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王均先生来到楼下的周有光先生家串门，周先生97岁，王先生80岁，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这两位老人看似轻松愉快的闲谈，常常影响着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方向。
记者：您是南通人，那里的方言跟普通话应该差别蛮大的，但是听您讲话觉得您的普通话讲得非常不错，您是怎么慢慢开始讲普通话的呢？
王均：我是从小进小学就说普通话，因为南通话比较难懂，所以小学的老师带头，要求学生说普通话。
记者：那您刚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害羞呢？
王均：倒也没觉得害羞。我小学一二年级在一个女校里借读，女孩子挺那个的，女校的女孩子可厉害了，很神气的了，我又小，在学校里有点腼腆。
记者：那是在哪年了？
王均：我进小学是1927年。
记者：那个时候就有推广普通话的政策？
王均：推广普通话很早了。清朝的时候，桐城派的古文家吴汝纶，他就写信给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就建议说要说普通话。他到日本去了，看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语推行的结果，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因此他给管学大臣建议说要统一国语。到民国二年，1913年，就成立了读音委员会，读音统一会，那个时候就讲究说普通话了。
王均早年跟随中国语言学的泰斗罗常培先生学习，在语音学、民族语言等方面得其真传，现在他还可以听说读写俄语、英语、泰语、老挝语等外语，和壮族、侗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几十年语言学研究的功底，使他对中国的普通话有更深的理解。
记者：我有一个朋友是四川人，他说我们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拿我们四川话当普通话，非让我们都去学你们的北京话，他愤愤不平。
王均：愤愤不平，我到四川去也是。四川也是出好多人才的，觉得我们西南官话通话的地区也相当大，我们也很出了一些人才，所以他不愿意说。
记者：那为什么全中国人都是要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呢？
王均：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你就从明朝算起也有600多年了，算了以前有800年，作为政治中心。包括国民党在南京组织政府的时候，还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因为它好几百年的历史。
记者：它是有政治背景造成的吗？
王均：有政治条件。你比方说皇帝是在北京，他要求说百官上朝都得说普通话。梁启超那时候搞新政，光绪皇帝接见他，他说不了普通话，一口的广东话，结果皇上就觉得很遗憾了。
王老说：普通话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约定俗成地流传了下来。
记者：我想要让大家从心理上都能够接受普通话，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我讲普通话、注意语言的规范跟统一，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王均：你会了普通话，你全国通行嘛。你整个跟哪儿联系都行呀。比方有的人有东北口音、四川口音、湖南口音很多，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跟交流。
记者：那是不是不需要普通人的普通话，非得那么纯正跟规范呢？
王均：普通人能够交流就行了。你说英语吧，各地的英语都有点不一样，澳大利亚，Australia，它说Australia，带口音的。美国的英语跟英国的英语也不一样，都叫做英语。它在各地有它各地的变体，不要紧，但是在各地都能够通的话，这样它的力量就大了，它在国际的交流上，科学技术、教育各个方面，经济的交流都有好处。
记者：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化应该说是相当丰富，如果普通话推广到有一天，全国人都只会讲一种语言，这会不会是一种文化上的损失呢？
王均：语言绝对说都达到很纯粹的标准那是很困难的，推广普通话并不要求消灭方言。你比方说闽南话，它能够联系闽南的侨胞，闽南在台湾的同胞，他说家乡话特别亲切，为什么不利用它呀？方言有方言的用处。
王均先生说，他这辈子花时间最多的，还不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而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项工作他做了30年，他整个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都是在四处做调查，这看似寂寞的学问对他而言却是妙趣横生。
记者：那在这种相对偏远的地区跋山涉水，不断地记录整理，这样的工作您有没有觉得有些枯燥的时候？
王均：我从来没枯燥。到是我的发音人……
记者：发音人指的是什么？
王均：发音人是我找一个老乡来，说这个地方有代表性，找他来，找几个人来记他的音。
记者：就是他跟您说话，您来记？
王均：我问他，这个树叫什么，那个叶子叫什么，这个虫子叫什么，我就记音记下来。有时候听不好还得再问，我还得模仿，我再发给你听对不对，你听的是对，我就是对了，你说不对我还得重听，还要再记。这个发音人说，我宁可出去打石头，我也不愿意坐到这儿来。
记者：主持人：为什么？他觉得很烦？
王均：打石头很自由呀。他在外面空气也很好，坐在这枯燥。当然我们也给他喝酒呀、抽烟呀、糖呀，他就不愿意，太枯燥。可我们乐在其中。
记者：对您来讲兴趣在哪儿呢？乐趣是在哪儿？
王均：乐趣是你的语言我能记下来，最后我能发得跟你差不多，我就感觉到我学像了。就乐趣在这儿。
这就是王均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40几年前创造的壮族文字，他说，记录下民族语的发音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文字，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很落后，有了能跟汉语拼音对照的文字，大大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记者：您过80岁生日的时候您的一些弟子想给您开一个研讨会，您还想要拒绝。
王均：我坚决不同意。我说那不行。
记者：您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做出来。
王均：对。
记者：那您觉得什么是大成绩呢？
王均：大的成绩你就是自成一派呀。在国际上讲起来人家都是竖着大拇指头的，某某人，我还没做到这个地步。我知道一些，知道东西也还不少，干事呢，什么也都能干，就叫做什么呢？叫杂家。说专家呢，半个专家，不够专。
记者：那为什么您没有深入下去，没有做专呢？
王均：没做专就是因为杂。我做宏观方面比较多，在一个语言深入到很深，有别人所达不到的深度，我没有做到。
王均先生生平
王均 （1922年3月1日—2006年8月2日），汉族，男。原名王鋆，1922年3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所及语言学系，1949年2月在江苏省南通市参加革命工作，在南通师范任教员。
1950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系副教授。2006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壮侗语族诸语言）和普通语音学、音系学、应用语言学、语言规划的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科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副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方主编之一,《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主编。90年代，曾主编《罗常培文集》、《南通地区方言志》，担任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编委。有著作论文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均在语言文字学方面造诣精深，在语言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他早年师从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罗常培、王力等大师，成为两位大师的得力助手。30岁时，他已经成为语言教学、研究的骨干。与罗常培合著由他执笔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中国第一部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水平颇高、影响深远的语音学专著，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得到高度评价，也是语言学专业学习的必读书之一，至今在语言学界仍有重要影响。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及发表的《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划问题》等多篇论文，受到国内外语言学者和读者群众的赞赏。
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公布的博士生导师。作为语言文字学专家，他曾出访多国，参与国际标准化会议，进行学术交流。20世纪80年代，王均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在语言文字应用和规范化方面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他把工作重点放在语文现代化领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领军人物，为中国语言规范的实施和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