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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跟名词后缀“子，儿”干上了。由于汉语句法/词法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一些论点不免失之偏颇。之所以盯住词法和句法不放，是因为我觉得南通话的语法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时候往往只局限在描述一些语言现象，而未能深入阐发这些现象的成因。作为晚生后辈，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恭请方家赐教。
前文我提到南通话的“筷儿”在江苏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这里我指出一个更特殊的存在：虫儿。
根据江苏语言与文化资源库的资料，江苏地区70几个地区的方言，只有南通、通州、如皋说“虫儿”，其他地区基本是说“虫”或“虫子”。下图中，红色区域为说“虫儿”的地区，我们看到，只有南通、通州、如皋这三个点。说“虫儿”的地方比说“筷儿”的地方还要少。
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只有南通、如皋、通州这三地说“虫儿”？这个“虫儿”是哪里来的？我首先说，我没有答案。只能是提一些问题，供大家探讨。
虫儿和虫子，哪个是更古老？
前人的研究表明，“子”作为词缀产生于先秦，“儿”作为词缀产生于六朝。唐宋以来，“子”，“儿”进一步发展。现代汉语方言中，词缀“子”在从南到北的各个方言中都存在，“儿”主要是北方方言用得多。我手头资料有限，就“虫子”和“虫儿”来说，这两个词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虫子”见于《全唐诗》，“虫儿”见于《全宋诗》，所以可能“虫子”更“古”一些，当然我们还需要查询更多资料才能确定。
南通话的“虫儿”和北方方言中的“虫儿”一样吗？
我个人感觉，语义上是一样的，都是指小虫子，故而，这里的词缀“儿”是一个小称后缀（diminutive suffix）。“儿”有“小”的意思。但是，南通话“虫儿”的发音规则却与北方方言不一样。北方方言的“虫儿”符合“儿化”的一般规律：“虫”的鼻音韵尾脱了，主元音卷舌化。南通话的“虫儿”却涉及到音节的重组:“虫”字的鼻音韵尾没有脱落，且和“儿”字组成一个音节。具体发音规则如下。
普通话：虫（chong）+儿（er）–>虫儿（chor）
南通话：虫（cong）+儿（er）–>虫儿（con. nger）
所以说，南通话的“虫儿”在词法、语义上与北方方言的“虫儿”是一样的，但是鼻音后的儿化发音规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江苏的吴方言说“虫”，不用“儿”后缀？
首先，我们要再次强调，“虫儿”的“儿”是一个小称后缀。小称即是表示“小”、“可爱”或“诙谐”等等的意思。“儿”是一个典型的小称后缀。“子”不是。“子”后缀的语义已经很虚化了。我前文提到吴方言的名词后缀“儿”一般是已经音节化的/n/或/ŋ/。苏州话里的“筷儿”就是“筷”的后面加上/ŋ/。杭州话是个例外，杭州话的“儿”跟北方方言差不多，是/əl/。除了用“儿”，吴方言还可以通过改变声调、变主元音为鼻化音这两种形式来表示“小”、“诙谐”、“可爱”之义。
根据郑张尚芳、张敏、曹志耘等学者的研究，吴语的小称本应该是直接加“/n/或/ŋ/”，但是音节末尾的鼻音易脱落，有些方言只保留了由语流音变而产生的元音鼻化和声调变化，时间一长，鼻化韵元音和声调变化也逐渐消失了。换句话说，吴语小称的初始状态是在词尾加“儿”，但由于吴语的“儿”是鼻音，易在语流中脱落，故而，现在很多吴语已经没有“儿”后缀了，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苏的吴语区少用后缀“儿”。
虽然江苏地区的吴语不说“虫儿”，同为吴语的杭州话却说“虫儿”，不说“虫”（《杭州方言词典》）。杭州话的“儿”后缀得到了保留，而且具有很高能产性，主要是因为杭州话受过汴洛方言影响，杭州话的“儿”不是鼻音，而是一个类似于北方方言的流音/əl/（高玲芳《吴徽语小称研究》）。
南通话的“虫儿”来自哪里？
从石汝杰教授的《明清吴语词典》和冯梦龙的《山歌》，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北部吴语有丰富的“儿”尾词。石老师在《“山歌”中的吴语语法现象》中对后缀“儿”有如下观察：“儿：名词的后缀，使用频率颇高…..其基本含义是指小、表爱。”
然而，由于吴语的“儿”易脱落，近代丰富的吴语儿尾词只零星存在于现代吴语中。钱乃荣的《上海话语法》提到上海话本来说“虾儿、猫儿、麻雀儿”，但在现代上海话中，后缀“儿”脱落了。苏州、嘉定、崇明的情况与上海类似（例证参看《吴徽语小称研究》）。据此，我们是否可以猜测，近代吴方言本说“虫儿、筷儿”，但“儿”在现代吴语中脱落了。南通话的“虫儿、筷儿”或许就来自近代吴方言。讲述吴县才子佳人故事的清代小说《玉燕姻緣全传》就有“虫儿”一词（“睛里面犹如火萤虫儿乱飞,险些儿性命不保”）。《明清吴语词典》也收录了“快儿（筷儿）”这个义项。
吴语“虫”后的儿化比较特殊。“虫”字本身以鼻音收尾，大部分吴语的“儿”后缀又都是鼻音，如果直接将“儿”加在“虫”后面就违反了“必异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吴语阳声韵后儿化往往是把鼻音韵尾去掉，再改变主元音的调值（pitch）。吴语阳声韵后的儿化还有另外几种形式，包括彻底改变主元音或改阳声韵为促声韵。
以庆元方言为例：
“虫”字单念是/toŋ/,调值是52
“虫儿”是/toŋ/，调值是55，这里的/ŋ/代表了“儿”，“虫”字本身的鼻音韵尾被去除掉了。
从表面上看，庆元话的“虫儿”和“虫”只是声调的变化，但是细究起来这个声调变化是“虫”与“儿”结合过程中产生的语流音变。我们如果对此不熟悉，很有可能就指把庆元话的“虫”当做一个多音字来处理。
由于北方方言也存在“虫儿”这种说法，南通话的“虫儿”是不是从北方方言那儿来的。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南通以北的江淮官话通通说“虫子”，为什么北方方言跳过了苏北广大地区，独独影响了南通？这就很难解释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正因为南通话的“儿”也不是鼻音而是流音，所以很多南通话后缀“儿”仍然被广泛使用，比如“筷儿、虫儿”。
2）吴方言某些名词的深层结构有后缀“儿”，也是“筷儿、虫儿”，但是由于“儿”是鼻音，易脱落，故而在表层结构里“儿”消失了，变成了“筷、虫”。
换句话说，近代的南通话和吴语都是可以说“虫儿、筷儿”的，只是吴语的鼻音“儿”在语言发展中脱落了，南通话的“儿”由于是流音，得到了保存。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南通话的很多“儿”后缀是继承了近代吴语。比方说，“筷儿、猫儿、麻雀儿，虾儿”之类词汇本存在于近代吴语中，但已经基本从现代北部吴语中消失了，然而这些儿尾词仍然存在于南通话中。
为什么南通话不说“虫子”，而说“虫儿”？
我的理解是“儿”表“小”的意思更多一些，特别这里的“虫”是一种小的物体，所以要用“儿”。相反的，“子”的语义虚化了，表示不出“小”的意思。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大多数江苏方言用“虫子”？这我就说不清了。
尾声
名词词缀“儿”和“子”已经谈了好几回了，总是疑问比答案多。我希望通过最近的这几篇博文探讨一下南通话词法和词汇的问题。无奈我水平不高，不免常常错漏百出，偶有所得也往往是拾人牙慧。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儿，子”系列文章：
1. 南通话“儿，子”是否是语法性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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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南通话称筷子为“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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