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友农
某日，路过城郊结合部的一个新村。在居民区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舞台，悬挂着横幅，上面写着“××××通剧团”十分醒目。旁边还置放了许多香火、炮竹……附近的男女老幼，扛着凳子，搬着椅子，还呼唤着“看僮子戏了，看通剧去呀……”纷纷前来抢座，随着“咚咚哐，咚咚哐１的锣鼓声，“戏”就开演了……
这样的场景我遇到过好多回。这种活动，据说在周边农村乡镇很普遍。
通剧作为地域文化，我把它称之为“戏剧现象”。它确实演一些戏，如《王清明合同记》、《陈英卖水》等，同时也做一些祭祀活动。通剧的本身源于僮子戏，而僮子戏的前身，源于“僮子会”——一种“驱邪纳吉、祈求太平”的古老傩仪，其演化过程漫长而复杂。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这方面，南通市张自强、杨问春、施汉如、曹琳等人已作了艰苦努力，或深入探究，或著书立论，成果累累。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而我客居南通虽有30余年，但毕竟是外乡人，又不涉猎其研究，知之甚少，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所以在这里妄说通剧，是因为有一段工作关系的接触，任务式的参与，出于对地域文化的热爱，利于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把一些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回忆起来，很可能是鲜为人知的。
上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刘光同志指示以市文化馆为阵地，组建一个包括新音乐工作者邱轶，老通剧音乐工作者李少麟在内的三人小组，并拨款8000元。我是责任人，尝试通剧进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改革。
建国初，民间盛行的“上童子”确有很浓的封建迷信色彩，即使其中的“戏剧”部分，也不乏糟粕，而把它其中的“戏剧”拿来上演（有的说“童子书”可视为曲艺，有的说“童子戏”可视为戏曲），也难避宣扬封建迷信之嫌，因而反反复复被下令禁演。但群众却非常喜爱，偶有演出，盛况空前。作为一个地域的民间文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禁不是个办法，也禁不了，不是吗？50年来，经过多少政治运动，经过多少起起伏伏，如今依然“猖獗”。我们应该正视它、改造它，不应该忽视“合乎民心，顺乎民意”。通过救活、改造、革新、发展，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地方剧种，这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州大地诸多的戏剧现象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常听人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由此看来，我想当年市委领导刘光同志的想法，是符合当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提倡先进文化，鼓励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精神的。
当时，三人“通剧改革小组”也作了一些调查、摸底工作，向一直关注“通剧”的文化部门的老领导、当事人了解情况。其实建国初就有试图把“童子戏”改造成地方剧种的初衷，反封建迷信是主要的，故曾一度改过一字，叫“侗子戏”，后来又觉这个“侗”，会被人误为是“侗族”少数民族的戏，再改由“僮”字替代。1958年，由南通市人民委员会文化科于10份批准成立了“南通市僮子戏实验剧团”。
最近，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会议间与曹琳先生有所交流，还求教过直接参与当年其事的文化部门的季茂之老领导，说到一些当时的情况：1960年春，上海来了两位电影界的大家，作曲家瞿白音和导演汤晓丹，由时任市委书记的刘光、市长沙衡、副市长曹从坡等陪同，季老也在场，观看了僮子戏。沪上艺术家很感兴趣。沙市长说：这是南通的乡土戏曲，就叫一个大众化的名字“通剧”吧！1960年5月更名为“南通市实验通剧团”。“通剧”之名由此而来。直至今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常愿把“童子戏”冠名为“通剧”，主要出于避封建迷信之考虑。
南通市实验通剧团的出现，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人们企盼的，也好像终于有了南通人自己的剧种，这时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迈出了一些改革的步伐。为了改变过去男女老幼不分角色同腔同调，而可用之调又很有限，且悲腔居多，不用乐队伴奏，仅靠锣鼓单调的“咚咚哐”等弊端，作了一些改变。剧目方面有创作的、移植的、改编的；内容上有传统的、有现代的，而且以现代题材为主；在伴奏形式方面有了丝弦、弹拨乐等文武场面；唱腔方面引入了民间山歌、小调、号子，还借鉴了其他剧种的音乐素材，并开始向板腔体过渡；角色方面也分了行当等等。最初的路子不能说不对，似乎一个新型的地方剧种初见端倪。不料，情况出现转折：1961年下旬，通剧以一出当时颇具影响的《好书记》赴省城演出。虽然当时的省委领导给予关注，给予鼓励，但观众却对通剧比较陌生，特别是专家们对唱腔、曲调、伴奏音乐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新歌剧，不是地方戏曲，尤其建议声腔改革要慎重。回到南通以后，虽经各方努力，也作了分析、研究、探讨，但一直举步维艰，加上“三年困难”的影响，1964年9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南通市实验通剧团。至此，人们对自己地方剧种的企盼，何时再有自己的通剧团有些渺茫了。尽管我认为直至今日，僮子戏仍在城镇乡野大行其道，僮子戏录音仍在大街小巷热播；尽管通剧已作为剧种入“典”、入“卷”，但这个“剧种”的现状和未来实在令人担忧，难道“剧种”梦就这样被灭了吗？
当年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认定一个剧种是要由官方批准的。那么通剧“不是戏曲”，不被认定为剧种的原因何在？接手改革通剧任务后，带着这些问题，我等曾几次赴宁，找到了省文化部门“文革”后又重新复出的相关领导，他们都是当年评论《好书记》的当事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说：认定一个剧种须具备3个条件。一、要有该剧种的代表剧目，京剧就不屑说了，像昆剧有《十五贯》，黄梅戏有《天仙配》等等；二、要有该剧种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例子就很多了；三、最重要的是要有该剧种自己独特的成套唱腔。这是我国众多戏曲剧种的重要区别所在。通剧的最大弱项是唱腔，况且还没有成套、成熟的板腔体系，这可能就是与当年否定通剧作为剧种的主要缘由。
回来以后，人们一面向领导汇报，一面着手以唱腔为重点的改革试验。复排了重新整理的当年通剧团上演过且反映较好的对子戏《上河工》，又从江苏省昆剧团移植了《喜搬家》等两个独幕剧。因都是现代戏，我们尝试用板腔体，从人物、角度、剧情出发，揉合一些“童子调”来设计唱腔，效果不错。在当时市文化馆小剧场首演，市委主要领导和文化界人士看了以后给予肯定、鼓励。之后又在“东风剧潮（新新影院）公演，可能由于“文革”闹“看戏荒”的原因，居然出现剧场门前等退票的情景。
我们的这种稚嫩、初步的改革，因各种原因只进行了不到两年，应该说是迈开了第一步，领导这一工作的刘光、陶应衍老同志早已作古，与我一起参与改革的李少麟、邱轶也先后去世，让我十分怀念，更让我遗憾的是，从僮子戏到通剧已经爬涉过来了，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据说现在有二、三十个称为通剧团队的班子活跃在市郊、乡镇，不时还在做“会”。虽然打着“通剧”的牌子，仍旧是“咚咚哐、咚咚哐”，想必“通剧”与“僮子戏”已合二为一了。
作者简介：
杜友农（1941-2014），生于湖南湘潭，1961年8月参军入伍。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南通，和南通曲艺工作者共同组建了曲艺创作组。他不满足于当时南通曲艺单一的相声表演，尝试以快板、评弹等形式呈现曲艺作品，掀起了地方曲艺表演的阶段性高潮，《将心比心》《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大一批来源于生活的南通方言小品受到了百姓的喜爱。
杜友农是南通市曲艺界元老，开创了用南通方言表演小品的先河，被誉为“南通的赵本山”，在他的影响、指导下，很多人走上了戏剧、曲艺的道路。杜友农多才多艺，曾担任过市文联组联部主任，市曲协、民协、音协3个协会的副主席，并为南通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