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字面面观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Scripts and Writing Systems
本源斋语文工作室·水月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a look at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scripts and writing systems encompassing the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language, thinking and the dynamic interrelations with various social factors. Also example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scripts are given for discussion. Lastly it is on the reform of scripts and writing systems.
One sentence summary for search engines: This thesis takes a look at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scripts and writing systems encompassing the nature, 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form, reveals the relations with the language, thinking and the dynamic interrelations with various social factors.
一、引言
说到文字，Ferdinand de Saussure（1983, 45）认为：语言和书面形式构成两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后者的存在的唯一原因是代表前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口头形式的语言，而不是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的组合。美国语言研究之父Leonard Bloomfield也认为“语言基本上是说话，而文字没有什么理论价值（Sampson 1985, 11）。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Noam Chomsky强调口语的主导地位，认为语言是我们的大脑与生俱来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正如Chomsky的同事Steven Pinker（1994, 16）宣称，“…文字显然是一个可选配件；言语交际的真正引擎是我们从儿童时期就习得的口语”。语言学家已经观察到所有人类社会都说话，但只有一些使用文字。文字在历史上是相对较近的发明，也许只有5000年，当今世界普遍识字主要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Harris 2000, 11）。事实上，许多语言学家将文字看作“可视话语”，只不过是我们说话的转录。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学家一直与传统文字学学者的视口语为“粗俗”书面语为“正确”反其道而行之（Coulmas 2002, 10）。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语言学正统上一直是“重语轻文”的。Jacques Derrida（1967, 44）非常正确地表述文字是“语言学的流浪弃儿。”世界上不仅存在很多种语言，也存在各式各样的文字。正如社会语言学家Peter Daniels（1996, 2）所言：语言成就人类，文字成就文明。我们不能淤于狭窄的语言学视角看待文字。语言和文字同为人类交际的符号系统，可能并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各有特点和特定作用的人类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
二、文字的性质、种类、优劣
统观现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字，大体上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类（Haarmann 1991: 147）。Haarmann将表意文字定义为有固定意义但无固定发音的文字，并将它进一步划分为子类。他也将表音文字划分子类为音段文字、音节文字和拼音字母（音素）文字。
就汉字而言，有很多种定性名称，如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表词文字、表形文字、方块音节语素文字等等。这些定义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来考虑的。实际上，定义文字不光要从跟语言的结合匹配上考虑，要跳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的从属地位思维。由于语言和文字是各有自身特点的人类交际和认知工具，他们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交互作用关系。文字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文字。从这个认知出发，我们认为从系统结构来说，汉字是纯粹表意文字。汉字的形声字的声旁不是系统的表音符号，只是具体语素的表音成分，辅助表意的功能，对其表音的准确性不可苛求，很多声旁的音值不那么精准。如汉字“马”并不代表汉语中mǎ 这个音节（汉字中的“码、玛、犸、蚂”等字都读mǎ），而代表mǎ这个音节和所负载的个别语言单位意义的结合体。从文字的符号学特性来讲，也认定汉字属表意文字，它不像拼音文字一样，仅仅复制语言的声音，跟语言同质，仅是替代关系，汉字是异于汉语的符号体系，跟汉语是替补关系（孟华 2014）。我们就表音和表意这两大文字体系对汉字定义为表意文字，上述解释已经非常清楚了。其实，方块音节语素文字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因为汉字本身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这是对汉字最直接的表述。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文字总是由象形文字到音节文字最后发展到拼音字母文字（Gelb 1963）。但事实上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至少汉字还没有演变为拼音字母文字，汉字似乎仍然充满活力并且显示着它的成熟美。也有人认为拼音字母文字更有助于抽象思维，他们常常将希腊的进步部分归因于发明出第一套完全拼音的字母文字。其实，文字本身是先进文化的创造，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有趣的是，西方学者将文字视作语言的“附属品”，不值得正视；而这里又吹嘘他们的文字有助于抽象思维，是顶级文字。当然，这个世界上不会缺乏明白人。DeFrancis（1989: 268, 269）认为就传达任何信息或思想的能力而言，所有文字都处在平等的基础上。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高等或低等的文字系统。但当谈到选择自己语言的文字时，这种选择也可能掺杂政治的因素。因此，尽管语言因素考虑在内，某些情况下一种语言使用一种文字系统主要还是历史文化的原因，而非语言的（Haarmann 2004: 46）。
三、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文字一定是跟语言挂钩的，早期“图画文字”只是一种语段的表达，不能跟语言的词语对接，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字。什么时候文字跟语言单位挂钩了，什么时候这种文字才是真正的文字。但是，我们反对将文字的作用局限在记录语言上，被动反映语言上。语言诉诸听觉，文字诉诸视觉，他们是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方式及范围的。
文字符号必须依赖语言而存在，但又有着超越语言的功能。不只是补救了语言要受时空限制的缺陷，可将语言信息传达远方、传至后世，而且，文字对语言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字使知识的有效积累、文化的永久性传播变成现实。语言成就人类，文字成就文明（Peter Daniels 1996, 2）。
汉语汉字的关系可以从字词关系窥斑见豹。最早的字就是词，后来为了表达的需要，单音词的义项增多，于是汉字开始繁化，以区别意义，所谓的古今字，绝大多数是在原来已经存在的古字基础上添加或改换一个新的义符来构成，如“奉—捧”、“受—授”、“竟—境”、“取—娶”、“张—胀—帐”。再后来，单音词表达意义不能满足交际需要，大量合成词开始产生，于是汉字又开始简化，因为双音节表意有了足够的信息冗余度。这样看汉字的繁简发展是不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就是汉语汉字的互动关系。文字功能的实现包括看和写两方面，看的字可以繁，文字区别度高，而写的字则越简单越好，这反映了事物对立统一的一般规律。针对香港、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大陆使用简化字的情况，“识繁写简”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明智选择。
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实际是一种牵制，不让自然语言“乱动”，以维护语言的相对稳 定，也体现出语言文字在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同一性下面又有着相互制约的特性，通过文字呈现的书面语不可以、也不能超越自然语言，完全接受着自然语言的语法规范，而书面语因为文字的功效往往能产生自然语言脱离文字不可能有的又符合自然语言语法的词汇与表达效果。下面举一些例子来看看，这些例子都是脱离了书面而无法完成的表达方式：1）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2）视界从此不同（升级机顶盒的广告语，有谐音双关）；3）网络上流行的“砖家”、“叫兽”，讽刺某些“专家”、“教授”；4）2014年，巴西世界杯，“哥”不是传说。（这条新闻标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网络语言“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 报道了这次巴西世界杯小组赛哥斯达黎加逆袭意大利的战况）。
文字从属于语言的听觉符号性质，是语言的同构形式和替代手段，我们称之为文字的替代性。凡是文字单位等值于语言单位的情况都可以看做是替代。文字独立于语言的视觉符号性质，是对有声语言局限性的视觉性补偿和空间性表达，我们称之为补充性。文字介于替代与补充之间的中介性质就是替补性，比如文字总是以补充的方式完成了对语言的替代，这就 是一种类符号、类编码现象。相对而言，拉丁字母是替代性的，汉字是替补性的（孟华 2014）。
显然，拼音文字就是语言的同构形式，是替代性的，在书面上呈现的是字母按发音顺序的线性排列，没有补充信息，类似条形码；汉字则是语言的替补形式，在一个个的方块型符号内集成了很多信息，有对语言的补充信息，类似二维码。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汉字构造的奇巧，体现了汉字有别于汉语的独特价值：
这副拆字联体现了汉字的构字之妙，蕴含了中华智慧和深刻哲理：上联：若不撇开终是苦，下联：各能捺住就成名，横批：撇捺人生。还有三国故事“俏周郎施计反遭辱 智孔明拆字渡难关。”周瑜：“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掉溪边水，加鳥便是鷄，得志猫儿雄过虎，落毛凤凰不如鷄。”孔明：“有木也是棋，无木也是其。去掉棋边木，加欠便是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鲁肃：“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掉湘边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周瑜：“有目也是，无目也是丑。去掉边目，加女便是妞，隆中有女长得丑，百里难挑一个妞。”孔明：“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掉桥边木，加女便是娇。江中吴女大小乔，曹操铜雀锁二娇。”鲁肃：“有木也是槽，无木也是曹。去掉槽边木，加米便是糟。今日这事在破曹，龙虎相残大事糟。”
语言是动的，文字是静的。但是动与静也可以转化。汉语大发展也会推动汉字的变化。汉字读音的变化就是词汇孳生、词义演变所使然，也是汉字对词汇和词义演变的适应。汉字的字形和读音与汉语语法的发展也有许多奇妙的关系。名词后缀“子、儿”都是从同根的名词虚化而来的。轻声、儿化、连读变调、小称音变以及各种变声、变韵都是词汇语法上的变化带来的字音系统的重大调整。可见，汉字的形、音、义和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之间，不论从结构关系上看还是从演变过程中看，都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并因而形成了种种复杂的关系（李如龙 2018，12）。
四、文字与思维
在思维中，语言文字是同一性还是互为补充？语音是线性单维，而实际思维过程，思维的维度有可能是多维的，有视觉参与其中，想象图像，味觉？各种感觉都可参与思维？文字是否必须记录语音，从而服务于思维，还是思维本身不只是用语言符号，也就是说实际上思维是多维度的，参与的元素很多，有味觉、视觉等等的所谓六感以及超感觉？直觉、顿悟是怎么回事？是语言能表述的吗？因此，不是什么都必须用语言描述的，有的是语言也描述不清的，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语言文字两种符号的关系，一定是从属吗？文字能跳过语言直接服务于思维吗？口语与文字是两种思维方式，有的人擅于口头表达，滔滔不绝，有的人则说不出什么，会在某种情况下张口结舌，但让他写的话便能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好像声音符号稍纵即逝，不易把握斟酌，而书面写作，可以字斟句酌，瞻前顾后，首尾兼顾。这种现象很像算术的口算心算与笔算的差别。语言（语音）符号与文字符号都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互相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平行的，可以是交叉的，又可以是交互的。一般说来，有声语言以语音符号表达思想，文字符号是语音符号的拷贝，即文字为语音的代码。但这仅适合拼音文字。而汉字并不是语音的直接拷贝，相反，汉语语音反而是汉字的代码，这是因为，汉字的符号性质不是直接表音的，汉字的音值不是固定的，它可以“训读”，而这种符号又必须有“代称”，否则无法落实，所以说，语音反而是汉字的代码。拼音文字书写单位的音值是固定的，谁都不能改变读音，而汉字则被赋予了不同的音值，一个汉字并不跟一个固定的音值绑定，可以为多种语言共享。文字对于思维来讲多了一种从容，一种严谨，文字使得思维有了“标签”和“记忆锚”，这感觉就像口算与笔算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样的符号元素渗进思维、参与思维，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始终是语音，语音是主要手段并且充当其它手段的串联和主持。语言是思想的塑造器官。纯粹精神的、完全内在和一定程度上不留痕迹地瞬息即逝的心智活动通过言语中的语音转向外部并能被各种感官知觉接受。因此心智活动和语言是一体的，相互不可分离的。但心智活动在自身内部也有必要同语音结合起来；否则，思维就不能明晰，表象亦无法成为概念。思想、发音器官和听觉与语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容改变地存在于原本的、无法进一步解释的人类自然本质的内部组织之中（钱敏汝 2006）。
从认知角度看文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汉字是表意文字。前面我们说到西语表音文字语言与文字是同质的，因为其文字是通过语音获取意义的；而汉字是通过字形直接跟意义关联，比如，“湖”字，必须看到这个字形才能知道具体意义，否则，光听语音“hú”，你知道是“胡”“糊”“蝴”“煳”“湖”“瑚”里的哪一个？因此，汉字是表意文字，所谓表音功能只是辅助表意的一种方法。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表明，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时序为字形-字义-字音的顺序（陈宝国 彭聃龄 2001）。类似研究采取了视觉呈现单词的方式来探测图画命名过程中各种信息加工的时间进程，该任务中同时包含了两个过程：单词命名和单词识别。因此可以从图画命名中发现的各种信息激活的时间进程来探测单词识别过程。实验结果表明：在视觉单词识别过程中不仅存在字形的激活，而且字形激活紧接着语义激活产生，这表明语义激活与字形激活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语义激活与语音激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表明在视觉单词识别过程中可能不经过语音激活就能从字形激活直接通达至语义，支持了单词阅读中的直接通达假设（张清芳 杨玉芳 2004）。
拼音文字优越论者夸耀拼音文字有助于抽象思维，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只适合形象思维。真是这样吗？拼音文字是由一个个字母拼合起来表达语言的词和概念，这种字母排列组合的过程可以类比抽象思维的运算过程，因而认为拼音文字有助于抽象思维。这样的推论好像本身就不符合逻辑推理的因果律。说到汉字跟思维的关系，汉字表概念和词，字符直接跟概念挂钩，没有音素分析，更像一幅写意画，因此被误认为适合形象思维。这些判断都是片面和机械的，并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只看到表面现象。近年来，中外神经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脑处理拼音文字信息时，主要使用语音编码；而处理汉字信息时，除了使用语音编码，还同时使用图形编码。所谓语音编码，就是阅读时看到字母后，需要先在头脑中经过语音处理才能进而了解意义。所谓图形编码，就是阅读时看到字形后，不经语音处理直接了解意义。这两种编码方式在人脑中所经过的神经通路不同，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关系也不同。人脑处理拼音文字信息主要使用左脑，而处理汉字信息是左右脑并用。尤其是汉字书法，与右脑的关系更密切。因此，神经心理学家称拼音文字为“单脑文字”，称汉字为“复脑文字”，认为汉字具有促进左、右脑功能平衡发展的作用（李大遂 2013）。还有报道称，根据汉字跟大脑两半球的这种关系，费城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来看能否用学汉语汉字的方法来纠正失读症。首先是教一位美国失读症少年学汉字、汉语，接着开始实验：在一张纸上，上面一行写英语句子，下面一行写同样意思的汉语句子，要这位少年看着汉字读出英语句子来。这位患失读症的少年居然毫不费力便把英语句子念出来了，实验取得了成功。
我们知道，汉字基本都是形声字，形声字造字的原理就是阴阳互补，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思维。上面讲的三国周瑜、孔明、鲁肃的拆字故事可以说明问题。说文字决定思维模式显然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文字形式本身就是人们的思维创造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五、文字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
文字系统对社会群体产生不同方式的影响：他们可能引起争端或者严重的政治对立，他们可能与某个社团的主要的社会文化变化相联系，他们可能会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系，如宗教、现代化、社会进步、身份认同、文化冲突、种族乃至性别。所有这些问题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反映了文字、语言和言语社群之间的复杂的动态关系（Elena Berlanda 2006）。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优势或劣势类型的文字系统。但当谈到选择自己语言的文字，这种选择也可以变成政治的东西。这当然是有困难的，因为有许多类型的文字系统，不容易清楚地分类。而且，不同的文字系统与不同的语言的匹配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除了语言本身的因素以外，一种语言之所以选择一种字母方案或一种文字系统主要还是历史文化的原因，而非语言的原因（Haarmann 2004: 46）。
有时一些语言采用有广泛影响力的字母系统时也会觉得不容易匹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采用阿拉伯字母的信德语，它跟阿拉伯语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阿拉伯字母只得被牵强地用来表示信德语的6个卷舌音、6个送气音、4个爆破音和2个鼻音，其他的字母是多余的，所以，这些字母代表的两个或更多的阿拉伯语的音位减少到只有一个音（Campbell 1997: 3）。这是宗教的力量，穆斯林对他们的文字所表现的荣誉感和崇拜也反映在了对阿拉伯文的书法上（Kaye 1996: 744）。
Coulmas（1989: 227）报告了一个采用未经修改的字母体系作为自己文字的案例，反映了政治的作用。玻利维亚说艾马拉语的社群采用了罗马字系统，艾马拉语的[u]和[o]连同[i]和[e]是同一个音位的音素，就是说可以用一个相同字母来拼写，比如u就可以代表o。尽管在语言学上是如此，但实际上，他们却依然使用i/e/u/o四个字母分别表示。在他们那里，西班牙语是有声望的语言，他们之所以没有修改字母用法，是想尽量跟西班牙文靠拢，人们觉得比西班牙文少用字母会看上去有缺陷。
自从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新的国家，克罗地亚废弃了西里尔字母。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使用不同的文字一直跟宗教相关，现在又加上爱国主义原因，更是如此（Feldman & Barac-Cikoja 1996: 769）。如果你认为克罗地亚语是另一种语言，那么西里尔字母就被淘汰了；否则，只是部分淘汰，因为仅有一部分克罗地亚语社群淘汰了其中一种克罗地亚语使用的字母，例如，西里尔字母不再在克罗地亚语的学校里教授。某种程度上，塞尔维亚仍然在使用两种字母，但罗马字母在他们那里也在逐渐减少使用。在过去的岁月里，对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来说，文字的选择是个政治问题（Feldman & Barac-Cikoja 1996: 772）。
克罗地亚人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总是使用罗马字。自从公元10世纪，传统的基督教徒说的塞尔维亚语都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这就是因宗教原因导致的文字选择，同时暗合了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一些其它社会文化特征，如今他们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了。在这里，不得不说文字也起到了离间两个社群的作用（Magner 2001; DeFrancis 1984: 61; Feldman & Barac-Cikoja 1996: 769）。
蒙古人在文字选择上也有为难的情况。最终，在更为实用的西里尔字母和维持传统的蒙古文之间他们选择了各取所需、同时并存。蒙古文是他们的情感纽带，用于有象征性的和装饰性的地方，如广告栏、海报、标牌以及一些出版物、刻字等。这些象征性的应用显然可以满足他们对自己独特文化的荣誉感（Grivelet 2001b: 85-91）。
阿尔巴尼亚语在整百年的时间里同时使用几种文字：罗马字母的、阿拉伯字母的和希腊字母的。罗马字母的跟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广泛传播的天主教有关。自从18世纪开始，希腊字母经常用于阿尔巴尼亚语，主要是在南部阿尔巴尼亚或者在国外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使用（Skendi 1960: 264）。由于奥斯曼军队和穆斯林传教士的缘故，从公元15世纪开始阿拉伯字母文字也在这里使用，不仅用于宗教，也用于世俗的方面。1908年整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信众，这一年莫纳斯提尔会议决定了阿尔巴尼亚语的文字字母。阿尔巴尼亚或多或少根据地域和宗教划分。根据Trix（1997）的记述，阿尔巴尼亚人不愿被看作是分裂的国家，一些人提出在全国实行一种字母体系的文字，以提高国家统一的民族自豪感。各种罗马字母的方案被提出来，甚至还有一些地区原创的字母，例如仅在爱尔巴桑使用了几年的当地文字。最终，在莫纳斯提尔会议上有两种基于罗马字母的方案被选上，包含了若干希腊字母的斯坦布尔字母和另一个更加中性的包含一些复合字母的Bashkimi字母系统。斯坦布尔字母比单纯罗马字母的方案更加具有区别特征，被认为用于国际交流很有用（Trix 1997: 19; Skendi 1960: 272, 273）。Trix评论道，那时候阿尔巴尼亚人不想跟任何一个具体的语言或文化相似或不相似，所以，这样的字母选择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他们在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统一与对外交往上处于矛盾的两难选择当中。
事实上，宗教认同使得很多本来行将消失的文字得以保留下来。很多情况下，一种文字跟宗教的联系紧密度比跟语言本身更甚。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东之后，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说阿拉伯语。但是，基督教徒使用罗马字母书写阿拉伯语，犹太人仍旧使用希伯来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希腊的犹太教正统派的人士在土耳其语还没有成为其工作语言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居住了很久，虽然作为基督教徒，他们一直使用希腊字母书写土耳其语（Lewis 1998, 9）。
六、文字应用举凡
一种文字体系的产生可以借用别人的字母或字符，称作它源性文字，如泰文；也有自己创造的，称作自源性文字，如中文。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会有所改进，发生一些改变，如汉字历来的字体变化和后来使用的简化字。也有更换字母系统的，选择另一套字母书写。
日文和韩文中使用汉字是结合了他们各自语言的特点加以应用的，他们的文字体系在世界文字当中是比较独特的类型。他们借用汉字并自创字母合成一种文字体系。在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民主化和台语文学运动的开展，以汉字与台罗（台语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式所呈现的文学作品和论述在小范围的读书会与刊物凝聚一股力量，渐渐在20年的时间里达成共识并形成趋势，用罗马字与汉字合用的书写方式，成就了二战之后台湾母语文学的书面形式（李勤岸 2007）。这种不同系统的文字合用的形式在世界文字应用实践中也是独特的例子。日文是用汉字结合日本自创的字母形成一套适合日语表达的文字系统，是文字体系的制定；而台湾母语文学采用的汉字与罗马字混用则是不同文字体系的合用，属于文字应用范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同一篇文章有汉罗（汉字与罗马字合用）与全罗（全部用罗马字）的不同版本并列的（http://pojbh.lib.ntnu.edu.tw/script/artical-12217.htm）。
既然搞了罗马字，为什么还要与汉字合用呢？从汉罗合用的文本来看，罗马字是用来写语法功能词、外来语、拟声词、台湾土话及没有标准的汉字可以使用时，就如方言中有音无字的情况，而主体都是用的汉字。也许汉罗合用的形式比单独一种文字的表现更加能够表达出台湾本地语言的风采吧，也就是“合则用，不合则废”的原则。
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同的情况，它被辅助用于一些专业领域，比如抄录中文名、给汉字注音、聋哑人和盲人教育、图书馆编目和其它需要字母排序列表和索引的地方。
日本、韩国和越南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他们起先的文书都是用汉字写的文言文，跟本民族口语是脱离的。一旦书面语跟口语挂钩，用汉字记写就成问题了。因此，他们各自都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符号，日文用假名，韩国用谚文，越南用喃字。只是因为语言中拥有大量的汉语词，汉字仍然不可或缺，所以形成了假名夹汉字、谚文夹汉字和喃字夹汉字混用的书写现象。现在，日文依然有限度地使用汉字，韩文基本不使用汉字，越南文完全采用拼音文字了。
有的民族或国家（言语社群）先后采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字，甚至也有在同时期采用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字的，这种情况出现在这种民族的人群分散居住在各地，书写就选择相邻民族同样的文字。
在不同地方居住的库尔德人采用不同的文字。在北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采用经过修改的阿拉伯文字；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采用跟土耳其人经过修改的罗马字母文字相似的文字；在西部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采用的是经过修改的另一种阿拉伯文字；在前苏联的库尔德人采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文字（Collin 2005: 16）。不过，一个叫库尔德语言科学院（KAL）的组织正在做出努力，希望统一库尔德语的文字。他们办了一个网站，摒弃其它字母文字，只用罗马字母的库尔德文。他们设计了一套基于罗马字母的统一库尔德语字母表。他们的目标就是让世界上所有说库尔德语的人采用一种统一的文字，增强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最终使库尔德人团结在一起（KAL网上资源）。
七、文字改革
纵观世界文字改革的实践，文字改革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原有文字进行正字法的改进；二是改换字母体系；三是变更文字类型。
土耳其建国之初国民的识字率仅有10%，全国自上而下进行了全民参与的文字改革。目标是放弃与土耳其语言不适应的阿拉伯字母，使用根据拉丁字母创制的土耳其新文字。配合文字改革，在语言上，清除大量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外来词和语法规则，纯化并发展土耳其语。规范语法和正字法，消除口语与书面语的隔阂，使得土耳其民众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刚刚得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土耳其进行了一次多么彻底的语言文字大换血、大清洗。土耳其文字改革的成功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也是在政府的强力组织领导下实施完成的。从他们文字改革的社会条件来看，通过文字改革可以使土耳其民族从伊斯兰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接受西方文明，使国家达到独立自主和文明进步，因此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也是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磊 2002）。
土耳其文字改革属于上述第二种改革类型，即改换文字的字母体系。我国的文字改革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从传教士的汉语罗马字开始，我们有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最终并没有将汉字拼音化。新中国文字改革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政府政策层面的公开明确的任务。民间和学术层面的汉字拼音化讨论研究从火热到逐渐冷静。曾经毛主席的语录“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激起了多少人的热情，也是人们一度执着研究的精神动力。目前来看，汉字改革三项任务基本完成。简化汉字其实就属于文字改革的第一种类型，即正字法的改进，对书写困难和繁复的汉字进行了简化。今后，整理汉字和规范汉字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汉语拼音的应用在一些汉字书写不便和不能的领域和场合也大有可为。
汉字能不能拼音化，即改成表音的拼音文字？这属于文字改革的第三种类型，即文字类型的变更。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纵观其它国家文字改革的成功案例，变更文字类型的基本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越南文字改革的例子。越南文字改革前使用的是汉字与喃字合用的一种文字，也就是经过对汉字的改造而成的文字体系，表面看起来跟日文、韩文的文字体系非常相似，都是本民族创制的字符夹汉字来书写。但是，日文、韩文自创的假名与谚文是完全表音的字符，而喃字却是与汉字构造方式相仿的形声字为主的一种字符，也就是说喃字的文字体系属于表意文字。表意体系的文字变更到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是极其少见的，也许是独此一家。我们不免要思考为什么越南文字改革能够成功而汉字拼音化就不能呢？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汉字记写越南语本身就是不方便的，越南语跟汉语还不是同语系的语言，这是语言文字是否匹配的问题；其次，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汉字对越南人来说是异族文字，正如土耳其文字改革一样有着清理外来语言文化影响的民族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超过文字是否跟语言匹配的要求。汉字是自源性文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汉语离不开汉字，从民族感情上讲，汉字实行不了这种文字系统的变更。汉字书面语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语言文字发展的本身来说，汉字拼音化也实现不了，因为汉字早就孕育生长在汉语发展的基因当中，汉语汉字是相伴成长的。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汉字正好契合了这种语言特征，一字一音一义跟汉语完美匹配。
参考文献：
文中英文引注均出于以下英文文献，不再一一列出。
Elena Berlanda (2006) New Perspectives on Digraphia: A Framework fo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Writing Systems Graduate Programme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Richard Oliver Collin (2005) Revolutionary Script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System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Geography Coastal Carolina University Mexico: Vernacular 2005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Society
孟华 （2014）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2018）汉语特征研究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威廉·冯·洪堡特 著 钱敏汝 译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陈宝国 彭聃龄 （2001）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 心理学报 33卷
张清芳 杨玉芳 （2004）汉语词汇产生中语义、字形和音韵激活的时间进程 心理学报 36卷
李大遂 （2013）简明实用汉字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勤岸 白话字文学：台湾文学的早春http://pojbh.lib.ntnu.edu.tw/script/about-12.htm 台湾白话字文献馆网站
张磊 （2002）土耳其语言文字改革与中国维、哈语文字改革的比较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25卷 第5期
陈佳平 水月文集 知网大成编客https://bianke.cnki.net/Home/Corpus/21103.html 数字出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陈佳平 从音义结构看汉字拼音化问题https://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60517265_1_1.html 新浪博客
陈佳平 单音节词根语文字拼音化问题https://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60517265_1_1.html 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