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南通的典当业
文/缪子中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989年12月
一、概述
南通城区的典当业，抗战前共有五家，它们是南门新城桥的“三泰典当”(后收为五福典当)，十字街南的“源大典当”，西门河西街的“万隆典当”，西门马家府的“通济典当”及东门吊桥之东的“洽泰典当”。这五家典当中“三泰”和“源大”夕大约在民国初年就已停业夕“洽泰”在抗战期间被日军焚毁，“万隆”和“通济”在解放前后，先后停止。 “典当”也称“当铺”，它是以收取衣物等为主的动产作抵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旧社会的劳动人民，受着地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终年起早贪晚，辛勤劳动夕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夕如果碰到病灾丧亡等等意外事故夕急需用钱时，往往告贷无门。虽然有以贷放货而榨取高利的“印子钱”，可条件甚苛，找中觅保，不是一般劳动人民可以轻易借到的，且“印子钱”利息很高，年利率一般在百分之二百左右，有的甚至高达三百，而且预扣利息。还有用“利滚利”的办法，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即使求爹爹拜奶奶，千方百计借到“印子钱”，最后，还是被弄得倾家荡产。旧社会有这样一首民谣:“印子钱，一还三，利加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就是劳动人民对旧社会高利贷剥削的血泪控诉。
在这样情况下，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扛着慈善为一怀的招牌，办起了“典当”，虽然借款方便了些，手续也简单了些，但是，他们还是以营利为目的。利息虽低于“印子钱”，但仍在月息二分上下。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所以当时的劳动人民，在急待用款时，仍不得饮鸩止渴，没有摆脱身受高利贷剥削的痛苦。
二、组织
典当业的组织形式，随着资金的多寡，范围的大小而’不同，有独资、有合伙，也有股份形式。就南通几家典当而言，合伙较多。这种合伙的典当，主要组织形式是“四内缺”、了‘四朝奉”、“四中班”和若干学生和老师傅。所谓“四内缺”就是“管事”、“管包”、“管钱”、“管饰”，以四管分掌全当内外各项工作。”管事”等于一当之主，有对外代表本当之权，“管包”主要是管实物进出夕‘兼有带领学生的任务;“管钱”主要是管现金收付，并负有调剂资金余缺的责任乡“管饰”主要是管理首饰的保管与进出.。也有是“三内缺”管钱的兼管首饰。所谓“四朝奉”，就是四个应柜的人员，按他们到当工龄长短和资厉深浅来分配，工龄最长，资历最老的分配在第一柜，其次是第二柜，再次是第三柜，工龄较短，资历较浅的分配在第四柜。典当有这样一个“上不死，下不升”的规矩，就是说第一柜的人死后出缺，二柜才能升到一柜，二柜的人死后出缺，三柜才能升到二柜，四柜升三柜也是如此。“朝奉”的主要任务，是在柜面上接受典户交来的抵押品后，看货估价，他们是业务战线上的前哨，全·当经营得好坏，关键就在于“朝奉”。所谓“四中班”就是帮助“朝一奉”处理业务，其中“中班”的头子管开票，二号“中班”管栈房夕三号四号‘长中班”管抵抖品的捆扎打包。学生一般五至十人。也有具体工作，如店内外的清洁卫生和其它接接拿拿杂务工作。此外还有老师傅四至五人分管当内伙食、日夜巡查司更工作。如果是股份的形式，照例有一个股东会的组织，并通过股东会选出董事长、经理、副经理等职，下面也有“朝奉”、“中班”、“学生”和“老师傅”。
三、业务
南通的几家典当，他们经营的业务对象夕是郊区农民和城市平民，当他们发生意外事故，迫切需要用款时，即可将衣服首饰等动产，持向典当承做抵押借款。古董、神袍、旗伞、军装、军服等，典当概不受当。“朝奉”接到借款人交来的物品后，看货估值，按质论价，但是都要打一个折扣，一般在抵押品价值的五成上下。如果是贵重衣物，要典当另外保管时，须另付“存箱费”。这种“存箱费”也是一种额外剥削，实际上只是加纸包扎而己，仍放在格子货架。受押物品成交后，给以收据，称为“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夕交抵押人收执。利率在月息二分上下，抵押期限有长有短。一般自六个月至十八个月不等。到期后不能取赎，可付利息转票。尚使不付转息票，超过二十一个月即为“满当‘”。由典当没收其抵押品。这些“满当”的抵押品，一年大约清查两次，凡是清查出来的满当衣服，即交衣庄承购，衣庄在承购满当衣服时夕先是“抽样看货”并了解当价和货价的差额，然后双方协议价格，一般按当价加成收购，即所谓加“贯”多少。经双方同意后，办理成交手续。满当衣物基本上由衣庄一揽子包下去。衣庄收购的衣物则放在门市出售，出售的价格，按衣物的质量和式样自行订价，并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随时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衣庄的利润总是大于典当。典当承做抵押放款时，所须资金夕除自有资金外，也有部份是私人存款。这些私人存款，一般月息一分。如果周转资金不够，还可以向钱庄借款，利息不超过月息一分，倘使高出一分以上，成本加重夕典当就无利可图了。钱庄鉴于典当信用好，经营又稳健，大都乐于将款子借给典当。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时，劳动人民需款较多，典当业务也随之较忙，这时是典当用款季节夕等到秋熟以后，农村有了收入，劳动人民纷纷来当取赎，这时是典当多款季节。而钱庄情况恰恰相反，春季由于工商业进货不多，不需要向钱庄借款，这时钱庄的款子，正好放给典当，以满足其需要;到了秋季，工商业需款组织货源夕这时钱庄就要收回放款，以支持工商业。所以说典当是“春当秋赎”，而钱庄则是“春放秋收”正好互相调剂，充分发挥资金营运作用。
四、南通典当简况
南通的典当，抗战前共有五家，其中除“三泰”、“源大”两家停业已久，而“万隆”规模较小，对这几家典当的情况，知道的人不多，虽然走访了不少业中的老前辈，也未能提供多少资料，仅了解“源大”原来是李鸿章所开，后来关闭，房屋产权(包括生财)全部归了交通银行，该行又卖给了梁缙卿。这里仅把“洽泰”“通济”两家典当简况介绍如下:
1。洽泰典当
该当原来是盛宣怀创办的，原名“和康典当”，地点在东吊桥(即现在的友谊桥)之东。后因创办人家道中落，拟将该当盘出，由该当管事许廉甫出面，盘点与徐家，徐家与姚家有亲戚关系，又拉姚家入股，许某自认一股。这样，这家典当就由徐、姚、许三家盘进夕盘进以后，更名为“洽泰典当”由许廉甫任“管事”，姚炳煌任“管钱”。资本金额大约三、四万元。其中徐家股本最多，姚家次之、许家最少。抗日战争期间，全部财产被日冠焚毁，荡然无存，损失甚大。
2。通济典当
该当是一位安徽人姓刘的独资所创。刘姓资力雄厚夕在通如一带，曾先后开了五六处典当。抗日战争期间，除南通城区的“通济”典当外，其余全被日军焚毁，刘姓鉴于经营之前损失惨重，对仅余的“通济典当”，也无意经营。但徽帮典当按祖传惯例，只许过户盘出，不许停业关闭。于是刘姓乃挽人介绍以一万五千元将全部资产点给吴蓂阶、闵仲辉等十三个股东，他们接盘以后，召开股东会，公推吴蓂阶为董事长，闵仲辉为经理，徐月波为副理。更名为“通和兴典当”，继续对外营业。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典户到期满赎当时，收回的钞票，所值甚微，因而资金日细，无法继续营业。致使在职人员的生活亦难以维持下去，不得已乃改营堆栈业务。因物价不稳，货币贬值，故堆栈业务颇为兴盛。这样从堆栈的栈租收入，维持典当人员的生活，才渡过难关。在日寇投降前夕，堆栈中尚有五十多户的栈存棉花。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来通接管，又把这五十多户找存棉花全部查封，经多次交涉，始同意开封，将栈存货物分别通知存户提清。这时对堆栈业务是否继续经营，经提交股东会讨论后，一致主张继续经营，并进行改组。不久，南通解放，乃宣告清理，通知典户凭“当票”取回抵押品，不收回当本。清理结束后，所有资产交由南通市土产公司接管。南通的典当，至此已无一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