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

【南通方言网按】下文节选自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文章讨论了晋方言全浊声母送气现象，并结合其他语音资料，提出晋南、关中方言导源于唐宋西北方音的看法。在鲁国尧“客赣通泰方言同源”假说的基础上，李如龙、辛世彪进一步提出“秦晋、江淮（通泰）、客赣”尽皆源自古代秦晋方言的设想。下面为文章主要内容 （有删节）。

一

山西方言的送气音区集中在晋南地区的苗城、平陆、永济、运城、临琦、夏县、垣曲、万荣、闻喜、绛县、河津、樱山、新绛、侯马(曲沃)、翼城、襄汾、浮山、临汾、乡宁、吉县、洪洞、古县、霍州23点，也就是说除沁水以外南区所有的点。另有西区的爆县、永和、大宁、蒲县、汾西5点。南区23点送气音区范围之广，一致性之强，在山西方言中是罕见的。而西区5点在地理位置上也与南区连成一片，秦汉时代这一带都属河东郡，历史上这里统称为河东地区。今天南区方言无入声，西区5点有入声，但在历史上它们当同属河东方言，有共同渊源关系。试看下表(材料据侯精一、温端政1993及有关山西方言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也广泛地见于陕西关中方言。关中方言51个市县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在老派或白读音中也大部分读成送气音。据孙立新(1997)，有些字如“舵造倍捕着绽”等在整个关中方言区的51个市县都读为送气音。其他一些古全浊仄声字则不同程度地读为送气音。

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读送气清音分布于关中地区东南及西北各地。但西安市及其周围的市县读送气音字较少，显然是近代以来受共同语影响的结果。离西安较远的永寿、丹凤、铜川、黄龙、洛川、富县等地读送气音字较多。关中西部的宝鸡、岐山读送气音字更多。

关中东部的渭南、韩城等地读为送气音的字也很多。这里距晋南地区最近，韩城更与晋南的河津隔河相望，许多语音特点也与晋南相同，如韩城方言宕摄舒声白读与果摄韵母相同(茹钢1997)，晋南河东方言也是如此。

另外，甘肃东部地区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也大部分读为送气音

陇东地区在扬雄《方言》中称为“秦之西鄙”、“西秦”，属于秦方言(李恕豪1992)。三国魏时陇东与关中同划归雍州，语言应该也是相近的。今陇东方言与关中方言还有很多共同点;陇 东方言除陇中片平声不分阴阳因而只有三个声调外，其他特征基本与关中方言相同。因此，我 们这里所说的关中方言，大体上也能概括陇东方言。另外河南西部与晋南关中交界的灵宝、陕 县也是古全浊声母一律读送气清音(贺巍1985)，我们这里一律用晋南关中(或秦晋)方言来称 述。

二

晋南、关中方言在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这一点上所表现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它们在古代必有共同的来源。这让我们想起了唐宋西北方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译音对音材料所用的西北方音，其送气音的特点也与晋南、关中方言相当一致。

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据罗常培(1933)，此对音本是中晚唐吐蕃据陇西时代(公元763-857)为学习汉语便利而作。书中全浊声母字大部分变为次清，即送气清音:

唐五代时期的注音对音材料也有用其他西北方言来注音的。如五代时用敦煌方言注音的《开蒙要训》所反映的音系就与关中晋南很不相同。伯希和所得的注音本《开蒙要训》(p.2578)收人刘半农《敦煌掇琐》中。《开蒙要训》是东晋时的东西，此书音注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一位姓张的敦煌郡学士所注。此音注在声母上表现为帮业互注，非奉互注，端定互注，精从互注，照澄互注，见群互注，心邪互注(罗常培1933)。可见，唐五代时敦煌一带的方音不是全浊与次清混而是全浊与全清混。敦煌文献的假借材料也是全浊与全清混。如捕与怖混，倍与背混，抱与保混，道与到混，惮与旦混，尽与进混，钱与千混，及与既混，兢与竟混，曹与遭混，奇与寄混，助与祝混等(邵荣芬1963)。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其他几项汉藏对音译音材料所反映的敦煌沙州一带的方音也与此相同。

由此可见，唐五代时西北地区既有全浊声母读为送气清音的方言，也有全浊声母读为不送气清音的方言。关中晋南一带的方言属于前者，河西走廊一带的方言属于后者。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说:“今荆襄人呼提为堤，……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稻是定母上声字，讨是透母上声字，釜是奉母上声字，付是非母去声字。透定相混，非奉相混，说明当时关中方言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而且全浊字是读为送气清音的。对音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全浊声母读为送气清音的方言，确定无疑是关中一带的方言。

三

关中晋南方言的形成由来已久，不少特点古已有之。唐宋时期秦晋方言的特点除送气音外，还可举出一些。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千字文》的汉藏对音，凡阳韵字都读[o]。敦煌变文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虘练子·孟姜女》第二首:“辞父娘了，入妻房，莫将身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以“房娘婆”相押(引自龙晦1983)。宋张师正《倦游杂录》云:“关右人或有作京师语音，俗谓之撩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河东人，……作诗寄郡中寮友，破题日:‘县官伐木人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士人而拘俗不典，亦可笑也。”(引自周祖漠1962)《番汉合时掌中珠》反映的宋代西北方音里宕江摄部分字混人果摄读[o](李范文1994)。今晋南方言宕江两摄舒声白读及人声与果摄一等相同或相近，主元音都读为[o],[ɔ]或[ə]，与唐宋西北方音一致，晋中晋西与此接近(温端政、侯精一1993;王洪君1992)。陕西关中的韩城方言也有此特点(茹钢1997)。

宋人刘那《贡父诗话》云:“周人语转，亦如关中以中为蒸，虫为尘，丹青之青为萎也。五方语异，闽以高为歌，荆楚以南为难，荆为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闽人讹高字，则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为讹姜字，则青为妻，谓经为稽。”关中人以中为蒸，闽人歌豪不分，至今犹然。可见方言特点一经形成，是很顽固的。我们完全可以以今探古，用当今方言调查的结果推测古代的方言状况。至于以青为姜，《开蒙要训》以青齐互注，以庚注齐，以庚注祭，以清注齐，与此相同。但此现象不多见于今关中方言而大量见于山西晋语区，可能是近代以来关中方言受中原共同语影响所致。关中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共同语的影响较之对晋中地区要大得多。

马伯乐(1920)在讨论8世纪长安音时用不空梵汉读本《字母品》、日译汉音及汉藏对音《千字文》，推定唐长安音泥母为nd,n，明母为mb,m,疑母为ŋɡ,ŋ。罗常培(1933)用《大乘中宗见解》、《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中的译音和对音，考证唐五代西北方音明母为mb,m，泥母为nd,n,疑母为ŋɡ,ŋ。张清常(1963)也发现《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中以m,b对中古汉语明母，以d对泥母，以g对疑母。《掌中珠》所反映的宋西北方音里也是明母读mb,m，泥母读nd,n，疑母读ŋɡ,ŋ,(李范文1994)。今天山西方言晋南24点，西区15点，中区21点的明、泥、疑_母普遍带有不同程度的浊塞音(侯精一、温端政1993)。种种迹象表明，唐宋时代秦晋方言的范围比现代晋南、豫西、关中、陇东要大。尽管历史上由于中原官话的强力影响而使一些固有特点丧失，但这一方言并没有完全消亡，许多重要特点依然保存(参看王洪君1987)，并成为我们考察其他相关问题的一个基础。

四

从纵向考察晋南关中方言的“全浊送气”方音特点和唐宋西北方音有继承关系，那么，从横向考察晋南关中方言和现代的江淮(通泰)方言及客赣方言的“全浊送气”是否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在黄河流域燃起战火，又因匈奴等族反晋，遂有汉人“永嘉(307-312)南迁”。从4世纪初到5世纪中叶，发生了中原汉人络绎不绝的首次民族大迁移。这次移民最多落足于今江苏境内的长江西岸。据《宋书·州郡志》，当时设置的侨郡23个，侨县75个。“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葛剑雄等1993)

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研究与此是可以相论证的。他说:“客家先民第一次迁移运动的途径，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渡黄河，依颖水，顺流南下，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罗香林1933)

东晋南迁之前，长江中下游的方言应该是早期汉化的楚语和吴语。经历了这次民族大迁移，以中原汉语为基础的“雅言”、“通语”显然是大大向南扩展了。这就是颜之推所说的“冠冕君子，南方为优”(指南迁的士大夫语言标准)，“间里小人，北方为愈”(北方的平民百姓仍说“通语”)。他们为《切韵》所定的语音标准则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东晋南迁之后，又有安史之乱、唐末五代和宋元之交的三次北人南迁高潮。客赣方言区的先民正是后来又陆续南下的。从现代方言的特点来看，江淮官话的东片(从泰州到南通的通泰方言)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今读送气清音是和客赣方言十分一致的，而江淮官话的西片(合肥、南京、扬州一带)则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鲁国尧先生曾倡“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1994)。说南朝通语都是“全浊送气”的，根据似嫌不足。如果说，从洛下一带人主金陵的望族们仍保留着中原旧音，后来跟着主流逐渐成“平送仄不送”;而留在江淮方言东片的“通泰”人和继续南迁的客赣方言区的先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晋南关中东来的“秦晋流民”，后来就走了“不分平仄，全浊送气”的路子，这就顺当得多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现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浊送气”的特点都应该说是有源流关系的，换言之，都是从古代的秦晋方言承传下来的。古全浊声母今读一律送气的方言，全浊音也最早清化。秦晋、江淮(通泰)、客赣方言中“全浊送气”这一声母上的承传演变至少已经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参考文献

葛剑雄等 1993《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贺巍 1985《河南省西南部方言的语音异同》，《方言》1985:2，北京。
侯精一、温端政 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太原。
黄笑山 1994《(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文津出版社，台北。
黄振华 1983《(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见《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李范文 1994《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李恕豪 1992《扬雄<方言)中的秦晋方言》，《四川师大学报》1992:1，成都。
刘广和 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3，太原。
龙晦 1983《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西南师院学报》1983:3，重庆。
鲁国尧 1994《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载《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郑州。
罗常培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上海。
罗香林 1933《客家研究导论》，古亭书屋.印行，1975，台北。
马伯乐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l les T`ang(1941年北京影印本)，中译文“唐代长安方言的声母系统”(姚彝铭译)，《音韵学研究通讯》，总14期，武汉。
聂鸿音 1985《慧琳译音研究》，《中央民院学报》,1985:1，北京。
茹钢 1997(韩城话的语音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7:3，西安。
孙立新 1997《关中方言略说》，《方言》1997:2，北京。
邵荣芬 1963《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3，收入《邵荣芬音韵学论集》1997，首都师大出版社，北京。
施向东 1983《玄类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言》，《语言研究》1983:3，武汉。
王洪君 1987《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1，北京。
————— 1992《阴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下)》，《语文研究)))1992:1，太原。
王吉尧 1987《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语言研究)))1987:2，武汉。
于省吾 1964《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师”和“八师”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3，北京。
张清常 1963《唐五代西北方音一项参考资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1, 收入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1993，商务印书馆，北京。
周法高1948《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收入周法高《中国语言学论文集》1981，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周祖漠1962《宋代方音》，收入《周祖漠学术论著自选集》1993，北京师院出版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