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
作者：庄初升
节选自：庄初升(2017).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言.2017(2).pp.247-255
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方言就是他们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他们的母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言与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濒危汉语方言是语言生活中的弱势方言。对于其母语者而言，濒危汉语方言就是濒危语言；对于语言学工作者而言，濒危汉语方言问题就是濒危语言问题。因此必须站在全球语言濒危的角度来看待濒危汉语方言现象。
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
如上所述，濒危汉语方言都是语言生活中的弱势方言，其使用者都是母语者。最终走向消亡的濒危汉语方言，其原来的使用者会转用强势方言或普通话，濒危汉语方言会被强势方言或普通话替换。这就是“语言替换”和“语言转用”，是随着不同语言集团的接触和融合，一个语言集团的全体或部分成员放弃使用本集团语言而转用另一集团语言的现象。语言替换或转用不彻底的，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濒危；替换或转用彻底的，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消亡。语言替换／语言转用会经过一个濒危语言／方言与强势语言／方言的双语言／双方言并存并用的阶段。双方言产生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言在地理上的接触。李如龙、万波(1992)指出福建省境内有两种双方言现象，即方言岛内形成的双方言和不同方言区的结合部形成的双方言。庄初升(1995)进一步指出，方言接触产生双方言现象，从地理类型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方言区／片交接地带的方言接触，双方居民如果既不是借助普通话的媒介也不是借助方言的渐变过渡，那么双方言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过渡形式；二是方言岛与包围方言的方言接触，“岛民”们从使用岛方言到改用包围方言，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过一个双方言并存使用的过渡阶段。上述有关双方言的研究成果，都强调双方言交际模式下弱势方言走向消亡的趋势，但是当时都尚未上升到语言濒危、语言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高度去认识。
陈保亚(2006)提到“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的概念，他认为产生群体母方言转换大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两个相互接触的方言通常不直接对话，其中某个群体出现双方言现象，形成方言的层阶；二是低阶方言分布在和源方言失去联系的方言岛。但近年的调查发现，可以直接对话的两种强、弱势方言，不一定会形成双方言现象，而弱势方言照样难逃濒危的厄运。如贵州安顺屯堡方言岛，是明代“调北征南”及“卫所”制度的产物，至今与周边的安顺话同属西南官话，彼此交流并没有困难，因此基本上没有产生双方言现象(吴伟军2010)。
曹志耘(2001：8)指出在汉语方言中主要有“突变型”和“渐变型”两类濒危方言。他说：“突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变化消亡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还要经过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的过渡阶段。……渐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演变。”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一般来说，弱势方言被淘汰，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建议把“突变型”改称“替换型”。“渐变型”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濒危类型，以往关注得不够，今后应加以重视。渐变型的弱势方言不是被强势方言所取代，而是在语言特征上逐渐向强势方言靠拢，最终有可能演变成带有弱势方言“底层”成分的强势方言，其本质是语言系统的衰退、变化，这个概念若是改称“蜕变型”似乎较为贴切。
下面举几个“蜕变型”的实例。闽西北邵武、光泽一带的方言自两宋以后逐渐从闽语中分离出来，今天已经蜕变为赣语。李如龙、陈章太(1991：220)说：“从魏晋到唐五代的100多年间，这里和闽北方言分布的地域同属于‘建安郡一建州’，这就是闽西北七县方言和闽北方言存在着不少共同特点的历史基础。后来，分立邵武军～邵武府和南剑州一延平府之后，近1000年的社会生活又决定了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的西北片和顺昌、将乐、明溪的东南片之间造成明显的差异，前者有更多的赣方言特点，后者有更多的闽方言特点。……在原邵武府属四县，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记得本家族从江西迁来几代人了。先后的移民和现实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使得赣方言对这一带方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的话已经质变为客赣方言。”万波、张双庆(2006)从声母角度论证宋代以来邵武方言由闽语转变为赣语的过程，并根据历史人口和移民资料，推测这一演变过程的完成当在明代永乐初年(1403)之后。再如湘西凤凰县沱江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已经全部清化，清化后今读逢塞音、塞擦音时平声不论文白读一律送气；仄声则白读送气，文读不送气。该方言的声调也有文白读两套系统，白读层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四声八调格局，与周边的西南官话迥异，是较早的声调层次；文读层在调类、调值和古今调类对应等方面与周边的西南官话一致(邹晓玲2016)。结合历史移民和地理环境，可以认为沱江方言的白读层乃是明清之际随移民进入凤凰的早期赣语的特征；而文读层则来自西南官话晚近的影响。整体而言，沱江方言已经从赣语蜕变为西南官话，只是还保留了赣语的一些“底层”成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原先的早期赣语已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濒危甚至消亡。又如广东省东莞市的横沥方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白读层一般都送气，文读层平、上送气而去、入不送气；古全浊上字白读层归阴平，旧文读层归阴去，新文读层归阳去；古次浊上声白读层归阴平，旧文读层归阴去，新文读层归上声；古清人字中在广州方言中读上阴入者一般也读上阴人，读下阴人者则白读层读上阴入，文读层读下阴入。横沥方言的白读层显然不符合珠江三角洲粤语的特点，而与惠州的客家方言相同或相近，应属客家方言的“底层”成分；文读层与邻近同属东莞市的东坑、茶山等地的粤语相同或相近，应该是粤语强大的影响力“覆盖”上去的特点。可以推测横沥以及以东的谢岗、桥头、企石等地原本与惠州客家方言连为一体，但由于唐宋以来东莞多属广州管辖，横沥等地的方言受到粤语强有力的影响、渗透，逐渐蜕变为不太典型的东莞粤语。有意思的是，横沥的旧文读层对应于东坑、茶山等地粤语的白读层，而新文读层则对应于东坑、茶山的文读层。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普通话已经基本普及，乡村方言纷纷式微，这是新时期濒危汉语方言的新类型。曹志耘(2014：208—209)以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岩下村为例，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少年儿童已拥有流利的普通话水平，并且在母方言环境中(本村内，特别是在小伙伴之问)大量使用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呈双语转换状态。与此同时，他们的方言知识和能力(例如词汇量)比起长辈来已出现明显退化。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在这个村子里，普通话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方言的势力将逐渐萎缩。而如果这里也发生撤村‘上楼’的城镇化运动，在本村已沿袭千年之久的方言预计将在短时间内‘猝亡’。”
结语
不论是语言还是方言，都不仅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它们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各地人民知识、经验的总和，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家园。濒危汉语方言如最终消亡，既是我国不可再生的语言资源的流失，也是人类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汉语方言学者除了通过各种媒体和其他途径进行大力宣传，一般只能在濒危汉语方言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方面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濒危汉语方言的保护，说到底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并非方言学者所能独立担当。方言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提供学理支撑，而各级政府要通过程序把各地的濒危汉语方言按照轻重缓急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这样才能使得保护工作有章可循，走上科学有序的正轨。濒危语言也好，濒危汉语方言也好，其抢救性、存活式保护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像一般的非遗项目通过鼓励、资助代表性传承人而使之得到传承，而需要全社会迅速凝聚共识，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努力探讨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创造条件使之列入各级非遗名录是“万事开题难”的头一项工作。在目前形势下，只有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地方言学者发挥引导作用，各种濒危方言的母语者作为濒危方言保护主体才能真正行动起来，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产生持久的功效，以挽救或延长濒危汉语方言的寿命。
