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山牌普通话很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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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语环境下,口音越重,生命的质感越强

申小龙

 

中文系16级小白同学来信:

“关于普通话问题,老师您说‘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这是最根本的人文态度。’但是我们推广普通话,在门上、走廊里贴‘请讲普通话’,身边不少同学也觉得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怪怪的带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又该怎么理解呢?”

小白同学的想法,在大学生中具有普遍性。同学们从中学语文教学走来,已经习惯了标准化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中,一切规范的、单一的、标准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反之则是不正确,不安全,不上台面的,于是弃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方言普通话上。

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物理系05级姓冯的同学告诉我:

“进入大学之后,家乡话的影响着实让我尴尬了很多次。记得大一的时候,住在3号楼,也就是现在的腾飞书院,因为离多功能厅近,被叫去那里帮忙贴多米诺骨牌,期间和一位学姐聊天。

“片刻沉默之后,学姐突然问了一句‘你是浙江的么?’我回答是。学姐好像印证了什么似的,说了一句:‘怪不得,我听你说话就知道了,你们浙江人不分平舌音和翘舌音的’。

“她这一句话说得我满脸通红,之后我再也没说一句话,埋头贴骨牌。打从那时候起,和别人交流会让我觉得很紧张。”

小冯同学的“满脸通红”,来自对方言普通话的价值判断。而那位学姐口中的“你们”,也是标准、主流群体对非标准、非主流群体的惯用的“话语标记”,标志着鲜明的语言歧视,尽管这样说的同学并不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我们从四个侧面去看,也提出四个相关的问题:

1. 人是符号动物,其根本属性是语言性,还是方言性?

我们的语言学课程讲到的“语言”概念,默认是一个标准语的概念。我们教师嘴里的语言发展,默认是文字书面语的发展,而书面语无疑是“雅言”。只有在谈到语言的地域变异和社会变异时,才会出现“方言”的概念。这就给同学们造成一种语言心理,即只有标准语才是正常的,而所有的正常人,无论是古代的诗人还是现代的作家,在名义上都使用标准语。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每一个社会中人使用的语言,都具有方言性。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定社群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时间和空间中。他们说的语言,也都具有特定时空的特点。这些特点,或是地域性的,或是社群性的,或是性别和年龄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语言性,而是方言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

所以,说标准语当然好,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语。每个人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都要融入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除了像电台播音员这样的特殊群体,每个人的标准语都有自然的口音。就好像我念“复旦大学”,那个“复”字,我的自然发音是第一声,而非标准的第四声,这显然受上海话“复”读入声的影响,而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自己的普通话是很标准的。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在最具社会性的语音上划一。

2. 语言的社会变异,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极为微妙的协同性和结构对应的函变关系。

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群,在一起久了,都会有相似的口音和语汇乃至句法特征,这成为该社群成员身份认同的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各种社会变异,其背后都是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对待各种社会口音的态度上,我们应努力超越自己的语音习惯,同时也超越标准语的技术限制,同情地尊重各种口音,并学会欣赏它们和它们背后的社会人群。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标准语的规范,而是不要机械地理解标准。一种技术标准,当它作用于物的时候,它应该有划一的操作;但当它作用于人的时候,它应该尊重人的社会差异性,在无碍大局的前提下,理解和宽容它在不同社会组织中的函变关系,例如各地的方言普通话。

3. 标准语的交流,什么是评价的金标准?

我国国土辽阔,方言纷歧。方言之间的可懂度不高,尤其在北方方言区之外的广大地区。推广标准语,使用标准语,具有重要的沟通价值。但我们要明白,使用标准语的初心是方便交流,实现充分的交流功效是评价标准语使用的金标准。

小冯同学提到的与学姐的交流,这位学姐完全听懂了小冯的带有口音的普通话,而且从小冯的口音中明白她是浙江人。小冯的语言变异(浙江普通话)在这里实现的交流功效比标准普通话更充分,不仅交流了标准语承载的语义信息,而且传达了口音中丰富的地方文化信息。这显然更有助于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

这样有效的人际交流,小冯为什么要脸红呢?

你是浙江人呀!浙江人的普通话怎么会和(例如)北京人的普通话一样呢?

你说的话学姐听懂了呀!不仅听懂了,而且建构了丰富的角色背景信息,比像机器人一样的标准语交流更自然,更有趣,也更温暖。

标准语交流的金标准,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标准,不能把交流中不同社会属性和角色的人一律物化。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用标准语交流的多人环境里,老乡之间还是说方言更自然。

4.标准化追求的技术理性,底线在哪里?

对标准化的追求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当你会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国际标准语英语面前,你说的英语又成了怪怪的带有普通话色彩的英语。

于是你再追求标准英语。当你终于如愿成为一个标准语说话人,你不再是一个“怪怪的”方言人(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

你失去了人类语言最本源的东西: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文化情感支持。你不再属于任何方言文化,成了“国际自由人”。

这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即使在复旦校园,一个只会说标准语的人,也必然是在方言文化情感上失重的人。当然,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活在真空里,而一个有真实的生命存在感的人,他的语言必然带着形形色色的口音,在各种时空交往中游刃有余。口音越重,生命的质感越强。

从这个角度我们重新思考方言普通话的问题,就会发现,给标准化设定一个底线很重要。底线就是,除了技术性的考核这类语言工具性很强的场景,人的日常交流应该在方言文化的差异性和通用语的工具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国方言和普通话关系的现代叙事,是现代化逻辑的一个范本。它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为自己的日常语言不够“标准”而羞于见人。

然而,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更为自信,在中国范围内方言文化更为自觉,语言的差异性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价值。

传统的“方言-标准语”二元关系,将转向“方言-方言色彩的标准语-标准语”的三元关系。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实践过程,也对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闻学院16级小张同学曾对我说:“尽管我讲不溜上海话,却仍然无法想象没有方言是一种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块土地?”

我想对同学们说:讲溜上海话需要特定的生活场景,但讲溜上海普通话只需要生活在上海。它同样使我们对这片土地产生生命的归属感。就像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同学说的:

“只有当我的普通话带家乡口音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2-07-20 10:32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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