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永远是争论话题，简化字是否割裂文化传承？繁体字是否更易辨识？是不是汉字大的特性让它无法简化为拼音文字？其实，早在唐朝，拼音化汉字就已经存在，而且使用上效果不错。
文/郑子宁 minus273
来源：大象公社微信公众号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提出要从文化传承角度适度恢复繁体字，理由看似非常有道理——繁体字更有文化内涵，如“親”、“愛”等，分别有“见”和“心”，意蕴深长，优于简体字版本。
这不是部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第一次在两会中出现。2008年，全国政协委员宋祖英、黄宏、郁钧剑等名人就曾经联名提出恢复繁体字，认为繁体字是中国的根，为了文化传承，就算不使用也要认识。
冯小刚提案和宋祖英提案相当具有代表性，分别从使用功能和文化传承的方面力陈繁体字的优越性。
实际上，简体还是繁体的功能性差别影响非常细微，根本谈不上取代与否，历史上甲骨文、金文、篆文到隶书、楷书，它们并没有功能性上的本质差别。
真正有杀伤力的讨论，是彻底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个争论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并在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前后达到高潮。
汉语拼音化功能性上的反对声浪中，同音字多可能是最有道理的一个，这也是汉字体系区别于拼音文字的重要特点。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字体系为拼音文字，汉字是主流文字体系中唯一一种没有演化为拼音文字的。
简化方案若纯用拼音，容易导致歧义。它甚至能造成现实经济损失——韩国修建京釜高铁时，由于“防水”“放水”读音相同，均为“방수（bangsu）”不标汉字的情况下工人误把水泥上的防水字样当成了放水，导致大量混凝土枕木龟裂。
更有人喜欢引用赵元任教授的游戏之作《施氏食狮史》来讲述拼音化的不可行：
表面上看，汉语的同音字确实很多。光是一个yi的音节，就有几百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如果使用拼音，意义、异议、熠熠、意译、翼翼就全都变成一个写法了，确实会引起很大的不便，似乎汉字的地位无可取代。
不过，现代人的争论常常早已在历史上完成了证明。
用不同的拼音文字来书写汉语早已有之，它们都有不错的使用效果。现今最早用大段拼音文字记录汉语的可能当属唐朝用藏文拼写的汉语。
这个案例就发生在吐蕃与唐朝交界处——就是历史教科书常常盛赞“和同为一家”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时期。
吐蕃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帝国。其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远非后来的西藏可比。极盛期，吐蕃北进控制塔里木盆地，东边频频侵扰唐朝，并于公元763年一度攻陷长安，唐朝被迫请回鹘帮忙，才把吐蕃赶了回去。
河西走廊就长期被吐蕃盘踞，从公元781年开始到公元848年，直到归义军兴起才摆脱了吐蕃的桎梏。
众所周知，河西走廊从古代开始就是讲汉语的地方，但吐蕃百余年的统治相当程度上藏化了当地汉人。甚至诗人司空图有“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感慨。
敦煌为河西走廊文化中心。由于吐蕃腹地文化水平较低，吐蕃攻陷敦煌后借汉人善造纸的技能，建立抄经所，强迫汉人用藏文抄经，敦煌成为藏文经卷的主要传抄地，当地汉人也多通藏文。
这其实就是一种汉字拼音化的改造。
藏文字母不仅限于这种短文，颇多较长的文本也用藏文字母拼写。譬如出土的一段藏文字母拼写，即为一首名为《游江乐》的民歌的全文。
尤为有趣的是，这篇文本写成的年代已是归义军时期，文本正面即为汉文抄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说明敦煌汉人并不觉得汉文相对藏文就特别好用——虽然官方恢复了汉文的使用，需要在正面来应对，但这不妨碍他们继续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
这个改造的例子延续时间有限，随着河西走廊慢慢摆脱吐蕃影响，藏文写汉语的做法也渐渐消亡。
但是，唐朝敦煌的特殊拼法，也有其区别于现代汉语的原因。当时敦煌方言的语音较为复杂，同音字较少，拼音使用因此有更高的识别度。
中古以后，汉语的语音体系剧烈简化，同音现象骤增。如此一来，是不是就一定得要依赖汉字来消除歧义了呢？
其实不然。近现代时期，也仍然有用其他书写形式书写的汉语，不依赖汉字的情况下，不仅满足了基本交际需求，还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复杂的文学作品。
元明清时期，中国整体文盲率高企，尤其是在远离文化中心的西北地区。但是，生活中总有对书面语的要求，如学习、通信等。西北某些回族人为了克服不识文字带来的不便，取材阿拉伯字母，创制出了一种被称为“小儿锦”的文字。
小儿锦也称小儿经，大体上，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当地汉语。由于地域和个人差异，拼写法上往往也稍有不同。
问题是，阿拉伯字母本身在表示声调方面乏善可陈。幸好，西北陕甘地区的汉语音系本就相当简单，并未造成严重不便。
而在同治之后，陕甘地区一部分回族人迁居中亚。他们被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为“东干人”，他们说的汉语也就成了所谓“东干语”。
东干人借用了一种更强大的势力，让他们比前辈们更进一步。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通汉字，在20世纪初，苏联伸出了双手，为他们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实质上就是一种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汉语。
这两种文字都较为忠实地记录口语。由于不标声调，也存在类似小儿锦的弊端。但它们创造性的选择了不少解决方法。
——口语中遇到歧义的情况时，往往会以其他词汇替代，虽然有时会造成书写文字和口语的差异。例如文字上很少有人会避免使用“期终”，但在口语中则颇有些人会说“期末”以避免和“期中”相混淆。
小儿锦和东干文靠记录口语避免了严重歧义现象。这能应付日常生活的交流，但他们不局限于此，还创造出新文字基础上的全新文学形式。
由于距离较远，汉语文化中雅正的诗词歌赋，对于他们较为陌生，而且不指望科举功名，也并无需求。他们的文学和自己的生活更贴近，富有族群特征，这种差异让汉族人可能难以理解。
东干文学长什么样呢？下面引一首东干文豪亚西尔•十娃子（Ясыр Шывазы）的诗歌：
Бый хўтер【白蝴蝶儿】
Тэйон җошон, бый хўтер, 【太阳照上，白蝴蝶儿】
Ни тэ гощин.【你太高兴】。
Ни лян җин гуон фадини, 【你连金光耍的呢】
Чиди чун фын. 【骑的春风】
Йисыр ни до тяншонли, 【一时你到天上了】
Зущён бый юн.【走向白云】
Йисыр зу до хуайүанли. 【一时走到花园里】
Ба щян хуар вын. 【把鲜花儿闻】
Җяр хуардини, вә канди, 【拣花儿的你，我看的】
Ниди щин го. 【你的心高】
Дусы ниди да хуайүан, 【都是你的大花园】
Ни ющир луә. 【你有心儿落】
Ни лян хун хуар фадини, 【你连红花儿耍的呢】
Тэёнйибан. 【太阳一般】
Дын нидини мо җүхуар. 【等你的呢毛菊花儿】
Щүәбый модан… 【雪白牡丹】
Нисы чунтян, гуон зоди 【你是春天，光找的】
Хуар кэди вон. 【花儿开的旺】
Зун луәбудо, хўтер-а, 【总落不到，蝴蝶儿啊】
Җин фуершон. 【金树叶儿上】
以当下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看，这首所谓的诗陋俗不堪。但是文学根植于语言使用者的环境之中，东干人只是语言上选择了汉语，他们的习俗、环境迥异于中原，文学的理解自然也相当不同，他们看来这真的是一首好诗。
当然，历史上的案例对当下争论的借鉴意义有限。虽然汉字在功能性上曾成功被取代，对汉字体系的彻底放弃却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文化断层。
大象公会《国父与鸟类学》一文也提到这样的案例——土耳其语言改革导致新旧土耳其文化明显裂痕。
但繁简的区别似乎到不了如此大的地步。
对于一个熟悉简体字的中国人来说，从识简到识繁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八十到九十年代大量盗版音像产品片源来自港台，并没有太多人抱怨片子的繁体字幕看不懂。
恢复繁体字对接续传统的有效性更是值得仔细考虑。就算以繁体字进行基础教育，也未必就能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按照恢复者的逻辑，甲骨文一定是要普及了，否则自绝于五千年历史的祖国。
真正的差别在于对古文体系的理解。无论是用简体、还是用繁体，未受过高度的文言文阅读教育都无法理解。并不会让普通人突然学会繁体字，就摇身一变，成了龙的传人。
当下，简体字在中国已经全面铺开，擅动文字体系的益处相当有限，而且有很大可能造成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如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文，建国以后就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再改回老文字，近年又有和新一套的拉丁文字并行的声音。几番更改制造出了大批的文盲，其造成的社会成本不言而喻。
但是，作为中国自隶定以来几千年稳定使用的传统文字，社会不妨对繁体字多点宽容，在非官方的场合对使用繁体字（如店招等）的限制可以放宽。
至于和港台乃至韩国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接轨的问题，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将并（並併）后（后後）等简繁一对多的情况加以小范围的校正，以使简体繁体能够建立固定的一对一关系。如此一来，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无论简体繁体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互相转化。
不过，东干人等案例也给了我们一个基本启示：无论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功能性上并非不可替代。实用角度上来说，即使拼音文字改造，也总能有合适的替代品出现。
但文字的使用从来都不是规划的作品，它镶嵌在使用者的具体环境中。汉字能不能有简化字，可不可以简化为拼音文字的讨论，或许本就不适合提案的方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