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志》的编写
陆文蔚
方言志的编写是一项繁重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南通方言志的编写工作就更加繁重而困难，因为南通地处“江淮之委海之端”(张謇语)的特殊地理环境，南通城区和附近一带，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南通话。北三县海安、如皋、如东大都属江淮方言区，南边海门、启东两县市属吴语方言区，而市郊东南角的新港镇和南通县西南面竹行、川港、张芝山等乡镇和东北的三余，以及如东县的掘东、兵房等地，又都是讲的海启话，尤其是从南通县的余西、东社、二甲到海门的四甲、余东、包场直到启东市的吕四的沿原范公堤的一个狭长地带，又是特殊的通东话，这些，就形成南通方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更增加了编写《南通方言志》的难度。
南通方言，从史册上看，两百多年前的1744年(清乾隆九年)至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修订的《如皋县志》，有“方言”这一部分，是附录，所收的方言词数量很少。一百多年前1875年即清光绪元年修订的通州志，有“方言”的附录，仅载有190多个方言词，亦简单之极。直到本世纪初，通州城里人孙锦标伯龙先生为“补州志之缺，正州志之误”，花十年功夫广为搜集，予以考订，1912年成书，于1913年出版《南通方言疏证》一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南通翰墨林书局发行，一函四册，张謇题签)。后来又积十年之功，继续完成《通俗常言疏证》(四册一函，南通翰墨林书局印刷出版)，于1925年出书发行，这才开创了南通方言的专门研究，为南通方言典籍的开山祖，在国内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有管劲承先生的南通方言词的记录，(只记词条，未作说明，未成书)，五十年代后期先后出版了《南通人学习普通话手册》、《海门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如皋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分别由邵盘世、许宝华、汤珍珠等同志编写，后有管剑阁先生的《海门方言语俗语志略》(1988年海门县政协内部印行)，另有移居台湾的如皋籍人丁邦新的《如皋音韵》，还有林美玉、陈有根等同志南通方言研究单篇论文，都对南通方言中的某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可贵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方志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编篡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全国各地都积极组织力量编写省、市、县地方志，而方言志又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云南省方言志》、《上海市方言志》、《苏州方言志》都列入国家“七·五”计划，作为重点科研项目，先后完成出版。1986年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着手组织力量编写《南通市地方志》。而《南通方言志》的编写，起步较迟。1988年11月，南通市语言学会在海安召开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年会，有成立南通方言研究中心的建议，得到抓文教的副市长王湛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以南通师专易国杰校长为方言研究中心负责人，进行筹备，于同年12月10日，召开南通方言研究中心成立会，决定以易国杰、陆文蔚、邵冠世三同志为核心组成员，领导方言研究中心开展工作。
方言研究中心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专题讲座，培训骨干力量，以利开展方言的调查研究。1989年2月发出邀请，请南京大学语言研究工程中心主任、著名方言研究专家鲍明炜教授到南通举办讲座。3月上旬，在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方言研究系列讲座”，由鲍教授主讲。鲍教授的研究生、南大中文系讲师薛遴同志担任辅导。参加听讲的有南通高校的文科汉语教师，有中学、中师对方言研究有兴趣的语文教师，有市县地方志办公室负责整理方言的同志，共30多人。学习了古音韵，国际音标，学习了标音方法，和练习发音，研究了方言调查的方法方式和注意点。参加听讲座的同志都十分认真，有的晚上不休息，续继研究到深夜。这样，为下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着，为了吸收国内各地关于方言研究的已有成果和先进经验，除指派青年同志到南京大学摘抄1958年江苏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关于南通方言音系和如皋方言音系的有关材料，作为主要依据和参考。又先后购买了李申编著的《徐州方言志》、管剑阁的《海门方言俗语志略》，人手一册，油印誊印了一些有关江淮方言和南通方言研究论文资料，做到人手一份。并先后购买了《苏州方言志》、《上海方言志》、《云南省方言志》，并订阅《方言》杂志，让方言研究中心成员阅读、学习、参考，吸收外地的先进经验，提高自己的方言研究和编写水平。
在这样充分酝酿准备的基础上，1989年5月，召开第二次《南通方言志》编写工作会议，参加的有18位同志，鲍明炜教授特地从南京赶来南通作指导，决定从语音和词汇这两个重点部分着手调查，搜集积累资料。将前人已有的材料一一制作卡片，同时又广为搜罗民间至今还流传和运用的一些方言词语。9月份又召开了第三次工作会议，汇报检查5月份会议所布置工作的完成情况和研究存在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11月下旬在如东掘港举行的南通市语言学会第八次年会上，结合举行第四次工作会议，邀请当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均同志(南通城里人)参加，和鲍明炜教授一起指导，拟定《南通方言志》编写纲目。正式聘请鲍、王二先生为顾问，部署按所拟六章纲目(绪论:南通方言特点、音系、词汇、语法、标音举例以及方言地图)，分工负责，全面铺开，开展工作。
方言研究中心核心组成员深刻认识到:编写《南通方言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于是在1990年一年又先后召开三次工作会议，分阶段汇报检查和研究工作进展方面的各项有关问题，工作一直按要求进行得比较顺利。在此期间又购买了录音磁带，各市县分别进行录音，合计十盒，分别作了书面说明和标音。磁带和说明于1991年春节后带到北京，请王均同志作语音分析研究。
1991年4月下旬，在南通县金沙举行第八次工作会议。顾问王均同志特地赶来，听南通市和六个县(市)同志“一分BlJ发音，进行分析，确定了七个音系，并就如何标音等等一一作了说明，共同研究，这就为南通方言词语如何注音作出了明确依据。
在第八次工作会议上，经过充分了解，各位同志所制作的卡片已达五万张左右，写的文字材料，也已有数十万字，所搜集掌握.南通方言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于是决定:于1991年暑假，在南通市集中编写初稿，为期十天左右，要研究中心全体同志加紧准备。核心组负责同志多方面筹措集中编写费用，编写人员住宿和伙食等各项具体问题，一一落实。于7月10至20日，市县同志齐集，分组分工紧张地进行工作，通过十天的共同努力，七个音系的语言材料基本齐全了，三十五个门类的词汇材料，也大多合拢了，语法材料也初步完成了。
一经集中编写，我们发觉:南通方言的词汇十分丰富，初步整理已有一万二千多条，再加补充可达一万三四千条，远远超过我们的预计。我们原先在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为搜集，使词汇达到近万条，现在是大大超过了。南通方言词汇的丰富表现为同一事物、同一意思常常用多种不同词汇来表达。如普通话一说的“小气”，南通方言就有“小家气，、“小气鬼”、“蔷掐”、“小吊码子”、“小俚俗哉”，“小眼小孔”、等等六七种表达词语。例如说人“睡懒觉”，南通话说“睏懒觉”，只有责备之意，如果说“晒干”，就有骂人的意思，但只是轻微的骂;如果说“挺尸”，骂的语气就重了。又如说男女做爱，南通方言就有八九十来种说法，有的文雅严肃，有的理俗粗野，有的诙谐戏谑，有的亲呢隐私，各种身份，各种场合，各种不同关系，各种不同感情，就运用不同词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形成南通方言词语的丰富多样。
七月份集中编写以后，又经过一些同志整理誊写，历时两个多月，到九月底，我们还只是完成了《南通方言志》初稿的底稿。我们准备把它提交给有关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再行修改，然后再行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加工，再请鲍、王二位顾间复审，再行修改仔细琢磨，提高质量，务求达到应有的出版水平。
我们在前一阶段两年半的编写过程中，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要搞好《南通方言志》这样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各方面的协作。我们从南通方言中心酝酿成立起，就得到南通市政府的关心，抓文教的王湛副市长对研究中心的建立，核心小组成员的确定，方言研究作为市社联的重点研究课题等非常关心。并多次对召开工作会议予以指导，对必要的研究活动经费也给予支持。南通师专易国杰校长负责方言研究中心工作，主办方言研究系列讲座，师专对几位参加研究中心的教师，拨给一定的科研经费。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从研究中心成立一开始就给予大力支持，乔显曾、邵健两位主任，先后参加了三次工作会议，经费方面也尽量予以照顾。县市参加研究中心各位同志的所在单位也全力给予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和协作，《南通方言志》的初稿不可能编写成功。
(二)要有一支热心于研究南通方言的骨干队伍。在1989年3月举办方言研究系列讲座，经过专业培训之后，5月召开的第二次方言志编写工作会议，参加的共有18位，当时主持会议的比之为“十八学士”，要求“十八学士”各抒所长，通力协作，共同完成这一“千秋大业”。这18位同志三年来同心协力，全力以赴，吃苦耐劳，克服各自遇到的各种困难，分期分批完成预定任务。而这18位同志绝大部分木职工作都很忙，都是挤业余时间搞的。他们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努力搞好研究工作。有的同志家中住房狭窄，成万张卡片要整理分类，白天摊不开来，硬是利用夜间，家人睡了，把饭桌、学桌拼起来，进行分类整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35类方言词汇的分类整理工作。因此，我们集中一批人力，共同工作，完成一项重大课题的方式，南京大学鲍明炜教授称之为“南通模式”。如果说这可以成为一种模式的话，它的特点是:参加工作的 同志事业心强，.大家对事业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共同的事业亲密合作，任劳任怨，在所不计，有枷，有步骤，分阶段，抓得紧，抓得实，有始有终，不达目的，决不松劲。这就是两年半来方言研究中心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的方式方法。
(三)要有高水平的指导。南通方言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南通方言志》的编写工作，一开始就在南京大学鲍明炜先生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又在南通籍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同志共同指导下，拟定编写提纲和核定音系。这样，就避免走弯路和求得少出差错。因为参加工作的18位同志，都是业余爱好者，对方言研究有兴趣，有热情，但缺少应有的专业知识和训练，都是从学中干，从干中学，没有鲍王二位专家一贯的热心指导，《南通方言志》不可能在两年半时间内，看到初稿的完成的。
(四)借鉴前人和外地的材料和经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1989年5月《南通方言志》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起，就搜集了本地前人已有的材料和先行的兄弟省市的研究成果，学习参考、运用，这对开展编写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充分的经验，在在此基础上，我们is位同志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口头语言的活材料，搜集前人所未能广泛搜集到的新鲜活泼的生动词语，运用近代的研究整理的方法，归类标音，查找了凡是可以查找的字典、词典等各类工具书，使所写出的方言词，都有足够的根据。这样，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吸收，又有创新，既有一般，更显特殊。以求名副其实地做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南通方言志》刚刚编成初稿，我们今后一两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复杂，很艰巨。要成为一部拿得出的南通方言研究书稿，还要作出比以往两年多时间里付出更大的努力，付出很多的劳动。我们18位同志有决心有信心在市领导的关心支持、在二位顾问的悉心指导下，把编写工作一步一步做得更踏实更细致，拿出一部无愧于760万南通人民的书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