提及南通人口的迁徙,但南通人有责任也有必要补上这一课。正如饶宗颐所云:“一个研究历史文化的人,首先要先研究家乡历史文化,因为它是国家历史文化的基础。”
江海文化是南通人创造的,她与南通先民息息相关,是绿叶与根的关系。欲深入了解南通地区江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了解南通人。要寻找江海文化的根,就要回到根的状态,从南通人的生物与文化基因入手,重新走进传统。

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因为它讲的是关于根的常识,是一种根本学问,是生命根部本来就有的文化,是老祖宗留给后人回家的路标。都说江海文化是多元的,到底都有哪些来源?后来又是如何融合发展的?除了可以从相关的地方史籍中获得有限史料之外,最重要的还得从南通移民史、南通人的家族史中寻求答案。尽管在“文革”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谱被焚毁,但南通市文史及谱牒工作者、爱好者经过数十年的寻访和积累,还是发现了有关南通地区数百部家谱及大量的“意支”、祖先牌位等家族史料,包括民间走访所得口述史与田野调查资料,辅以地方志书及考古成果等相关史料,使我们对历史上南通人的来历和迁徙有了大致的了解。

迁徙是人类进步的艰苦历程,南通人身在其中。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南通,几乎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某种程度上讲,南通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缩影。西北古老,东南年轻。五方杂处,包容发展。远古青墩,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渔猎文化与早期农耕文明。中国文化总的讲是农耕文明,定居是其标,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定居的结果就是周边全是熟人。因此,中国社会自古就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通过血缘方式来进行文化构建,所以中国社会非常讲究血缘亲情,并由此产生了家族和家谱。家谱是家族的历史档案,人们通过家谱了解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演变与迁徙发展。
南通先民在新石器晚期迁来南通的落脚地,是扬泰古沙嘴东部,海安、如皋西北区,即青墩文化区。从考古类型学比较推测,当时的青墩先民大多数由江南的苏、松、常迁徙而来。迄今为止,在南通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家谱中,最早迁徙来的是春秋晋国贾大夫至如皋东陈。由此拉开了南通人数千年的迁徙历史。
春秋至汉唐,如皋、海安、通州相继成陆。自贾大夫首迁如皋之后,石、常、陆、何、乐、许、吕、马、孙等数十姓氏先后来此定居。由于年代久远,一部分姓氏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例如,胡逗洲的流人及古海门东布洲上的犯人,没有姓氏文献参考。现在发现的,有些仅出于传说,尚欠严谨考证。五代以降,两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家谱史料基本完整可信,祖先迁徙路线比较清晰(参见附录一“南通人迁徙
路线示意图”)。综合而论,古代南通是主要的移民输入区,为开发性移民。先民迁通有以下五大特点:
一、江南移民占大多数。宋以前,来自北方与江南的移民基本相当。两宋直至元、明、清一千多年来,长江以南的迁通移民占80%左右。当然,若追根溯源,江南移民的祖先早年大多来自北方。
二、约半数移民通过苏州转迁而来。许多家谱上讲,他们是苏州阊门人。仔细考证,当时苏州阊门应该是安排迁徙移民的集合地或登记驿站,因其从苏州阊门经水路进入长江便捷,过江即到北岸的南通地界。从一些家谱上考查,当时江北的摩诃山、车马湖和狼山,可能是江北临时转迁地。一些家族在此短暂停留后,继续向通如等内陆迁徙,其中北三县尤多,他们日夜思念老家,做梦时都说“上苏州”。而海门及通东移民往往从苏南经过崇明中继(也有直达),最后登陆通海启地区。
三、移民成分复杂,各色人等皆有。迁通移民中有皇族后裔,如赵氏宗室;有士大夫世家后代如孔氏、管氏、仲氏、范氏;有名门望族如钱氏、吴氏、徐氏;有名将之后,如曹氏、符氏、白氏;有蒙古族汉化后裔如冒氏、保氏、达氏、马氏等;有文化名人之后,如胡瑗、朱熹后裔;有富商巨贾之后如沈氏、瞿氏;也有部分本地做官后不回原籍而留居者;有来通经商后落籍本地者。其他情况如为逃避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苏松人移入崇明,后再迁通海地区;各地躲避战乱、仇家的逃难、逃亡人;沿海地区更多的是来通垦荒的拓荒人,1901年起,近30万海门人先后跟随张謇沿黄海岸线(向北直至连云港,他们基本上为贫困者,也无家谱相传,寻访困难)大垦荒。就各垦牧公司而言,通海垦牧公司垦民多自海门、启东迁来;大有晋盐垦公司垦民自海门、启东、崇明迁来;大豫盐垦公司垦民多自南通、海门、启东、如皋迁来;大赉盐垦公司垦民自南通、海门、启东迁来;通遂盐垦公司垦民自海门、启东迁来;大丰盐垦公司垦民自南通、海门、启东、东台迁来;大祐盐垦公司垦民自南通、海门、启东、崇明、扬州迁来;大纲盐垦公司垦民自南通、海门、启东、崇明、盐城、阜宁迁来;阜馀公司农户自南通、海门、崇明、宁波、萧山、杭州迁来(参见费范九《淡远楼丛墨》第457-467页)。概言之,这些移民已是具有江海地域特点的垦民与
盐丁灶户,船家疍民。
四、移民文化多元。移民的不动产带不走,能带走的只有文化。有多少种移民,就有多少种文化。南通移民文化多元化是一大特点,也是江海文化独有的。多种文化在此相互碰撞,交流互鉴,是孕育产生江海文化的根源与基础。春秋汉唐五代北宋的迁徙者中,从山西、陕西、河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五代南宋以后,江南移民带来了吴越文化;元代至明初,蒙元降明之人入通带来游牧文化;作为滨海地区,有盐业文化及海洋渔业、海外贸易(交流)的海洋文化;晚清至民国,张謇引进的东西洋文化,在此地发生交融“通变”。自古以来,南通极少有土著人,它不同于内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外地迁徙而来,可以说南通是十分典型的移民城市(地区)。数千年的发展,南通从熟人社会进入“半生不熟”的社会结构,外来文化影响定居居民的思想范式和市场意识,形成了独有的迁徙文化及坚忍不拔的移民精神。迁徙文化的特点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靠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契约文明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自主的个体最显著的特征被西方思想家抽象为两个字-自由。所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
张謇祈通中西的“通变”精神,引领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与南通多元文化的社会基础不无关系。
五、荣宗耀祖与再造辉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列祖列宗业绩辉煌,那是先人的事。父亲再伟大,成长靠自己。在众多迁通家族中,不乏祖上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文官武将、文化世家的人,但迁通以后,他们自己创业,在南通这块土地上再造辉煌,不辱先人之名,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如皋的胡氏(胡瑗)、王氏一门、冒氏家族,如东的管氏家族,通州的曹氏、孙氏,海门的崔氏(崔桐)、张氏(张謇),通城的
顾氏、徐氏、李氏、袁氏、尤氏等在荣宗耀祖的同时,他们也为南通历史文化添光增彩。他们中并非都是名门之后,如张謇出身寒门,是奋发图强的典范。如今令人担忧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式微,古代官员致仕后多叶落归根,会继续传承和传播优秀文化,今天,南通精英离开家乡后,多在大城市安家,对家乡的文化贡献远不及古人。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及尤世玮先生的支持,南通市公安局提供诸多数据,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以上摘自《南通移民史话》一书之弁言和结语,从中可以窥探江海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订阅
通知
guest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